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威治子午线

西奥·塞尔默在一个装满词典的箱子的陪伴下蜿蜒曲折地穿越了南美洲。词典是掏空的。他隐藏得如此巧妙，以至于他打开其中一本时，从来就不知道，他将看到一枝罗西手枪，或者是一枝利亚马手枪，还是一个词。

在若干年期间，阿贝尔一直害怕有人把这个日期当作参考的一天，一直害怕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所有的可想象的问题当中，唯一一个他既能完全回答，又无法完全回答的问题。后来，由于没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有时间精心设计出多种回答方案，每个方案都极为准确，极为详尽，当然啦，也极为远离真实，或者说，总是远离阿贝尔所认为的真实情况。然后，几年又过去了，仍然没有人提及这个问题，他便改进了他的论据，对其中的每个答案，都加进了一套特别的，合乎逻辑的，结构严密的解释体系。这个体系的分支向各个方向发展，有许多的自然定律、历史参考和伦理判断作为支持，以便根据整个体系的发展，探讨人类知识的界线，研究对世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直到那一天，就是说，他的每一个可能的、经过考验的借口都构成一个单独的体系，并成为一种世界起源论和世界观的时候，阿贝尔的心灵才会安宁下来。

于是，他们赞扬起那些温顺的法国梧桐来，一种驯化的树种。它们点缀着国家公路、公共广场，相当于那些点缀着田野的母牛。人们随意地拥有这种树木，人们像养狗、养鸡一样，轻易地使它们服从人的命令。其证明就是，它们的温顺，它们的逊位。它们不像其他树种那样拉帮结派。在塞尔默和阿博加斯特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法国梧桐森林；也许曾经有过，但这种情况仅能想象而已：法国梧桐是一种中性的温顺的大树，一种被阉割过的多枝叶大树。再说，它们也许遭受过其他树种的蔑视；它们所体现的形象，大概是绵羊，是合作者。它们懒散而亲切，它们是猴面包树的反面——或者，无需远寻，那些普通柏树的反面——它们在所有的树种中最少遭遇悲剧，除非汽车撞断了它们的树干。事故是法国梧桐的惟一悲剧，但事故却把这种人文树木的地位强调到了极致，直至事故的社会化。

盲人凶手则左躲右闪，不连贯地大步跳跃，好像他尝试着同时向几个方向跳起来似的。由于第一颗子弹意外地激活了鲁塞尔的视神经，他在倒地之前，绝对死亡之前，他感到了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耀眼的光芒。他的脑袋被劈成了两半，脑浆散落在花椰菜上。那些微白色的脑回核心，好像就是植物的头脑，通过它们的亲和力、相似性或者相互关联，吸收着人类对应物的其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