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之四）

扞（hàn）格 对峙（zhì） 赓续 攻讦（jié） 暧（ài）昧 泠（líng） 莪（é） 俦（chóu） 劢（mài） 骕（sù） 郛（fú） 悃（kǔn）愊（bì）无华 傩（nuó） 敉（mǐ） 迎迓（yà） 萎（wěi）靡不振 嵗（suì 同岁） 消弭（mǐ） 焓（hán） 俍（liáng） 畈（fàn） 芋艿（nǎi） 禨（jī） 頫（fǔ） 宓（mì） 塝（bàng）

补充阅读：《吴国桢传》——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蒋经国传》——江南《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The Perking Letter》——Seymour Topping人物：彭梦辑 李宗仁 齐如山 傅泾波 司徒雷登 马之骕 陶百川 叶剑英 方方 陶铸 瞿宣颖感想：开篇邵建的《1954年，“书信”冲突中的胡适与吴国桢》就有点小颠覆，因为在前几期邵建写的胡适与鲁迅等的文章中的胡适，感觉是比鲁迅更理性，而不是更具煽动性的那种人，可没想到“人无完人”吧，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总归在与吴国桢的论战中，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他如此行事，还写下了《台湾是多么自由》这类让自己蒙尘的文字。读《司徒雷登校长与傅泾波》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美驻华大使骆家辉离开中国的节点。对司徒雷登这个名字有印象，是来自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先生》的文章，如果不是阅读了这期的《温故》，进而去查看他的一些生平介绍和人物评论，你会以为司徒他就是毛的文章中的那种人，而根据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写的文章你会发现那篇极近挖苦嘲笑之能事的文字显得那么小家子气。不出我所料，关于骆家辉的离去，也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名曰《别了，骆氏家辉》（http://news.21cn.com/domestic/jinriredian/zhnb/2014/0228/10/26570655_all.shtml#p1），懒得说什么了，德性！关于袁小伦的《利剑缘何难出鞘》，写叶剑英在主政华南时候搞土改和三反的事情，现在常听到的“老虎和苍蝇都要打”的言论不晓得是不是来源于那个时候。如此需要按数量完成任务的运动式的打虎行动不知几时能休？什么时候才能开启真正的法治，而不是阵又一阵的所谓“整风”。《“学代会”的闹剧》一文，现在读来仍颇具意义，因为类似这样的现象在现今的中国依然随时在上演。最近的或许就是前几年的“唱红打黑”。说唱红打黑各种好的，治疗精神病，医好瞎子，各种荒唐报道层出不穷。随着boss的下台后来就不了了之了。真替那些笔杆子感到害臊，写这种报道难道自己不恶心。很多事情，当时觉得热火朝天，过后看来不过是一种笑话。好比最近正在大搞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典型。那天某上级领导在台上念讲稿的时候说到一句“我们要以整风的形式……”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下意识的觉得恶心。有一天，我们的领导自己也不厌其烦了，说了一句经典名言“我们是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罢了，不吐槽了。本期《温故》中最让我触动的文章是《沈昌文的学徒生活》，继续讲沈昌文在当学徒的时候求学的故事。和他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师兄弟们比起来，沈昌文则是抓紧一切的机会学习，学各种将来能够安身立命的真本事，而这些本事后来真的成就了他。“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这话一点也不假。沈昌文学习，目的性强，只学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而且借助老板的人脉和自己的任劳任怨，逐渐的寻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虽然在他人看来不太平坦，但好在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这应该源于他对自己相当清醒的认识，以及家人从小的教育吧。这一点上，我很感谢老爸老妈他们从小到大的念叨，但是我还没有沈昌文那样的自觉性和坚持，方向性也差很多，向他学习！接下来的三篇都是讲述亲情的故事，有婆婆、外婆和外祖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杜欣欣写婆婆和老公小时候的故事，老公小时候总在家里等待出外干活的婆婆回来的故事。因为这让我想到了我和LZ小时候的事情，感受是一样的。因为家里栽种的一小片无花果树，爸妈和奶奶那几年里的夏天总是非常忙碌。于是就剩下我和妹妹相依为伴，常常在哥哥家门外的石凳上玩耍，等待他们摘无花果卖完回家。那段岁月很难忘，以至于我们现在还时不时的说起来。说到老一辈的事情，我有时候很想听妈妈讲述外婆那一辈的故事，可是又不知怎么回事的很害怕听到那些心酸的故事，心里挺矛盾的。《心，是人生最大的战场》和《鲁迅话说“假如活着会如何”》中的观点基本了解了，具体见摘抄部分，不多言。最后，想说的是本册的一篇奇文——《像爱情一样轰然降临》（颜长江），不知是没见过世面还是打了鸡血，作者一上来就高潮了，简直就是神经病，看的我那个欢乐啊。希望《温故》以后还是别收录这种文章了。

《1954年：“书信”冲突中的胡适与吴国桢》（邵建）P9吴国桢1954年2月27日上书给“国民大会”的公开信中，吴国桢把台湾问题归结为六点：（一）一党专政。（二）军队之内，有党组织及政治部。（三）特务横行。（四）人权无保障。（五）言论不自由。（六）思想控制。P10威权体制和极权体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多少还存在着发表一定意见包括政治反对意见的空间。胡适起初对于吴国桢公开信的态度：“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加以拒绝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P11吴的公开信公开后，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的声讨自不待言，就连当时台湾的两所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全体教授”也披挂上阵，联名发表文章，对吴国桢的“叛国”行径群起而攻之。针对吴国桢“言论不自由”的批评，以台大教授毛子水为首签名的抗议书中说：“在自由中国之内，人人享有基本的自由。如信仰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这是铁的事实。吴君说自由中国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实与事实不符。我国并无新闻检查制度，出版的刊物我们看见的有一百余种，都可畅所欲言，吴君恶意攻击的原因，也可在报上发表，就是一个证明。”台大教授们不知是否知道，真正的言论自由式人的天赋自由之一，而当时台湾的言论自由（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显然不是天赋的，而是政府默准的。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让你言论自由，也可以让你言论不自由。在政府有权干涉言论的情况下，言论即使是自由的，也应视之为没有言论自由因此，吴国桢的批评没错，而台大教授群体哪怕是在某种势力的策动下反控吴国桢，这样的言论表述，也令人感到不堪。连大学知识分子都介入了对吴国桢的围剿，足见当时情形之一斑。P12我认为无条件的自由，是没有什么危险的。——胡适，1954年4月5日，台北松山机场P13当时台湾当局对吴国桢在美国的发难，先是希望息事宁人，后来则动员舆论攻击，“终则循胡适之的建议而停止攻击。胡氏认为吴国桢在美国并无新闻价值，他的言论不会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如果政府根本不重视其言论，不予置理，移时即如李宗仁之下场一样，无人理睬，今则动员全台湾党政军民，对吴围剿，反而提高其身价。”P19吴国桢等既然选择了从政，既然在体制内做了高官，他就无法同时再选择胡适意义上的“道义勇气”，或者，他的道义勇气就不是“讲”（批判）而是“做”（兴利去弊）。是“做”而非“讲”成为体制内官员的“责任伦理”，正像“讲”而无从“做”因此成为体制外批判知识分子的“道义勇气”。胡适似乎没有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必要的伦理分际。吴国桢要则不讲，要讲也只有等到他脱离这个体制之后。P22一个政客在位时，怯懦与自私是常态，甚至还不止如此。……但政客对民主政治的构成，其作用未必就小于道德志士，因为政治（即使是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包括政客在内的）利益博弈，它不是纯粹的道德行为；而且即使出身政客，注定离位后就不再有张嘴的权利？P24胡适来美后，常说的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胡适强调这个“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在胡适的心目中已经高于一切，即使自由和民主，也必须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才能谈及。因此，胡适看到他所认为的损害“国家”的言行，就不会坐视。置“国家”于自由民主之上，在“国家”依存的框架内缓进民主自由，这是胡适晚年的一个基本态度。这显示了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性和排他性，抑或，自由主义在胡适身上发生了老年性衰变，它日益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批判之维（可以想想《新月》时代的胡适们），批判体制外的批判却是“必须”的。作为个人，可以在两者间自由选择，但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建言”却不能在道义上拒绝作为互补力量的“批判”（反过来也一样）。胡适的问题主要不在于自身批判性的萎缩，问题是，素持“容忍”的他却未能容忍发自别人对体制的批判。就这次“吴国桢事件”而言，是胡适自己把它变为如此不值的“胡吴冲突”。不论吴国桢主观如何，他对国民党的揭发，客观上有其批判效应，胡适即使不满，可以保持“沉默的自由”，却不必视吴为仇寇，无谓地对台湾当局“嫂溺援手”，更不必出手去写像《台湾是多么自由》这类可能使自己蒙尘的文字。在一个极权或半极权主义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写作伦理要求他的笔尖，不是对着已经获得了的自由，而是指向还有多少自由尚未得到。《久违了，朱养民先生》（范泓）P44要使民主实现，即应给人民以选择之机会。人民不仅对于某一人有自由之选择权，对于某一党也应有自由之选择权…一在朝党随时遭受在野党之督促批评，负责人既不敢腐化，无能者也不得窃据高位。同时人民有选择另一党之机会，也不致走入极端也。此为政治之根本问题，此问题能逐步解决，方有走向民主之一日…他们愈顽固我们愈要干，今日打开局面，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利剑缘何难出鞘——从毛泽东文稿读主政华南时的叶剑英》（袁小伦）P521951年1月，毛泽东批转中南局的一份电报稿，认为土改运动“要求不出一点乱子是很难的”。毛泽东的套路是让运动轰轰烈烈起来，有偏差再去纠正也未晚。对此，邓子恢理解得很透彻。1950年12月，他在其《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就说过：“应该让群众显显威风、出出气，不要束缚与干涉群众行动，即使有些过左行动，只要真是广大群众自己的反封建行动，也不该当场泼冷水，而应事后加以说服纠正。”P60叶剑英一如既往，力求稳妥准确一点，而毛泽东却层层加码，力求多打些老虎。…1952年2月11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刚才接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2月18日，毛泽东又致电谭政并告叶剑英：“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在毛泽东看来，叶剑英不仅土改落后，打虎也手软。《碉楼故景今犹在》（谭金花）P106孔子家语曰：“恒山之鸟生四子，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其往而不返也。”古人早已有此体验，孩子离去时只有母亲的悲戚是无私的，她们不会对孩子有过高的奢望，也不会因孩子自立门户而有不满，她们有的只是满腔真诚的关怀，伴随着孩子漂泊的一生。开平乡间的这些守望者，如檐下的母燕，一口一口喂养雏燕，默默教其起飞，默默送其远走，其中的复杂心情，有谁能解？P107所幸的是，这些建筑的原料是水泥钢筋，坚固无比，且因为华侨的后代已不在国内，几十年来无人居住，基本上无人再作任何修缮或改建，才使得我们能够在今天还能看到完整保留着外国风情的建筑，真切地感受到岁月的沧桑印痕。《“学代会”闹剧》（周孜仁）P108学代会，若干地方又称“积代会”，全名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另外还有叫“讲用会”的，具体解释则是“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P108“文革”时物资匮乏，全民营养严重不良，而此类会议的一道议程尤其鼓舞人心：全体代表放开肚量狂吃―顿云南美食——过桥米线。P109事迹亮点之一，就是那年家乡发地震，J从外地急急赶回，先不救人，而是心急火燎去废墟中把收音机扒将出来——据她的“讲用报告”说，她是想马上听北京的声音，让毛主席指挥战斗——仅此一端，她不仅当了代表，而且很快又当了××委常委。顺便说一句，民间对于她的事迹多有微词，说她见物不见人，救物不救人，皆因财迷心窍：那时全民生活水平低下，收音机所值不菲。还有一例，也是女典型，玉溪农妇Z某，新婚初嫁，正遇伟大领号召“备战，备荒”，“要准备打仗”。新妇本是俭省人，在婆家做饭浆洗精打细算，为预防吃了上顿没下顿，新妇每天做饭淘米总要悄悄抓把米私匿他处，久而久之竟攒下了“备荒粮”数十斤——此事不知如何被省领导发现，马上号召云南全民学习，开展“一把米”活动，用实际行动落实“最高指示”。 Z某一旦为成学毛著典型——当时任何成果理论上均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很快和J一样被提拔至省级机关，当了xx委常委——关于此举，省委办公厅一个同事就颇多歧议，还在新妇大受表彰之会场，他就悻悻地私下对我说了：不过就攒了几十斤米么，就搞个常委当当。我已攒了几十斤粮票呢，怎不见谁来提拔我？P111边疆民风古朴，学习毛著尤其虔诚。试举一例：瑞丽县水电工人段庆林一人独守山顶压力前池，数年如一日，凭着一本小学生字典，竟然把毛泽东雄文四卷悉数通读，而且还歪歪扭扭写了几大本笔记(按：当时边疆小县多无电网，各县城都由小水电供电。电站压力前池蓄水一日，到了晚间即可供电三四小时。段兄就是被电站领导派去山头驻守水池并负责管理二十多公里绕山沟渠的)。我记得他日记中最为精彩的一则是：某夜发电结束，段正在梦中高卧，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大梦惊醒，段首先想到如此风雨万一冲塌了水渠沟塝，蓄水不成，明日何发电？发电不成，电灯不亮，全县百姓如何看得主席著作？收音机无电不响，如何听得主席声音？想到此节，他已睡意全无，腾身而起，匆匆忙忙便向门外奔去。就在此时，最要命的事情发生了：远远黑暗之中；飒飒密雨之下，一庞然大物横卧路上，一对铜铃大眼灼灼放明，一张血盆大口喘喘有声——是豹子!段遂裹足，并马上开展思想斗争，他立即“想起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一一段同志的日记如是写——“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日记写道，一想到此，他便浑身充满无穷力量，于是大摇大摆走将过去。“豹子看见我耀武扬威的样子”——我记得日记如是写——“便夹着尾巴跑掉了”。P112说汉话如此困难却能用汉语熟练背诵毛主席语录，甚至能把毛泽东的“老三篇”甚至中共九大刚刚通过的新党章倒背如流，使我此后再看其他典型简直就有点“曾经沧海”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公社就让她（梅迪，陇川县朋生生产队社员，景颇族老太太）走村串寨，像表演特异功能一样到处表演背书功夫。有趣的是，同样一篇文章，她的诵文一会儿昆明话，另一段又来四川话，再一段又来北京话——后来问清楚了，她的本领全是从来此插队的知青那儿学来。跟着昆明知青就学昆明话，跟着北京知青就学北京话，跟着四川知青就学四川话。至于雄文所言何事，她自然不甚了了，甚至不知所云。P113开始，保山地区革委会领队、军代表高西明明确把何米娃定为“一号种子”，自始至终亲自督办。可到了省城—看，傻眼了!光是一个红河州，盲人典型就坐了两桌。有几位原来还是算命先生，口齿极其利落，只消把算命言词稍加变体，马上就成了“闪光语言”。“讲用会”上的手式也基本沿用算命经典动作：食指、无名指和小指曲如兰花，而大指、中指则掐个不停，口中念念有词曰：“私字不断，必有后患；和字不倒，江山难保……”——那时毛泽东最著名的最高指示就是“要斗私批修”。更奇的是，各地各州上报的材料甚至题目都“英雄所见略同 一年后筹备全省盛会时节，大伙儿心里就明白了：要用残疾人出风头万万不可。而代表年龄却大有潜力可挖。…各地州上报的小代表之最，仅三岁有余，其荒唐自然不亚于上一届的盲人称雄 。最后只在诸多老少典型中保留一例，并且上了讲台参加表演——弥渡县还是什么县(记不清了)的祖孙三代同堂讲用。“三代红”这个创意绝对一流，只是正式表演时出了点洋相：小娃娃在台上一直坐立不安。动得太厉害，工作人员觉得不管不行了，这才悄悄上去一问：原来小娃娃没见过大世面，上台就尿急，那当儿已忍无可忍——大会只好休息片刻。”如为盲人，题目均为“没有双眼，也要读毛主席的书”；聋哑人则为“没有双耳，也要听毛主席的话”；跛足者却是“没有双脚，也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飞奔”。此次“学代会”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典型竟然兵不血刃，轻而易举便拔了头筹。一个是玉溪烟厂(当为今天的红塔集团)代表李莉，七岁。另一个是江城县傣族老太太(傣语叫老咪涛)，名字已不详，九十七岁。一老一小被记者们弄一块儿拍下一张“老少配”：年龄悬殊高达九十岁的俩代表共同学习伟大领袖著作合影相，还上了《人民画报》，直教笔杆子们艳羡不已。P114一年后筹备全省盛会时节，大伙儿心里就明白了：要用残疾人出风头万万不可。而代表年龄却大有潜力可挖。……各地州上报的小代表之最，仅三岁有余，其荒唐自然不亚于上一届的盲人称雄 。最后只在诸多老少典型中保留一例，并且上了讲台参加表演——弥渡县还是什么县(记不清了)的祖孙三代同堂讲用。“三代红”这个创意绝对一流，只是正式表演时出了点洋相：小娃娃在台上一直坐立不安。动得太厉害，工作人员觉得不管不行了，这才悄悄上去一问：原来小娃娃没见过大世面，上台就尿急，那当儿已忍无可忍——大会只好休息片刻。P115为了完成如此光荣重大的政治任务，刘老师昼夜跟踪老红军，甚至不惜给他铺床叠被、打洗脸水洗脚水。如此谦恭卑微甚而至于低三下四，皆为一个目的，希望老红军能配合默契，把他灵魂深处最为闪光的亮点悉数抖擞出来，好让秀才妙笔生花。可惜事与愿违，不管刘老师如何低三下四，刘红军就是不予配合，不但不配合，而且对已经成文的 动人事迹”也经常“翻供”，搞得刘老师叫苦不迭又无可奈何。原文已经写好老红军学毛著亮点事迹之一是他老婆有一回闹情绪，嫌工资低了，拒绝上班，后来老红军就举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老两口“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刘老师所撰典型材料如是说——重点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对照张思德的崇高品质，比比自己所作所为，老婆子茅塞顿开，思想问题迎刃而解，高高兴兴上班去也。原稿送审，领导认为还不够生动具体，要刘老师继续找刘红军“挖思想”、“查亮点”，尤其注意挖掘“闪光语言”说清家庭学习班上他和老婆到底有过何种思想交锋？特别注意其在对照张思德光辉形象、做老婆思想工作让其上班，此过程有何生动、新鲜之细节云。本来，事情做到前面那一步，刘老师可说已费尽了移山之力。领导还说不行，那就只好又找红军配合吧。谁知老红军早已被这套作派折腾得忍无可忍，几句话就把老师打懵了。红军说：我何时和老婆共同学习过《为人民服务》？老师问：那你对她说些什么呢？红军答：我就告诉她，我工资这么高还不够你花吗？闹什么情绪，你给老子上班去吧！她这就去了。让刘老师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是老红军最后、在最要命的关键事迹上翻了“供”。领导要求刘老师重点挖掘刘红军在延安现场亲耳聆听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为人民服务》报告时，心情是如何之激动。这一回，红军的回答让刘老师的经营数月的典型材料整个儿遭遇了灭顶之灾。事实上云南省第二次“学代会”确实让刘维路上了主席台，但他的先进事迹材料的确平平淡淡，无法引起轰动，最后只好彻底放弃。老红军对此一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毛主席做报告那天我去是去了，听是听了，可我只听了一会儿就走了。你问为什么？我觉得一点也不好听。P116有一来自昭通山区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分子，一看昆明城“寨子”这么大，滇池“围海造田”工程如此宏伟，太激动，觉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以为自己成绩渺小，实在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这就疯了。他住在云南大学，出门就看见翠湖。冬天，翠湖波平如镜——事后精神医生分析，说他肯定误认为是浩浩广场了——于是像大无畏的革命战士般操着正步直行而去……还有一位代表开大会时错喊一句口号，虽然谁也没有注意，可他觉得自己犯了弥天大罪，日日独躲私处，跪在领袖像下悔罪——即使这样他仍觉得不足以赎罪于万一，只好一死以证明自己对领袖之忠诚不二——等他已从医学院的楼头跳将下来，死了，会议组织大家开展分析，这才有人想起这些天该代表确实行动怪异，又想起他好像确在某天大会中喊错了口号（虽然谁都没有注意到），又想起他确是把“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P117著名共产主义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序言”中有一段名言，其意概云：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除了有许多英雄战死疆场，还得有许多人冤枉而死。几十年过去了，如果可以把“学代会”上述殉道者们列入伟大革命事业的枉死者名单之中，从而让他们得到一丝儿毫无实际意义的宽慰，那么在当时，这些莫名其妙的死事(据说“学代会”的死者还不止于这两位)确把会务人员搞得非常尴尬。因为正是这些冤魂给“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的革命“大好形势”抹了黑——为了消弭影响，理所当然就要严密封锁消息，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生活在边缘》（张步真）P118营部以下的连、排、班，不停地召开各类批斗会。仇恨笼罩在每一个角落，出口的都是咬牙切齿的字眼，仿佛满世界都是陷阱。P120陈队长的工作方式很有意思，只要稍微重要一点的事情，他都要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不管大家是否赞成，最后是他一锤子定音。P123晚上有许多会议，大队的、小队的，名为学习“九大”文件无非是闲聊。但过场是一定要走的，过后上级要检查。《沈昌文的学徒生活》（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P129“白相人”就是上海人里边的流氓。女“白相人”或者是“白相人”的太太，就是“白相人嫂嫂”。P131我的师兄弟里边，有的变成了很有点钱的人了。他们有了钱就赌。我始终不参加他们的赌博。我想文雅一点多，多学点东西，所以就参加了一些业余的函授教育，用我的月钱当学费。第一，我不赌钱；第二，我用自己挣来的钱去求学，这样就在我的师傅兼老板那里博得了很好的信誉。P142当时我上了好多好多个补习学校，都没有毕业。去一所学校，都是念三个月就差不多了，可以谋生了。看样子没有谋生的希望，也就不再学了。《婆婆和婆婆的婆婆》（杜欣欣）P144我婆婆不识字，可是上集去卖菜，斤两和钱数算得一清二楚。P146我先生开始有记忆时，家里经常只有他一个人。当突然醒来，他觉得特别孤单，也很饿，小小的人儿就慢慢走到地里去，去找我婆婆。看到妈妈，他心里就踏实了。从地里回来他趴在我婆婆的背上，那件蓝布衫上积着一层汗碱，他还记得母亲身上汗的味道。当他再长大一点儿，我婆婆有时去走亲戚。每次去，她都抱去一只鸡，提回来一只鸭或―条鱼。每当我婆婆出门，他就在门口等候，远远地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然后是那件熟悉的蓝布衫。如果我婆婆进城卖菜，有时就给孩子们带回馒头或包子，她自己却从来不吃。P147我先生说，他年幼的时候，很怕祖母会死去。总对祖母说：“到时候，你千万记住，不要把眼睛闭上。”祖母听了，只是笑笑。从十六岁上大学之后，我先生就长年在外。每次和祖母告别，总是担心那是永别，祖母也总是颤颤巍巍地将他送上大路。最后一次送别时，她已经将近九十岁了。《我的外婆》P150外婆慢慢地置备娘的嫁妆，比如替大户做一对枕套，有的不付钱只给六粒珠子。就这样，外婆给娘积攒了好几朵头戴的珠花，后来珠花不通行了，但娘常说这珠子粒粒都是外婆的心血……娘出嫁到诸暨店口村陈家，离谢家二十五华里。对方也是一个遗腹子，外婆认为遗腹子深知世态炎凉，能同甘共苦，而且守寡的婆母一定不会不疼爱儿媳的。就这样，为女儿至少筹备了十年的婚事总算水到渠成。……按照父亲的规定，娘早上要给婆母梳头，晚上要代她洗脚，侍奉比自己母亲小四岁的婆母。嘴上虽然言笑，内心却总是惦念着老母，尤其是风雨天气，谁帮她到柴房背取柴草，谁帮她去塘头淘米洗菜，谁帮她到菜园洗涮马桶……P151杭州家里是旧式的花园洋房，楼上楼下前厅三间，走过长长的游廊，后轩也是楼上楼下三间，另有天井厨房。家里房子这么多，外婆不是可以到女儿家来合住吗？但娘说，外婆是不会来的，再苦也在自己家，绝不依赖女婿……P151外婆那时六十多岁，衣着宽大整洁，满面皱纹是她一生坎坷的烙印；苍黄干瘦比祖母见老得多，她的眼睛用伤了，到娘出嫁之后她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再也看不见做针线了。P154但第二天，当我从山上玩了大半天回来，却发现灶台是冷的，我到楼上见外婆睡在床上，盖着两床厚厚的被子，我叫了几声她才应，问我饿不饿，饿了就到柜里去拿糕吃，这时，我知道外婆是病了，心里很着急。我什么也不想吃，下楼把鸡叫回来，关好门，上楼睡在外婆里床。第二天早上醒来，见外婆己经起床下楼了，心想她的病可能己经好了。但她不上菜园，不提小桶，只是拿了米箩到埠头淘了米，回来后蒸上一碗干菜，一碗红枣；饭熟之后，做成两个不小的饭团，留下锅巴烧成泡饭，装给我吃，她自己则泡了一壶茶，上楼去睡了。我看外婆一天是不打算起来了，上楼又盖上厚被子，催我下楼。我虽下了楼总不想出去，到了中午拿了饭团上楼问外婆吃不吃，咬一口送到外婆嘴边，她仍是不吃，只喝了一口茶。这样几天，外婆一天只给我做一次饭团，幸亏梦熊娘舅来了，我急忙告诉他，要他到杭州把娘接来，但外婆不许，再三叮嘱不能去叫。我就睡在外婆的身边，好像靠在火炉边上，身子热得灼人，有时又感到她冷得全身颤抖，但她总是一声不响，只是再也不能起来给我做饭团，让我到梦熊娘舅家去吃饭。我不敢出门，整天在家陪着外婆，外婆竟说：“你怎么像懒步鸡一样离不开窝？"我当时听了真想哭。有一天，梦熊娘舅告诉我，他要到欢潭去请名医济朝先生来给外婆看病，说第二天用轿子去接，午前就能到，并由梦熊舅母准备中饭。这天，我就坐在窗口的桌子上张望等待，可是从上午等到下午也不见人影，真是望眼欲穿！只要听到外婆有一点动静，我就跳下桌子问外婆要什么，她说什么也不要，我又爬上桌子……突然，祠堂角闪出梦熊娘舅的影子，急匆匆抬着轿子向旗杆台门走来，我跳下桌子告诉外婆并下楼去开门。当我打开门，看到一位慈眉善眼的老先生坐在小外公家门口旁，梦熊娘舅叫我通知舅母把晚饭送到小外公家，自己陪医生上楼。当我回来时，听医生对小外公说：外婆背上生了一个“搭背”，“由于长年郁闷气血淤积所致”。疮口已经溃烂，有碗口那么，性命攸关，应该赶紧把女儿接来。梦熊娘舅送走医生，连夜去临浦买药。外婆吃了药，并不见好，不叫喊，也不要什么，梦熊娘舅又专门去接过两次医生。十多天过去了，不见娘来，我就天天坐在桌子上既等医生又等娘，日子真是难过。有一天，小外公对我说，你娘明天到，要人去临浦接，我马去通知梦熊娘舅。第二天下午，娘终于带了大姐、弟弟来了。娘走到外婆的床前，叫她，问她哪里不舒服，外婆不做声，眼角挂下来一串串眼泪，娘顿时泣不成声。外婆低声安慰：“勿要紧，会好的。”娘带来许多纱布棉花，医生替她换药时，纱布上不见浓血，疮口虽大却平坦发干，医生说这不是好现象，毒气己经攻心。娘带来饼干、藕粉之类的食品，左劝右劝，外婆顶多只尝一两口，就不再吃了。自娘到后，外婆显得十分平静，只听娘对她讲杭州家中和自己的一些情况。当外婆听到娘又怀了孕时，脸上露出一丝喜悦的颜色……医生最后一次来，说老人像一枝蜡烛，灯尽油干快要熄灭了，嘱咐准备后事。隔天下，，外婆忽然开口说话，要娘替她抹抹身子、换换衣服，娘一面流泪，一面做事，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替外婆洗换干净。一切妥当时，外婆轻声问娘：“落红没有？”娘答：“没有。”不一会儿，外婆就闭上了眼睛，结束了自己饱经风霜、历遭辛酸、孤苦伶仃、默默忍受的一生。P156丧事五天办完，伯也赶到了，一起送外婆上山。事完次日，伯娘带着我们一家离开了谢家。这时，娘哭了，她把二娘舅他们搬剩下的东西都给了梦熊娘舅，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只带走了外婆的秉性和她的为人，外婆的智慧和勤劳，外婆的善良、忍让和坚强。梦熊娘舅用他粗糙的手抹着眼泪，送我们上了船。娘特意关照他给儿子能读点书，将来到杭州可好帮他找个工作。《心，是人生最大的战场》（徐宗懋）P162笔者曾几度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和台北忠烈祠中伫立，百感交集。纪念馆与忠烈祠里供奉的都是很有勇气的人，但在对立双方那里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忠奸之辨。P176由国共两边的纪录中，我们得见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精英（吴石）在混乱时代的不幸情况，他真正的渴望是报效国家，一展长才。即使在古代，将相良才在曹营和汉营之间游走，亦非怪事，无论当时的领袖或后世史家也都有雅量接受这种现象，甚至有原为死对头献策的贼人，他人因爱其才而不计前嫌引为心腹者，如管仲之于齐桓公、魏徵之于唐太宗、耶律楚材之于成吉思汗等等，不仅无损统治威信，反而奠定了一朝兴隆，成为佳话。然而到了现代，战争机器的精进、意识形态的绝对化和组织系统的严密，使得民族内战中的敌我划分甚至远较过去残酷，仇恨宣传下的滥杀不仅是冷冰冰，甚至还染上了嗜血的热情。P177四十多年间，国民党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自己所做的错事，他们更多的是在宣传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国民党骨干分子遭到整肃的情况，并警告民众，如果稍存仁慈之心，同样的厄运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直到前几年，国民党才终于通过“戒严时期不当审判赔偿条例”，对过去的政治犯和思想犯进行道歉与赔偿，不过如果是确凿的中共地下党员，则不予受理。笔者则一向认为，即使死者是中共地下党人，也应予赔偿，或起码对这一段历史做出公开的反省与道歉，目的是对中国人的政治竞逐设下更文明的准则，并要求所有中国人的政治团体以同样的标准正面处理他们自己所踩过的历史。《鲁迅话说“假如活着会如何”》（周正章）P180“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从前文艺家的话，革命政治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苏俄革命以前，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鲁迅，1927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P183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鲁迅致信杨之华）在鲁迅看来，不管政权的旧与新，他都不抱有幻想，中国实在是个太久远的古国；只要奉行强权政治，独立特行的文学家及人文知识分子，横竖都不会有好的结局。所不同的是：白色恐怖有一块假民主的遮羞布，故多用暗杀的方式，或秘密的搜捕，总之不在阳光下；而红色恐怖则有在“伟大的旗子”、“大题目之下”的“实际解决”、“锻炼人罪”和“戏弄威权”，多大张旗鼓地以运动的形式进行整肃，让斯文扫地。《胡适对海内学人的酷评》（淮茗）P188其后在中国大陆，胡适成为官方竭力批判、着意抹去的洪水猛兽型人物，批判声势之浩大使那些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自然就会有人不惜往胡适身上泼脏水以求自保。不可否认，很多批判文章系奉命表态而作，颇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