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华喦 (1682—1756) ------ 清新俊逸 "神品"...

一幅华喦 (1682—1756) ------ 清新俊逸 "神品"名 画

流转------中国-----日本----美国


华喦1750年作名画卷"神品" -----由王知予赠送吴中先生，并由吴中题款作为珍品于1940年（庚辰）转赠给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当代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及敦煌学者，1940年时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助教的牧田谛亮先生（まきたたいりょう、明治45年（1912年出生）。

牧田谛亮：日本滋贺县人。一生与佛教结缘，生在寺院，长在寺院，全心从事于佛教事业。于1935年夏天首赴中国，在苏州报国寺拜访了印光大师，三天后在南京毗卢寺参见太虚大师。时隔七十多年后的2006年应中国方面的邀请，牧田谛亮应邀以95岁的高龄来到福建南普陀寺，祭拜了太虚大师之舍利塔。牧田谛亮早年毕业于京都帝大文学部东洋史系。随后，历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助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京都大学教授、佛教大学教授等职，现任圣德学园歧阜教育大学教授、净土宗念佛寺住持。作为学者牧田谛亮实为日本佛学界有关中国佛教史方面的泰斗式人物。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世佛教史》、《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六朝古逸观世音应验记の研究》、《弘明集研究》、《疑经研究》、《梁高僧传索引》、《唐高僧传索引》、《五代宗教史研究》、《策彦入明记の研究》、《梁高僧传索引》、《水陆法会小考》等数十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按照盟军和国民党中国政府的约定，包括被牧田谛亮收藏的华喦"神品" 名画在内的日本全部战争情报系统档案文件由美国驻华军事情报机构从隶属于日本军事情报机构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现日本著名的爱知大学前身）内缴获并带走美国，十年后该画才在美国国务院及中央情报局最终结束审核将全部文件移交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馆的二战日本情报资料中分离出来。现该画由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ACA（US Asian Cultural Academy）艺术中心收藏。







日本著名佛教学者牧田谛亮访问中国佛学院

作者：中国佛学院 时间：199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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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佛教学者牧田谛亮先生于9月6日访问了中国佛学院，并应邀发表演讲。演讲会由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主持，副院长姚长寿博士即席翻译，佛学院师生和北京的一些佛教学者聆听了讲演。牧田先生演讲的题目是“日本有关中国佛教研究之概况”。

牧田博士在演讲中说，日本古代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且汉语早已融入老百姓的口语，因而直接使用汉译佛典，并用当时中国的语音诵读。在奈良时代形成的诸多佛教宗派，都是由中国传入的。直到平安时代净土宗崛起，真正的日本佛教才开始形成。

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日本的各大学（如京都大学）和佛教各宗派都在进行，各具特色。国立大学（如东京大学）以印度哲学研究为主，非常重视语言的学习，如梵文、藏文等，研究人员以留学英法研究梵文、藏文为主流。这是日本从明治以后国立大学佛学研究的情形，由此也影响到各个宗派的研究方向。佛教各大宗派从江户时代起先后办起大学，从事社会教育和佛学研究，如今在日本有很大影响，著名的有驹泽大学、大谷大学、龙谷大学、佛教大学等，如西本愿寺的龙谷大学即有学生二万多名。

牧田先生介绍说，近代日本研究中国佛教最著名的两位学者，一是境野黄洋（1871－1933），著有一千余页的巨著－－《支那佛教史》。该书主要是借助《众经目录》及《高僧传》等资料进行研究，而对佛教与社会人伦的关系并未涉及；二是常盘大定（1870－1945），著有《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等。该书是对中国佛教进行实地考察的报告，至今仍有重要影响。此后日本学术界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分成两大系统，镰田茂雄继承了东部系统常盘大定的研究；而冢本善隆则继承了中部系统松本文三郎（1869－1944）的研究。对佛教与民众关系的研究是由冢本善隆先生开始的，我追随冢本善隆先生50年，他的许多手稿都是我整理的。民众对中国佛教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房山石经这一浩大工程即是由民间推动的。日本的各宗派之所以流传至今，也是由于广大信众的热心支持。历史上，由于民众对佛典玄妙的义理及艰涩的文字不能理解，于是出现了疑伪经典。有鉴于此，我着力于研究佛教与民众的关系。目前日本佛教大学、大谷大学中真正研究佛教的比以前少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把佛教与民众的关系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这项研究会很有发展的。

牧田先生特别指出，本来作为宗教的研究应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认识为出发点，而日本的研究却偏离了这一方向，执著于一字一句的研究。不过日本近代的佛学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多数研究还是以中文的资料为主，所以中日佛教界的交流很有必要。

牧田谛亮先生的演讲诚恳而风趣，受到了佛学院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牧田先生出生于1912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历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助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于196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76年退休，任岐阜教育大学教授，现在日本佛教大学、龙谷大学任非常勤讲师。主要著作有《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六朝古逸观世音应验记之研究》、《五代宗教史研究》、《弘明集研究》、《疑经研究》、《中国高僧传索引》、《中国佛教史研究》等。

　　牧田先生曾多次访问中国，三十年代曾拜访过印光法师，对中国佛教有许多独到的研究。曾花十年时间整理英国斯坦因搜集的十万张敦煌史料照片，并与大正藏对照研究，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近代日本从700年前法然上人创建的寺院（名古屋七寺）中发现了中国手抄经典26部30卷，由此掀起了一个研究中国民间疑伪经的高潮，牧田先生即参与其事，编著有《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该书现已出版三册，计划至2000年出齐。





略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



文/冯天瑜 　 来源：《世纪书窗》


1899年10月近卫笃访华，在南京拜晤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讨东亚同文会在华设校，刘表赞同。该年12月，义和团爆发前夕，刘坤一向东亚同文会代表们致谢，称他们对教育的努力“与宗教无关”，并特别称许“其立教纲领则以五经四书为宗，辅之以西学诸科，方为有体有用”。

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开办，院长根津一。因义和团事起，1901年4月书院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院址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首任院长根津一。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每府县两名，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修业3年，主要教授汉语，以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等课程。东亚同文书院被日本知识青年视作“幻的名门校”，心向往之。1917年校舍迁至上海徐家汇虹桥路；1937年11月，虹桥路校舍烧毁；1938年校舍迁至徐家汇海格路原交通大学校舍；1939年，东亚同文书院由专科学校升格大学，命名“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关闭。返回日本的同文书院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商议重组大学，并吸收从朝鲜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返日的部分师生及资料，于1946年在爱知县丰桥市建立爱知大学。今日的爱知大学作为中部日本的一所文法大学，其规模远超昔之东亚同文书院，专业及学科也遍涉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而它承继东亚同文书院积累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丰富资料及中国现地调查传统，“中国学”是其优势和特色之一。

“南京同文书院-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爱知大学”，堪称一个与20世纪同龄的研究中国现状及中国文化的高等学府，且其前驱(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中国调查活动早在19世纪80年代、90年代已经开始。

三

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办者近卫笃、荒尾精、根津一等人，都是日本的“兴亚论”者。“兴亚论”又称“亚洲主义”，在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朝野间均颇有影响。“兴亚论”与蔑视亚洲邻国的“脱亚论”貌似相反，其实却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旨。“兴亚论”以“国权主义”为核心思想，主张以日本为盟主，与中国“合纵”，与朝鲜“合邦”，使日本“指导”下的东亚成为一种“足恃”的力量，以阻遏欧美势力的东进。“兴亚论”还强调日、中两国“同种同文”，汉字文化、儒家伦理是东亚各国“亲和”的基础，日、中、朝三国在此基础上“协力分劳”，实行“一体化”，也即在日本统领下与西方相抗衡。东亚同文书院的兴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贯穿着“兴亚论”的这些基本精神。这在同文书院的《立教纲领》和《兴学要旨》两份基本文件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书院又以“日中亲善”形态出现，故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东亚同文书院与中国政府、学界及社会人士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南京同文书院教授兼干事山田良政是孙中山的至友，1900年冬，参加惠州起义牺牲，1913年孙中山为其题写墓碑，其弟山田纯三郎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一期生，为孙中山多年好友，孙中山病逝时，山田纯三郎是守侍的惟一外国人；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根津一也有交谊；胡适于1927年，鲁迅于1931年曾应邀到东亚同文书院讲演。至于东亚同文书院师生中，更不乏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革命活动的人士。

然而，就总体言之，东亚同文书院与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相联系，书院自成立之始，即受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的双重管理，并与军部有密切联系，后来还直接被首相府辖制，故其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势必受到日本官方对华政策的制约和左右，并与此间的日中关系各项大事纠结在一起，尤其是中日战争期间，东亚同文书院有“学徒出阵”、“翻译从军”等直接参加侵华战略的行动。如在1937年，相继有9月的“学生从军第一阵出发”，10月的“学生从军第二、三、四阵出发”，11月的“学生从军第五、六阵出发”。1943年，日本颁布“学徒战时动员体制”，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于该年12月“第一回学徒出阵”。

东亚同文书院长达四十余年的中国旅行调查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此间日本“大陆政策”的烙印，但各个不同时期又颇有差异。如1901-1936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主要是商事调查；1901-1930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旅行，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护照，在各地受到地方政府的接待和保护。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政府不再支持调查旅行；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调查旅行只限于日军侵占区，借助日本占领势力，汪伪政权机构也提供协助，还打印好调查表格，让当地人填写。

四

近代兴起的日本中国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深受欧洲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为德国兰克史学所熏染，认定科学研究不应以抽象推理为依据，而应以“确实的事实”为基础。这种学风也潜在地承袭了中国乾嘉考据学的理性及实证精神。明治以前的日本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来自书本，明治维新国门开启，一批学者竞相到中国作实地考查，竹添光鸿(1842-1917)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百日行，纵横华北、西北、西南，一面饱览中国壮丽河山，对“汉学”之母国增进了认识，一面又发现中国是一个患了“寒疾”的病人。







苦寻十五年 李盛铎旧藏大宗敦煌文献日本露形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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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冀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6年的历程。经过数代敦煌学者努力，当年因为王道士偷卖而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大多已经重现人世。收藏大宗敦煌文献的大英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国东方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都先后将所藏敦煌文献悉数影印出版。而收藏零散卷子的各地方图书馆、博物馆也将自己藏卷的目录公布于世。唯独清末藏书大家李盛铎旧藏的大宗敦煌文献不见踪影。不过，经过中日学者长达15年的苦苦追踪，这批被誉为“最后宝藏”的敦煌文献终于在日本露出真容。前不久在我市召开的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首次向记者披露了这件秘密。

最好的卷子汇成李氏旧藏

1909年，距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骗购敦煌文献已经有两年时间，国学大师罗振玉在北京伯希和的住所第一次见到了部分经卷，他立即上书学部。清政府责令将剩余卷子悉数押运北京封存。可是押运官甘肃布政使何彦升到京后却直接将经卷运到自家老宅的后院，随后和亲家李盛铎一起将精美的卷子悉数挑出私藏。为了掩盖数目的缺失，他们甚至将挑下的许多卷子撕为数段充数。这些剩下的卷子之后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荣新江介绍，民国以后，社会已经公认李盛铎藏卷是最好的敦煌文献。但1935年12月《中央时事周报》上突然刊登消息说，李氏藏卷被其子女以8万大洋的价格卖到了日本。此后，这批敦煌卷子销声匿迹。

流失文献日本发现线索

上世纪80年代末，荣新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见到了一本《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原来李氏后人卖卷子时，把这本目录抽出卖给了北京大学。目录中记录李盛铎的这批旧藏共有432号，四书五经、天文历法、童蒙读物、户籍地契、宗教典籍无所不包。

1990年左右，荣新江在已故日本汉学家羽田亨的史学论文集中偶然看到，其中一件经卷的照片上赫然盖着李盛铎收藏印。1991年春天，在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的陪同下，荣新江走进了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他看到了933张羽田亨生前研究敦煌的文献资料照片，照片上，相当多的敦煌卷子上有李氏的收藏印，然而他对这些照片进行进一步研究的申请却被京都大学驳回了。荣新江回国将匆匆抄录的印文以及一些卷子的题目和北大馆藏目录一一比较后，坚定了自己的判断——羽田亨是接触过李氏旧藏的人。

重见天日尚需时日

1996年，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一书中，荣新江提到在羽田亨纪念馆中的所见，引起了日本敦煌学权威、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的注意，他立即去羽田亨纪念馆考察，又抄录了一批照片中的文献，比较研究后认定，这确实是敦煌卷子的真品。

几乎同时，另一位日本学者落合俊典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当代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及敦煌学者牧田谛亮那里得到了意义重大的一部羽田亨手稿——《敦煌秘笈目录》。这本目录共著录敦煌文献432号，和北大李氏旧藏目录完全对应！随后落合又根据《敦煌秘笈目录》封桶内保存的书信线索，揭开了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流落日本的谜团。原来，1935年李氏藏卷为一日本企业家购得，交给时任京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研究。二战后期，为了躲避空袭，这些敦煌文献被运到兵库县多纪郡大山村西尾新平宅第的地窖中秘藏。战后又被运回了这个企业家自己企业附属的研究机关中存放至今。

荣新江说，去年12月，自己再次探访了羽田亨纪念馆，当年散放的照片已经被装订成一册，这次他有足足两个小时的时间翻阅这些照片，但不知为什么，15年前见过的一些照片却并不在其中了。“希望收藏这批宝藏的日本企业家，能够尽早将这批文献向学者开放，让世人重见李氏藏卷的庐山真面目。”荣新江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