转帖概述一则

下转引自赵荣著《中国地理学史》——上篇第三

三、《读史方舆纪要》

　　清初，在地理学领域里，出现了一批能够通达古今之变，为政事、为军事、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重要著作。侯仁之在回顾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曾经指出：“其中比较晚出而有代表性的系统著作，当推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①
　　《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传世之作。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他出生在常熟，又自署常熟人。后迁居无锡城东宛溪，学者又称他宛溪先生。顾祖禹生于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享年61岁。幼年时，聪颖好学，背诵经史如流水。少年时，纵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成年后，熟谙经史，博学多识。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躬耕于虞山之野，生活非常穷困。他授课糊口，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生活，而不肯随波逐流，求名于时。其父柔谦是一位心怀亡国之痛的绩学遗老，临终遗言说：“及于之身而四海陆沉，九洲沸腾……嗟乎园陵宫阙、城廓山川俨然在望，而十五国幅员（指明2京13布政使司）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仿，能无悼叹呼？余死，汝其志之。”②顾祖禹秉承父命，从顺治十六年起，一面教书，一面撰写《纪要》。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藩起兵，祖禹弃家入闽，投效耿精忠，参加反清复明的军事斗争。三藩兵败，祖禹回归家乡，重操旧业，继续撰写《纪要》。其后，虽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但他坚守民族气节，不受清朝一官一职。他一生中的全部精力，皆贯于著述《纪要》之中，从29岁起，至50岁止，经过20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
　　顾祖禹编撰此书，怀有明确宗旨和无限隐痛。他痛心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因而最后遭致亡国。他说：“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③。作者对此书寄托很大的希望，希望它有助于反清复明的大业。他在这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历史事迹，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很像是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进行论证。张之洞说：“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①梁启超说：“景范此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推论得失成败之故，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②又说：“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③这些评论虽有偏颇之处，但也说出了一定的道理。
　　《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有所不同。《自序》云：“禹之为是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⑦故其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赋则为其所轻。
　　全书排列的次序，“首以历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疑脱江南），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胳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观之义与”①。
　　分卷情况如下：
　　卷一至卷九历代州域形势
　　卷一十至卷一八直隶
　　卷一九至卷二九江南
　　卷三十至卷三八山东
　　卷三九至卷四五山西
　　卷四六至卷五一河南
　　卷五二至卷六五陕西
　　卷六六至卷七四四川
　　卷七五至卷八二湖广
　　卷八三至卷八八江西
　　卷八九至卷九四浙江
　　卷九五至卷九九福建
　　卷一百至卷一百五广东
　　卷一百六至卷一一二广西
　　卷一一三至卷一一九云南
　　卷一百二十至卷一二三贵州
　　卷一二四至卷一二九川渎异同
　　卷一百三十分野
　　《纪要》体大思精，组织严整明晰，论说颇多独到之处，在古今地理著作中罕有其匹。该书《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是最有特色的部分，写得十分精彩，几乎每篇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在记述舆地方面，纲目极为分明，2京13布政使司下，按府州县分叙四至八到、历代沿革，各县载有编户里数，并山川、关、城镇、古迹、驿站等内容，有关史事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类似的地理著作完整保存下来的不多，能够与其相媲美的更少，故《纪要》素有海内奇书之称。
　　与其它舆地著作相比，《纪要》具有鲜明的特色：
　　（1）军事地理的色彩非常浓厚。《纪要》叙述疆域政区和山川形胜，皆从历史上穷本溯源地备述其军事价值。顾祖禹很重视各地的攻守利害，他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之于兵，如养生者必籍于饮食，远行者必资于舟车”，必须“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①。因此，他结合历代军事，精辟分析了各地区的山川形势和军事地位。他分析直隶形势说：“直隶雄峙东北，关山阻险，所以隔阂奚戎，藩屏中夏。说者曰：‘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又云：“文皇起自幽燕，尊涿鹿而抚轩辕之坂，勒擒狐而空老上之庭。前襟漕河，北枕大漠。川归毂走，开三面以来八表之梯航，奋武揆文，执长策以扼九州之吭背。秦晋为之唇齿而斥堠无惊，江淮贡其囷输而资储有备。鱼盐枣粟，多于瀛海碣石之间，突骑折冲，近在上谷渔阳之境，修耕屯而塘泊之利可兴，振师干而开宁之疆在握，此真抚御六合之宏观也。然而居庸当陵寝之旁，古北在肘掖之下，渝关一线为辽海之咽喉，紫荆片垒系燕云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三二百里之外，藩篱疏薄，肩背单寒，老成谋国者，早已切切忧之。”②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他分析徐州形势说：“州冈峦环合，汴泗交流，北走齐鲁，西通梁宋，自昔要害地也。”③又引证东吴吕蒙、南朝王元漠、唐李泌、宋苏轼、元胡三省诸家议论，阐明徐州得失对于全局的利害关系，指出徐州为南北襟要，资储重地，经营天下，绝不可以“彭城为后”④。类似论述，比比皆是。该书对江南、陕西、河南等地的分析，也很有见地；对四川、湖广、两广的研究，更是言有所指。说《纪要》是研究军事史和军事地理的空前巨著，是毫不过誉的。梁启超认为：“今日海陆交通情况，迥异三百年前，其书自强半不适于用，然国内战争一日未绝迹，则此书价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⑤
　　（2）人地关系的辩证思想较为突出。《纪要》虽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但顾祖禹在总叙中却不厌其详地说明“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的道理，反复论证无论何等天险地利，都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在评判战争胜负原因时，他指出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他说：“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脑中，生死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所任。”接着又说：“虽然攻守万端，巧拙异用，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而已矣。”①他在论说历代建都时，也批判了那种地势险固决定一切的观点。他认为：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适合建都，彼时不定适合建都；是否适合建都，不仅看形胜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生产是否发达，交通是否方便；建都何处，取决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形胜未可全恃”。他的这些军事思想和辩证观点是很先进的。
　　（3）经世致用的思想贯串全书。《纪要》注重经世致用，对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尤为重视。明嘉靖以后，河患颇为严重，顾祖禹非常关切黄河的治理。他认为：“河之患，萌于周季，而浸淫于汉，横溃于宋。自宋以来，淮、济南北数千里间，岌岌乎皆有其鱼之惧也。禹贡不生，河患未已，国计民生，靡所止定矣。”②为此，他在《纪要》中辑录了大量前人治水的主张，留给后人作借鉴，他赞赏潘季驯的治河方针，指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①因而引证潘季驯的言论尤多。顾祖禹对漕运也很重视，他认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那种为了保运而置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他为民请命，大声疾呼：“淮、济诸州之民何罪，而尽委之谿壑乎。”②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对于治河通运很有参考价值。
　　有明一代，苏松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较快。顾祖禹阐述苏州经济在全国的地位说：“苏州枕江而依湖，食海王之饶，拥土膏之利，民殷物繁，田赋所出，吴郡常书上上。说者曰：吴郡之于天下，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脑腹也，门户多虞而府库无恙，不可谓之穷；四肢多病而脑腹尤充，未可谓之困。盖五代以后，东南之财力，西北之甲兵，并能争雄于天下”。③他对于转漕城镇的冲要地位也十分重视，如论述扬州说：“都燕之后，转输特重”④，“十三年（公元1415年），会通河成，海运始废，自是除河南、山东、两淮诸处运米各由近道达北京外，其浙西漕粟凡一百六十五万余石，皆自瓜州坝以达于扬州；上江及江西、湖广漕粟凡八十八万余石，皆自仪征坝以达于扬州，扬州盖东南漕粟之咽喉矣。”⑤他论及淮安说：“今岁漕数百万石，咸取道于淮安，哽咽或生，则京师有立槁之虑。”⑥此外，该书关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有详细的记载。所以《纪要》又是研究经济史和经济地理的必读之书。
　　（4）研究方法与著述体裁别具一格。治史与研究舆地的关系十分密切，若没有地域概念，不能将古今史事按之于舆图，不能在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上向读者作明确的交待，则所作研究终有缺憾，未臻完美。顾氏将研究史事与研究方舆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使史事成为研究舆地的向导，又使舆地成为研究历史的图籍。是书每省首冠以总叙一篇，论其地在历史上关系最重要之诸点，次则叙疆域沿革、山川险要，务使全省形势了然。每府亦仿此，而所论更分析详密。每县则记辖境内主要之山川关隘、桥梁及故城等。记述史事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十分清楚，为以往史学著作所不及。全书的体裁亦严整明晰，其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全书脉络连贯，条理清楚，主次分明，次序井然，在古今著作中罕有其匹。梁启超评价说：“专就研究方法及著述体裁上评价，则在今日以前之地理书，吾终以此编为巨擘。”①
　　为了撰著《纪要》，顾祖禹参考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他自己说，其所著之《纪要》，“六经而外，左、国、史、汉皆有诠释，古人散逸之书，见于古人援引者为多，是书悉为搜讨，至杜、郑、马三家之书，其言方舆，皆资采取，而杜氏尤长，王厚斋《玉海》一书中所称引，类多精确；而《通释》一种，为功于《通鉴》甚巨，胡身之从而益畅其说，搜剔几无余蕴，余尤所服膺，故采辑尤备。”①可见他搜集资料之多，采辑之广。顾祖禹也做过一些实地考察和调查，凡舟车所经之地，“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众客谈论，考核异同”②。但他考察和调查过的地方毕竟有限，只是“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③。他编撰此书，主要依靠在书斋内收集整理资料，进行严密考订。由于他治学严谨，所用材料皆经过反复选择和仔细审订，因而准确性较高，错误较少。韩子儒家居云南，出入黔蜀间20余年，熟知其中山川道里，而顾祖禹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其所举黔蜀地名，所论攻守奇正，即使荒辟幽仄之处，也犹如亲历其地，韩子儒读《纪要》后，大为敬佩。魏僖亦盛赞此奇书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④。汪士铎称此书“为地理学空前绝后之作，可与郦氏称二大家。”⑤江藩认为：“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⑥
　　《纪要》虽是顾祖禹个人的撰著，但他凭借渊博的学识和艰苦的劳动，仍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该书内容之丰富，地名之齐全，考订之精详，结构之严密，既胜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也超过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和《明一统志》，即使与此后集众家之手官修的《清一统志》相比，也各有千秋，毫不逊色。该书纠正史书中沿袭相传的错误较多，如西汉长安西南的昆明池，本来是仿照昆明国洱海开凿的，晋代臣瓒在《汉书音义》中将洱海误作滇池，此后以讹传讹，误传1000多年，直到顾祖禹写《纪要》，才将二者关系搞清楚。它的许多研究成果，曾被《清一统志》所采用。迄今为止，《纪要》仍为研究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之一。
　　《纪要》贯通古今史地，辩论形势险要，诚为千古绝作，然而也有不足之处。刘继庄指出：《纪要》“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需历练也。”①顾氏自论其书，亦云：“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言：“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愦愦焉。则见闻与传闻异辞者不可胜数也。”这种不足显然与顾氏著书缺少实地调查有关。《纪要》虽视他书赅博，于明代史志尤其熟悉，然亦不能无误。清嘉庆间许鸿磐（云峤）著有《方舆纪要考证》一书，辨证顾氏舛漏甚多，惜今已佚。其他清代学者如全祖望②、杨椿等均指证其错误多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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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侯仁之：“《历史地理》发刊词”，载《历史地理》创刊号。
　　②《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一。
　　③《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①侯仁之：“《历史地理》发刊词”，载《历史地理》创刊号。
　　②《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一。
　　③《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⑦《读史方舆纪要·序》。
　　①《读史方舆纪要·凡例》。
　　①《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②《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③《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
　　④《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①《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②《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①《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六。
　　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五。
　　③《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
　　④《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
　　⑤《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九。
　　⑥《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二。
　　①《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六。
　　①《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序》。
　　②《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
　　③同上。
　　④《读史方舆纪要·魏序》。
　　⑤《汪梅村先生集》卷九《肇域志跋》。
　　⑥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十一。
　　①《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序》。
　　②《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
　　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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