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的原文摘录

  • 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思想家对知识分子所持的论点,在后来基本上是延续未变,并且形成国家政策。任何一种有关中共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中,都很清楚指出,虽然中共领导人承认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动力之一,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对待基本上是不行的。在不行中仍然有起有落,知识分子有过两个“春天”,但也有无数的压抑,中共领导人们有的傾向压抑“戴眼镜的”(如李立三、张国焘等),有的持较宽大的态度(如周恩来、邓小平等),但是无论宽严,其理想仍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宣示,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而所谓“改造”,就是改造成工农阶级的一部分。 只要稍一阅读相关的文件,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想为知识分子争取比较宽大待遇的,就反复论证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的一部分了。如1950年,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说当时全国二百多万知识分子中,大多数属于“职员”,而“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周恩来于1956年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中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部分”,邓小平在1977年至1978年所主持的一系列会议,反复论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了1983年,胡耀邦也是借着宣告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提高知识分子之待遇。凡是要打压知识分子的时候,则每每要从各方面阐释知识分子仍不能算是属于工人阶级,譬如毛泽东在1957年7月9日的上海干部会议上有名的讲话,强调知识分子不是工农的同盟兄弟,而是工人、农民请来做服务工作的,要听工农使唤。 不管是要整知识分子或善待知识分子,在理念的展现上,仍然与“四民皆工”或“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的想法相一致,足见它早已由早期的思想讨论变成为国家政策。使书人自已造自己的反,自己贬低自己,其后果当然是很明显的;自贬久了,统治者就要把你彻底踩在地上了。读书人既然这么贬低自己,统治者... (查看原文)
    🧊 2赞 2019-12-11 09:30:58
    —— 引自章节: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
  • 在 章氏看来,因为国粹是以历史记忆为主,而历史记忆是不分好坏的,凡事已成过去的,即是记忆的一部分,值得珍惜,所以他一再强调,他不是提倡学习过去,讲国粹不一定要照着去实践。用“保存一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的标准看,则凡属于记忆的便值得保存 (查看原文)
    不羁的帅哥 1赞 2012-03-19 17:54:33
    —— 引自第90页
  • “过去”在现实上并不存在,但是在清朝末年关于未来国家建构的论辩,尤其是“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中,“过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最后是革命派胜利。这批革命志士已不再像清朝政权正式取得汉族士大夫的信仰之后的世世代代,把所谓“国”和满族政权视为一体。“国”与当今朝廷这两百多年无人质疑的统一体分裂开来,而在促使二者分裂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现代国家观念使得人们不再认为“国”就是朝廷,梁启超在晚清提倡的国家思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此同时,清朝后期逐步返回的历史记忆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以深衣下葬究竟代表什么意义?第一是表示他想接上儒家古典的传统。第二层是想籍此表示他死时不与新朝合作,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不过,何以穿深衣即有此象征意义呢?因为穿深衣就可以不必穿清代的章服入殓了。所以穿深衣是他对新朝最后说“不”的一种方式。 如果章太炎对他家族以深衣葬的传统没有夸张,则太炎后来成为反清革命最坚强的倡导者,实是三种力量混合而造成的:第一是清代历史中一股不与现实政权合作的潜流,第二是历史记忆的复活,第三是中国现代世界的挫折。 晚清的思想动向未走体制内改革的路子,未像日本走君主立宪,而是直接走向革命,这一个跳跃性的发展,原因当然非常复杂,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就是一个要素。不过,在其隐微之处也与“国”不再与当前的统治者为一体有关,尤其是在决定国家建构最为关键的几次辩论中,革命派常援过去的历史去压服君宪派。 ……但复古毕竟不合适宜,而且原来的复古行动政治性很强。在革命成功后,复古的热情很快消失了,钱玄同的深衣也只穿了几天。 总之,历史记忆的复活使得人们把“国”与当今的朝廷分开,所以拒绝体制内变革。重塑传统的结果,也使得人们相信君主制的传统与真正的“国学”不是同一物。所以国粹既是一个i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一个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是一历史记忆复返,也是选择性遗忘... (查看原文)
    坐忘 2012-12-18 12:17:39
    —— 引自章节: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
  • 毛泽东与所有现代人物必然是要引许多古书的,而且可以找到愈来愈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受到传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不过,在他们形成自己的思想后,他们与先前各种思想来源的关系便是结构因果关系,这些成分与他们的行为并不必然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所以并不是毛泽东的思想中有某种成分,后来便有相应的表现。传统的成分毋宁是融化到一个新结构中去,整体的每一个部分无非是整体的本质的表现,而新结构的总体直接呈现在它的每一部分中,并且可以从它的每一个部分中被推断出来。 (查看原文)
    殿前不检点 1赞 2014-05-17 16:24:43
    —— 引自第159页
  • 考证学有一个共喻的前提:当儒家经典的原义以及制度器数的原貌被重构后,圣人的理想便可以付诸实行。 (查看原文)
    不羁的帅哥 2012-03-19 07:17:00
    —— 引自第16页
  • 义理并非都能从历史事实上对到出来。譬如,人民并不能从三代制度中推出“钦”、“明”、“安”、“恭”、“让”、“慎”、“诚”、“忠”、“恕”等道理。 (查看原文)
    不羁的帅哥 2012-03-19 07:42:47
    —— 引自第33页
  • 中国知识分子在解释经典时,常为了经世的要求,刻意与时代寻求关联,最后竟至严重扭曲历史的客观性。 (查看原文)
    不羁的帅哥 2012-03-20 08:24:40
    —— 引自第95页
  • 刘少奇早年在延安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大量引用传统儒家道德修养的思想及方法,作为培养优秀共产党员的资具。如他提倡儒家的“慎独”,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要求党员安心做一个好工具,不必问方向或者其他终极问题,应该“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那么,在党和主义之前,伦理道德及传统做人道理只是锻造一件好工具的资源而已。 (查看原文)
    不羁的帅哥 2012-03-20 19:39:53
    —— 引自第146页
  • 在近代中国,评判一个知识分子时,总先问他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判定思想之价值时,也只问这是不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却不问这个理想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实际结果是什么。这是近代中国许多灾难的一条线索。 (查看原文)
    不羁的帅哥 2012-03-20 22:56:40
    —— 引自第219页
  • “……在一个礼教秩序及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时代,这些境遇通常压在社会及意识的最底层,即使爆发出来,也马上被文化、政治或法律法规扑灭,像旋起旋灭的泡沫。但是当礼教及政治秩序松动,而旧礼教与纲常的建制性凭借逐渐消失之时,那些可能是千年以来无时不有的生活境遇,,却可能从社会及意识的底层解放出来,形成反思性的言论,并汇聚点滴成为江河。一旦蛰伏的点滴形成思潮,走到舞台的中央,它又像一个“乾坤袋”般,把各地零星的力量吸纳进去。新思潮一旦成了气候,它便像是一定保护伞,为人正当化了许许多多的行动;它也提供了一套语言,使得原先不知如何说,也不知如何解释的生活经验有了一套反思性的说辞。新思潮甚至也提供了新思路,使得反传统成为社会名利的敲门砖。此后,不一定是理想,而可能是人们的自私自利,使某些思想扩大渲染,蔚为风潮。……” (查看原文)
    fenglong88 2012-04-13 08:07:43
    —— 引自第270页
  • 1969年中山大学的一份“形势报告”中有一段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最后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极为重要之原始资料——“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陆键东表示,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中,用了这样的评语,陈寅恪是唯一一人。如果这份“形势报告”多少可信,那么陈寅恪则是到死都不愿调和“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与紧张 (查看原文)
    馬刀※你怎麼看 2012-09-04 23:22:51
    —— 引自第494页
  • 与太谷学派时代相近的学术主流今文经学的几位激烈分子,也是以寻求儒家经典背后“隐藏意义”为目标。这种想在经书不能动的字面背后寻找隐藏意义的做法,与时代变局太大,而传统经学权威太重,旧容器装不下新东西的困局有关。在考证学传统的覆压下,人们只能出之以寻找“内学”一途,好把圣人当初秘传下来的道理“解救”出来。而圣人的道理其实也就是他们独家的道理。 (查看原文)
    坐忘 2012-12-18 12:08:08
    —— 引自章节: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
  • 为了特尊孔子的地位,他(廖平)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来解决,主张诸子皆宗孔子。廖平说:“孔道恢宏如天如海,大而八荒之外,小而方里之间,巨细不遗。”在他看来“孔道”是无所不包、巨细不遗的。转个角度来说,“孔道”对诸子百家是不排斥的,非但不排斥,而且还有密切的源承关系。他很含蓄地说:“子家出孔圣之后,子部窃孔经之余。”廖平原是想说明孔子包容一切的伟大,但却造成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就是将原先被视为异端的诸子说成是孔门的“分枝同本”,“仅如兄弟之析居”。……廖平发表这些意见的原初意图是为了“奇伟尊严孔子”,结果是替诸子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廖平为了增强圣人之道的绝对性,主张它包含一切,但实际的结果却是使孔子的思想中不容许有任何违反诸子学的东西,将圣人之道降低到和过去认为是“异端”、“邪说”的诸子学并存的地步。 从康有为的文字中可以发现,当列强瓜分中国之局将成时,他心情非常之焦急。当时他的主要关怀是如何“保教”,也就是一方面保住中国,另一方面使孔学不致成为一门过时的、没有活力的学问。而在他看来,保住中国正是保住孔教的大前提,所以大力主张变法。但他所拟的强国之道是吸收西人之法。 在清末民初之际,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未能有效抵御西人,最关键原因是未能急速凝聚全国的每一分力量来应付空前的危局,而力量之所以无法动员,实因各种藩篱与隔阂太多,……这些藩篱与隔阂,包含星罗棋布于全国的家族宗法势力、森严的阶级区分、三纲五常的束缚、政府与民意严重的隔阂等等,因此打破上述种种“分别”相,使这个国家的所有基本分子相“通”,是这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要求。佛教破除分别与对待的学说在这时发挥了莫大的社会政治功能,不是没有理由的。谭嗣同思想中的破对待、破名分,冲决一切网罗,主要便是为了使“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而“通”的最具体表现即为平等。 (查看原文)
    坐忘 2012-12-18 15:48:22
    —— 引自章节:从传统到反传统
  • 《大学》中的诚意、正心、修身可以是“虚位”的,可以诚意、正心、修身于做一个儒家的信徒,也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或三民主义的信徒,或其他任何东西。分裂而不相联属的成分却可以借一个外在最高目标联结在一起,尤其是以最传统的“人格修养”作为完成救国救世理想之“手段”。 任公在谈“道”与“学”是否相矛盾这个明代理学争论不休的问题时,坚决主张两者是互补的,而“道”即是爱国。 他又特别主张要借心学以洞析人的心术,以甄别出貌似爱国而其心术隐微之中其实不然者。……而不管王学右派也好,左派也好,所有用得上的思想成分他都拣到一起,最终的目标:就是一个救国。 在心理武装上,毛泽东笃信“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中心”。这时阳明“心即理”的思想,他也笃信“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也;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这也是一个典型心学家的想法。他主张主观之道德律,主张“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尤其是豪杰之士的冲动应该被提升到与天理相等的价值。 但是这样一个奋发踔厉的人不是志在维护名教纲常,而是志在达到“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是志在“毁”现实世界,是“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 (查看原文)
    坐忘 2012-12-18 16:13:17
    —— 引自章节: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
  • 1896-1911年是译书的高峰,共有九百五十六本书被译成汉文,1912-1937年则有一千七百五十九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迻译过去的书只有十六本而已。这是一个近乎讽刺的悬殊比例。在这个时期,日本译介全世界各种语文著作的工作中,中文书籍所占的分量也急遽下降。在一份根据《明治文献目录》(1932)所做的分析中发现,它所列的一千四百七十二本从各种语言翻译过来的书籍中,只有三本是由中文翻译过来的。 新的词汇、新的概念工具,使得人们在理解及诠释他们的经验世界时,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想了解这一批从日本引入的词汇对后来中国的影响,那就得想像这批“概念工具”如果不曾在那个时代存在过,人们到底会这样构思为文。 这些新名词与新概念,成为人们日常语言中的一部分,逐渐改变了旧的思考范畴,而在许许多多方面造成了深微的变化。譬如“国家”、“国民”、“社会”等概念,在经过日本人之手而后反馈中国之后,几乎重新规范了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的看法,也广泛影响学术研究。譬如当时人便因为这几个新的概念工具而开始反省传统史学究竟是不是“国家”、“国民”、“社会”的历史。如果不是,旧史学能不能被成为史学,中国究竟“有史”还是“无史”?其他像“哲学”、“宗教”、“主义”、“传统”等新名词的输入,也一无例外地造成相关范围内深刻而微妙的改变。 梁氏显然时时摆荡于中国的旧词及日本的新词间,譬如他在这里便犹豫究竟要用旧词“平准”还是新词“经济”,后来还是“经济”占了上风。又如他写:“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着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29最后,当然也是“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压倒了“资生学”、“智学”、“群学”。 (查看原文)
    坐忘 2012-12-19 10:03:48
    —— 引自章节:“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
  • 坚持中国“有史”的一派强调中国史学编纂传统源远流长,宣称中国没有历史的这一边则认为传统史学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这一波论争促使人们反省“什么是历史”,发动这一场论争的梁启超在1902年写了几篇文章,并在其中提出了四个概念,人们以旧史中是否含有这四种概念所指涉的历史来决定“有史”或“无史”。 在当时内外环境迫压之下,人们开始觉悟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才能保国救国。人们同时认为史学与这一个神圣的任务有密切的关系,而且需要扮演重大的角色。但是因为传统的历史思维与历史写作太过狭窄、太过陈旧了,不可能对新的时代有所启导,所以史学本身应该有一革命,以适应新的任务。新的史学应该写“国家”、“国民”、写“群”、“社会”。 (查看原文)
    坐忘 2012-12-19 10:21:58
    —— 引自章节: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 梁启超、章太炎这一辈的史学家,其改造旧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现实,就是为了鼓舞人民爱国、救国之心。梁启超认为今日的任务是要自结其国族以排其他国族,所以新史学的目标是要能使人们觉悟到要自结其国族,不把国家当作历史的主体则不足以激励爱国心,不把人民写进历史也不足以激励国民,所以史学之良莠与国势的强弱可以划上等号。 (查看原文)
    坐忘 2012-12-19 10:21:58
    —— 引自章节: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 (章)太炎后来成为反满革命最坚强的倡导者,实是三种力量混合而造成的:第一是清代历史中一股不与现实政权合作的潜流,第二是历史记忆的复活,第三是中国在现代世界的挫折。 (查看原文)
    殿前不检点 2014-05-13 16:18:14
    —— 引自第105页
  • 费孝通说:“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他说“规范知识是劳心者治人的工具”。 (费孝通,论“知识阶级”,在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 知识观察社,1948)12-3) (查看原文)
    辛夷子 2020-03-14 12:30:43
    —— 引自章节: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