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摸史集
ISBN: 9787563353378

作者: 袁小伦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副标题: 中国现代人物新探
出版年: 2005-5
页数: 264
定价: 19.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温故书坊
ISBN: 9787563353378

豆瓣评分

6.8

48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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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内容简介 · · · · · ·

如1948年陈叔通致马叙伦手札解读、黄炎培晚年三题、从《磨剑室文录》看柳亚子晚年议政、从毛泽东文稿读主政华南时的叶剑英、读叶剑英《过五台山》和晋北土改史料、战时香港文坛矛盾和周恩来的态度、乔冠华在战时香港的纸上谈兵、于光远留在岭南的青春脚印、关于萧乾北上的原因、1938年广州守将是否通敌、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和日本问题研究等等，探索中国现代人物，本书梳理历史风云，力争实事求是。

作者简介 · · · · · ·

袁小伦，1959年生于广东揭阳南塘，1976年在家乡任初中语文和物理教师，1978年考进中山大学历史系，1999年获得历史研究员任职资格。今有《战后初期中共与香港进步文化》、《周恩来与蒋介石》、《马歇尔失去中国》等几部著作面世，曾在相关刊物发表过数十篇文章。曾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现为广州体育学院社会科学部教授。

目录 · · · · · ·

读史如摸象（自序）
“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
黎明前的一双慧眼――1948年陈叔通致马叙伦手札解读
从《磨剑室文录》看柳亚子晚年议政
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
光明梦――读1949年“知北游”日记三种
· · · · · · (更多)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几个盲人在摸一头大象的身躯后，各自回答大象像什么东西的问题：摸到象牙的说象如芦菔根，摸到象耳朵的说象如畚箕，摸到象头的说象如石[2]头，摸到象肚皮的说象如一口缸，摸到象鼻子的说象如一根棒，摸到象尾巴的说象如一条绳子。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在我看来，“盲人摸象”很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譬如，摸象的盲人，尽管眼睛瞎了但没有盲从，没有人云亦云，而能勇于实践，揣摩体验，自由表达，言为心声。我没有巨人肩膀的支撑，也缺乏高新技术和神奇武器，因而站不高看不远。我高度近视，摘下眼镜便模糊一片，与瞎子差不多。我时常想，如果历史像大象，研究历史的人像摸象的盲人，那么我就是这些摸象盲人中的一个。 (查看原文)

之龢 2019-09-25 17:07:19

—— 引自第1页
　　黄炎培政治立场虽然偏左，但对国共战争双方仍持第三者的批评立场。1947年3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黄炎培为民盟起草的宣言对国共双方都有所批评。例如其中说：“同人不断接到身在战区者之函告，或来自战区者之面告，甲来乙去，则杀害其他方【地方？】民众之有从乙嫌疑者，迨甲去乙来，则又杀害其有从甲嫌疑者。苟有所从，一遇其所不从者，颇难幸免，两无所从，则对任何一方之来亦多殃及。壮丁悉被抽走，自赎必须缴费。总之，人人死路一条而已。”[1]当时沈钧儒、章伯钧对黄炎培起草的这篇宣言表示不满，对此黄炎培批评说：“衡山、伯钧等以语意太中立，多切责双方。彼等一向不许一句话侵及中共者，故对此文百端阻止发表。”[2]在民盟被迫解散前不久，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黄炎培对中间派的处境作了理性的判断。10月3日，他发表书面谈话，对国民党指责民盟为“中共之附庸”提出反驳：“炎培所愿向各方坦白说明者，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为了主张统一。所以反对分裂；为了主张和平，所以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分裂？分裂将不成国家。为什么反对战争？战争给予老百姓痛苦实在受不了。这都是双方的，不可片面的。民盟同人不能帮助国民党去打共产党，哪能帮助共产党来打国民党？同人亦知是双方不讨好的事，但宁愿不讨好双方，不愿违反自己一颗良心。”[3]几天后，适值黄炎培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祝寿，在与亲友团聚时发表谈话，再次说到左右为难的问题即他主观上两面不得罪，而客观上却两面都得罪。两面不讨好，他很苦恼：“两人相打，我处于两者之间，左边[9]人责我不帮【打】右边，右边人骂我不帮打左边，两边不讨好，只不过讨好了自己良心。”[4] 　　黄炎培是被国民党推入共产党怀抱的，正如《观察》主编储安平在《中国政局》里深刻指出：“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 (查看原文)

之龢 2019-09-25 17:09:52

—— 引自第8页

> 全部原文摘录

丛书信息

　　温故书坊 (共59册), 这套丛书还有《1912-1928:文武北洋》,《百年风度》,《宝岛风情》,《青春·北大》,《青山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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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两句

短评 · · · · · · ( 全部 14 条 )

摸史集的书评 · · · · · · ( 全部 1 条 )

只是摸了一下而已

拿到当当网上的订购书后发现自己买了本袁小伦所著《摸史集》，作者和书名都是我没听过的，也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为何会买这本书呢？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回头查了查购书单，上面还真有这个订单。是不是自己查书查太多，一时糊涂，胡乱点到这本了？既然现实已经如...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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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诗：比庐山还朦胧的《庐山》

之龢

2021-03-03 19: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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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1页炉火纯青——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和日本问题研究

之龢

四关于日本战败，李纯青运用恩格斯的军事观点，“从武器看军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恩格斯指出：暴力需要某种工具，“完美的暴力工具（或简称为武器）的生产者，战胜不完美的武器生产者。换句话说，胜利根据武器的生产，而武器的生产则又根据一般的生产，所以也就是根据于经济力量，经济的情形，或暴力所有的物质资料”。“手枪战胜了利剑。”由于二次大战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颇符合道德面貌，因而形成一种正义战争一...
2019-09-25 17:44:36

四　　关于日本战败，李纯青运用恩格斯的军事观点，“从武器看军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恩格斯指出：暴力需要某种工具，“完美的暴力工具（或简称为武器）的生产者，战胜不完美的武器生产者。换句话说，胜利根据武器的生产，而武器的生产则又根据一般的生产，所以也就是根据于经济力量，经济的情形，或暴力所有的物质资料”。“手枪战胜了利剑。”由于二次大战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颇符合道德面貌，因而形成一种正义战争一定胜利的概念。李纯青对此抱怀疑态度。他认为：“正义战争可以胜利，也可以失败。一部人类战争的历史证明，总是一部分人征服另一部分人。不义的征服者赫然高踞被征服的贱民之上，金制的皇冠嵌满着荣誉的宝石。古往今来，亡国灭种不知其数。有时正义之神常常屈服在强权脚下。战争不是道德考试，而是武力的竞技。”（李纯青：《四十而不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载《群言》杂志1985年第9期）尼赫鲁也说过，加入希特勒聪明一点，纳粹不一定失败。　　李纯青曾回忆，1937年10月从香港到上海，1941年从香港到重庆途中亲眼所见的日本在中国进行的“舒服的战争”。在上海吴淞口，他“看见日本驱逐舰，穿着深灰色军装，慢条斯理地从海上对大陆发射‘文明炮’，每隔几分钟射出一颗炮弹，炮弹落处，腾起一股黑白浓烟。完全不见还手”。“在　东江，躲过警报。眼见二三架敌机翱翔于蓝天白云间，悠悠地兜弯转身，轻飘飘地搁下炸弹。底下是惠州城。敌人在进行一场‘舒服的战争’，我们的天空袒露无遗。”“一幅落后挨打的图画，挂在海天之间。这[252]是钢铁战争，是工业技术战争，没有仁慈，不用诡计，在现代战争的战场上，军事智多星吴（无）用。”（李纯青：《回顾“纸上谈兵”》，1988年4月，载《笔耕五十年》）他指出：“战斗精神是否健旺，只能在远离现代战争的地方发挥作用。”（《回顾“纸上谈兵”》）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士兵的战斗意志始终旺盛。日军曾在中国东北与苏军作战两次，一次在张鼓峰，一次在诺门坎，由于火力不如苏联，日军惨败。日本配备近代化的第一炮兵联队长田中隆吉参加张鼓峰战役后作出这样的结论：“在丰富的物质面前，任何健旺的精神力量是难以为力的。”就是说，战斗精神再勇猛也敌不过强烈的炮火。李纯青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战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飞机工业落后于美国。日本飞机的数量、质量无法与美国空军抗衡，日本失去了制空权，从而失去了制海权。海上战争结束了主力舰时代，因此日本士兵困守于太平洋各个孤岛，全成了瓮中之鳖。塞班的“玉碎”，琉球的焦土，以及日本本土天空的不能设防，任由“超级堡垒”投掷毁灭性的炸弹，皆因日本航空工业落后。（《四十而不惑》）迄今为止，世界地图并不按照道德高低去绘画，而是各国各种力量对比的描写。虽然道义对人心士气，对那些影响战争力量的精神因素说，起了不小作用，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武器。刚刚过去不久的海湾战争和美国轰炸南联盟也证明了这种观点。李纯青还认为，抗日战争假如单靠中国的力量，中国未必能战胜日本。早在1945年9月3日即日本签署投降的第二天，他就清醒地指出：“从中国的立场看胜利，我应有自知之明，八年战争的无限痛苦，原因何在？今天迎接胜利，要以冷静的头脑深思远虑，不要骄傲，我们无可骄傲。”1987年7月7日，他在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七七事变学术座谈会作题为《卢沟晓月五十年》的发言，指出：“不能否定八年战争乃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应该补充的是，这不是中国一国的胜利，而是联合国家反法西斯的共同胜利。如果以中国的力量，来抵抗日本的扩张侵略，老实说，中国未必能打赢日本。对此，中国人应有自知[253]之明。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日本对中国并没有服输。”（这个演说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收入《笔耕五十年》）
引自炉火纯青——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和日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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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2019-09-25 17: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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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3页西路军历史问题和李先念的一封信

之龢

上述看法都有各自的依据，而事实只有一个。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认识，都要经过一个由不客观到比较客观乃至接近真理的过程。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认识也将越来越清除。笔者认为以下这种分析能够接近历史的真实：原来的说法即张背着中央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是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现在流行的看大即西路军完全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应对它的失败负完全责任，也不那么符合事实。事实是...
2019-09-25 17:44:11

　　上述看法都有各自的依据，而事实只有一个。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认识，都要经过一个由不客观到比较客观乃至接近真理的过程。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认识也将越来越清除。笔者认为以下这种分析能够接近历史的真实：原来的说法即张背着中央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是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现在流行的看大即西路军完全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应对它的失败负完全责任，也不那么符合事实。事实是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决策，中央要打通，张也要[234]打通，在这点上没有分歧。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总的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但是在实施渡河的过程中，与中央的想法不完全相同，在行动上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部署做。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被动局面的形成是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中央没有看清在那里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没有果断命令其撤回河东，应负领导责任。其次，西路军的领导者不能正确估计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在可能东返时没有坚决东返，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张国焘的影响，也有中央的责任，还有西路军领导者的责任。完全归结于张国焘路线影响或只说中央指挥错误都不足以正确说明问题的真相。至于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央军委的最高决策者“歧视性”使用偏师所致，毛泽东组建西路军并不是真正让其打通苏联，而是假西征新疆之名，行使其作为保证河东红军战略行动的“弃卒”之实，为了河东红军的主动，有意置西路军于危险境地而不顾，同样是非历史的，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的，因而也无助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刘晶芳：《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90—91页）笔者一方面理解李先念信中对那篇坚持原来观点的文章的批评，另一方面认为这样的争鸣文章应该允许其存在。
引自西路军历史问题和李先念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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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0页西路军历史问题和李先念的一封信

之龢

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要突破禁区很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西路军问题与陈独秀问题、长征密电问题、AB团问题、延安整风问题一样，曾经是党史研究的雷区，一触即爆。一种观点一旦以权威面目出现并流行成为传统，就往往不允许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是学术的观点也会被戴上政治上的大帽子，如为“张国焘的观点作脚注”，等等，遭到围攻。即以本文提到的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对西路军问题...
2019-09-25 17:43:47

　　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要突破禁区很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西路军问题与陈独秀问题、长征密电问题、AB团问题、延安整风问题一样，曾经是党史研究的雷区，一触即爆。一种观点一旦以权威面目出现并流行成为传统，就往往不允许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是学术的观点也会被戴上政治上的大帽子，如为“张国焘的观点作脚注”，等等，遭到围攻。即以本文提到的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说几句。朱玉在协助徐向前元帅撰写《历史的回顾》过程中，对西路军问题花了不少心血，曾以“竹郁”为笔名发表了石破天惊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导致发表该文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被强行收回。（周忠瑜：《西路军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陈铁健的《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后，更“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载郑惠等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陈铁健回忆说：“1987年，为我写的《论西路军》一文，胡绳特地召开一次通报西路军问题和处理拙文的小型座谈会。面对当时两位大人物的严厉批示，胡绳主动承担责任，为我的违规操作开脱，指示采取‘冷处理’办法。会前胡绳让丁[231]伟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电话通知我：‘文章内容没有错，不必紧张，也不要作检讨，说明一下写作情况就可以了’。事后，我又收到徐向前办公室的电话，徐帅赞成我的文章，如遇到困难，徐帅可以出面。”（陈铁健：《绿竹水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92页）　　从上述陈铁健的回忆中可知胡绳对西路军学术研究的态度（据登载于郑惠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的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一文记载，胡绳还在座谈会上宣读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并指出研究无禁区，公开说陈铁健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然而为什么又会出现前述胡绳主持下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西路军问题表述的“缺点”或曰“错误”呢？这就涉及具体的撰稿者了。作为一部56万字的巨著，主其事者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前面已经讲过，该书《后记》说“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而胡乔木给李先念等人的信中却说自己“因精力不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未参加审阅”。作为具体执笔的学者，主观上可能也明白秉笔直书是自己的义务，缺乏的倒可能是陈寅恪倡导的“了解之同情”。只写“奉命”而没有明确写奉谁的命令，也可能只是为了简练，但却没有意料这是一个历史的敏感问题，没有设身处地地去体验历史当事人的感觉。李先念作为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率部浴血河西，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友们，有多少在他身边战死，又有多少被俘英勇就义。侥幸活了下来的又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命运坎坷，备受摧残。当李先念长途跋涉杀出重围，带着数百“残兵败将”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后，仅因应对无误而保有活命：当被问到打算去苏联还是去延安时，李先念不假思索地说去延安，而回答要去苏联的几个将领都被暗杀掉。即使活着到了延安，由于“路线错误”，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到营教导员……（时明：《李先念与西路军》，载《春秋》1987年第6期）明白了这些，[232]就不难理解李先念为什么发那样大的火？【。】也许卷入历史的人有着今天一般读者很难理解的无奈，但合格的历史学者应尽量地去理解去“同情”他们。　　与上述两点相关的是老生常谈的学术问题，即“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利弊问题。笔者认为，总的来说是弊多利少。有利的一面是可以乘【趁】许多当事人仍健在的时候抢救更多的“活资料”，弄清更多的事实。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利的一面。刚刚发生的历史未经过积累和沉淀实在也难以作出是非对错的评价。由于当事人健在，研究者常常难免为尊者讳，不敢说话，而且距离现在越近发生的，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就越紧密，受到的干预就会越多。在“当代人写当代史”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以历史创造者而兼历史记录者”的著作叫做“口述史”或“回忆录”。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和保证其学术价值呢？徐向前的体会可以研究者：“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仅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历史的回顾》554页）
引自西路军历史问题和李先念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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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之龢

2019-09-22 1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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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目录

之龢

2019-09-22 10: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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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读史如摸象

之龢

自序第1～2页：几个盲人在摸一头大象的身躯后，各自回答大象像什么东西的问题：摸到象牙的说象如芦菔根，摸到象耳朵的说象如畚箕，摸到象头的说象如石[2]头，摸到象肚皮的说象如一口缸，摸到象鼻子的说象如一根棒，摸到象尾巴的说象如一条绳子。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在我看来，“盲人摸象”很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譬如，摸象的盲人，尽管眼睛瞎了但没有盲从，没有人云亦云，而能勇于实践，揣摩体验，自由表达，言为心...
2019-09-25 17:07:19

自序第1～2页：
　　几个盲人在摸一头大象的身躯后，各自回答大象像什么东西的问题：摸到象牙的说象如芦菔根，摸到象耳朵的说象如畚箕，摸到象头的说象如石[2]头，摸到象肚皮的说象如一口缸，摸到象鼻子的说象如一根棒，摸到象尾巴的说象如一条绳子。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在我看来，“盲人摸象”很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譬如，摸象的盲人，尽管眼睛瞎了但没有盲从，没有人云亦云，而能勇于实践，揣摩体验，自由表达，言为心声。我没有巨人肩膀的支撑，也缺乏高新技术和神奇武器，因而站不高看不远。我高度近视，摘下眼镜便模糊一片，与瞎子差不多。我时常想，如果历史像大象，研究历史的人像摸象的盲人，那么我就是这些摸象盲人中的一个。
引自读史如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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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页 “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

之龢

黄炎培政治立场虽然偏左，但对国共战争双方仍持第三者的批评立场。1947年3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黄炎培为民盟起草的宣言对国共双方都有所批评。例如其中说：“同人不断接到身在战区者之函告，或来自战区者之面告，甲来乙去，则杀害其他方【地方？】民众之有从乙嫌疑者，迨甲去乙来，则又杀害其有从甲嫌疑者。苟有所从，一遇其所不从者，颇难幸免，两无所从，则对任何一方之来亦多殃及。壮丁悉被抽走，自赎必须缴费。总之，人人...
2019-09-25 17:09:52

　　黄炎培政治立场虽然偏左，但对国共战争双方仍持第三者的批评立场。1947年3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黄炎培为民盟起草的宣言对国共双方都有所批评。例如其中说：“同人不断接到身在战区者之函告，或来自战区者之面告，甲来乙去，则杀害其他方【地方？】民众之有从乙嫌疑者，迨甲去乙来，则又杀害其有从甲嫌疑者。苟有所从，一遇其所不从者，颇难幸免，两无所从，则对任何一方之来亦多殃及。壮丁悉被抽走，自赎必须缴费。总之，人人死路一条而已。”[1]当时沈钧儒、章伯钧对黄炎培起草的这篇宣言表示不满，对此黄炎培批评说：“衡山、伯钧等以语意太中立，多切责双方。彼等一向不许一句话侵及中共者，故对此文百端阻止发表。”[2]在民盟被迫解散前不久，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黄炎培对中间派的处境作了理性的判断。10月3日，他发表书面谈话，对国民党指责民盟为“中共之附庸”提出反驳：“炎培所愿向各方坦白说明者，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为了主张统一。所以反对分裂；为了主张和平，所以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分裂？分裂将不成国家。为什么反对战争？战争给予老百姓痛苦实在受不了。这都是双方的，不可片面的。民盟同人不能帮助国民党去打共产党，哪能帮助共产党来打国民党？同人亦知是双方不讨好的事，但宁愿不讨好双方，不愿违反自己一颗良心。”[3]几天后，适值黄炎培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祝寿，在与亲友团聚时发表谈话，再次说到左右为难的问题即他主观上两面不得罪，而客观上却两面都得罪。两面不讨好，他很苦恼：“两人相打，我处于两者之间，左边[9]人责我不帮【打】右边，右边人骂我不帮打左边，两边不讨好，只不过讨好了自己良心。”[4] 　　黄炎培是被国民党推入共产党怀抱的，正如《观察》主编储安平在《中国政局》里深刻指出：“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5]随着民盟被迫解散，国民党给予黄炎培以相应的“待遇”：外出时，总有四名特务形影相随；居家时也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溃败，共产党军队胜利，国统区日趋恐怖。黄炎培不仅受特务监视，还上了“黑名单”的首位。就在这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传来毛泽东欢迎黄炎培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邀请。1949年2月15【日】，黄炎培化装摆脱特务的控制，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护送下登上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一个月后，黄炎培从香港北上。3月20日，他作新诗《海行·香港天津途中》：“看哪，／海浪那么汹涌！／他在憧憬了，／张开着有力的翅膀，／从阴沉沉雾罩下，／几时迎取一轮新的太阳，／红！红！”[6] 　　在黄炎培北上后，他的次子黄竞武依旧留在上海，最后惨死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屠刀下。黄竞武192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担任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黄竞武和中共上海局策反工委联手，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对国民党驻沪某军代表进行策反，不幸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活埋。[7]黄竞武牺牲时年仅46岁，他因【而】未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未能实现他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才智的愿望。1951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梦里的母亲》提到儿子黄竞武之死：“中国的老百姓，／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获得解放。／靠什么呢？／一巨人掌握着的是真理，／千万人献出来的是鲜血。／千万人中间的一个，是你的孙儿，／这一滴血，是你传给他的血。／娘[10]呀！也就是你捐献给国家的血。”[8] [1] 《中国民主同盟为和谈破裂发表宣言》，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2] 黄炎培日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47年3月9日。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470页。 [3] 《大公报》1947年10月3日，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第470页。 [4] 《黄炎培先生七十寿辰与诸亲友谈话录》，《国讯》杂志第438期，1947年11月8日。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第470页。 [5] 许纪霖、倪华强：《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6] 《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286页。 [7] 陈起城、苏慧娥：《黄竞武传——英勇坚贞的革命烈士》，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4册，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8] 《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86页。
引自 “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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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诗：比庐山还朦胧的《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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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1页炉火纯青——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和日本问题研究

之龢

四关于日本战败，李纯青运用恩格斯的军事观点，“从武器看军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恩格斯指出：暴力需要某种工具，“完美的暴力工具（或简称为武器）的生产者，战胜不完美的武器生产者。换句话说，胜利根据武器的生产，而武器的生产则又根据一般的生产，所以也就是根据于经济力量，经济的情形，或暴力所有的物质资料”。“手枪战胜了利剑。”由于二次大战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颇符合道德面貌，因而形成一种正义战争一...
2019-09-25 17:44:36

四　　关于日本战败，李纯青运用恩格斯的军事观点，“从武器看军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恩格斯指出：暴力需要某种工具，“完美的暴力工具（或简称为武器）的生产者，战胜不完美的武器生产者。换句话说，胜利根据武器的生产，而武器的生产则又根据一般的生产，所以也就是根据于经济力量，经济的情形，或暴力所有的物质资料”。“手枪战胜了利剑。”由于二次大战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颇符合道德面貌，因而形成一种正义战争一定胜利的概念。李纯青对此抱怀疑态度。他认为：“正义战争可以胜利，也可以失败。一部人类战争的历史证明，总是一部分人征服另一部分人。不义的征服者赫然高踞被征服的贱民之上，金制的皇冠嵌满着荣誉的宝石。古往今来，亡国灭种不知其数。有时正义之神常常屈服在强权脚下。战争不是道德考试，而是武力的竞技。”（李纯青：《四十而不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载《群言》杂志1985年第9期）尼赫鲁也说过，加入希特勒聪明一点，纳粹不一定失败。　　李纯青曾回忆，1937年10月从香港到上海，1941年从香港到重庆途中亲眼所见的日本在中国进行的“舒服的战争”。在上海吴淞口，他“看见日本驱逐舰，穿着深灰色军装，慢条斯理地从海上对大陆发射‘文明炮’，每隔几分钟射出一颗炮弹，炮弹落处，腾起一股黑白浓烟。完全不见还手”。“在　东江，躲过警报。眼见二三架敌机翱翔于蓝天白云间，悠悠地兜弯转身，轻飘飘地搁下炸弹。底下是惠州城。敌人在进行一场‘舒服的战争’，我们的天空袒露无遗。”“一幅落后挨打的图画，挂在海天之间。这[252]是钢铁战争，是工业技术战争，没有仁慈，不用诡计，在现代战争的战场上，军事智多星吴（无）用。”（李纯青：《回顾“纸上谈兵”》，1988年4月，载《笔耕五十年》）他指出：“战斗精神是否健旺，只能在远离现代战争的地方发挥作用。”（《回顾“纸上谈兵”》）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士兵的战斗意志始终旺盛。日军曾在中国东北与苏军作战两次，一次在张鼓峰，一次在诺门坎，由于火力不如苏联，日军惨败。日本配备近代化的第一炮兵联队长田中隆吉参加张鼓峰战役后作出这样的结论：“在丰富的物质面前，任何健旺的精神力量是难以为力的。”就是说，战斗精神再勇猛也敌不过强烈的炮火。李纯青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战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飞机工业落后于美国。日本飞机的数量、质量无法与美国空军抗衡，日本失去了制空权，从而失去了制海权。海上战争结束了主力舰时代，因此日本士兵困守于太平洋各个孤岛，全成了瓮中之鳖。塞班的“玉碎”，琉球的焦土，以及日本本土天空的不能设防，任由“超级堡垒”投掷毁灭性的炸弹，皆因日本航空工业落后。（《四十而不惑》）迄今为止，世界地图并不按照道德高低去绘画，而是各国各种力量对比的描写。虽然道义对人心士气，对那些影响战争力量的精神因素说，起了不小作用，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武器。刚刚过去不久的海湾战争和美国轰炸南联盟也证明了这种观点。李纯青还认为，抗日战争假如单靠中国的力量，中国未必能战胜日本。早在1945年9月3日即日本签署投降的第二天，他就清醒地指出：“从中国的立场看胜利，我应有自知之明，八年战争的无限痛苦，原因何在？今天迎接胜利，要以冷静的头脑深思远虑，不要骄傲，我们无可骄傲。”1987年7月7日，他在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七七事变学术座谈会作题为《卢沟晓月五十年》的发言，指出：“不能否定八年战争乃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应该补充的是，这不是中国一国的胜利，而是联合国家反法西斯的共同胜利。如果以中国的力量，来抵抗日本的扩张侵略，老实说，中国未必能打赢日本。对此，中国人应有自知[253]之明。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日本对中国并没有服输。”（这个演说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收入《笔耕五十年》）
引自炉火纯青——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和日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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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3页西路军历史问题和李先念的一封信

之龢

上述看法都有各自的依据，而事实只有一个。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认识，都要经过一个由不客观到比较客观乃至接近真理的过程。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认识也将越来越清除。笔者认为以下这种分析能够接近历史的真实：原来的说法即张背着中央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是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现在流行的看大即西路军完全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应对它的失败负完全责任，也不那么符合事实。事实是...
2019-09-25 17:44:11

　　上述看法都有各自的依据，而事实只有一个。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认识，都要经过一个由不客观到比较客观乃至接近真理的过程。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认识也将越来越清除。笔者认为以下这种分析能够接近历史的真实：原来的说法即张背着中央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是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现在流行的看大即西路军完全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应对它的失败负完全责任，也不那么符合事实。事实是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决策，中央要打通，张也要[234]打通，在这点上没有分歧。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总的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但是在实施渡河的过程中，与中央的想法不完全相同，在行动上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部署做。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被动局面的形成是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中央没有看清在那里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没有果断命令其撤回河东，应负领导责任。其次，西路军的领导者不能正确估计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在可能东返时没有坚决东返，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张国焘的影响，也有中央的责任，还有西路军领导者的责任。完全归结于张国焘路线影响或只说中央指挥错误都不足以正确说明问题的真相。至于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央军委的最高决策者“歧视性”使用偏师所致，毛泽东组建西路军并不是真正让其打通苏联，而是假西征新疆之名，行使其作为保证河东红军战略行动的“弃卒”之实，为了河东红军的主动，有意置西路军于危险境地而不顾，同样是非历史的，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的，因而也无助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刘晶芳：《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90—91页）笔者一方面理解李先念信中对那篇坚持原来观点的文章的批评，另一方面认为这样的争鸣文章应该允许其存在。
引自西路军历史问题和李先念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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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0页西路军历史问题和李先念的一封信

之龢

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要突破禁区很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西路军问题与陈独秀问题、长征密电问题、AB团问题、延安整风问题一样，曾经是党史研究的雷区，一触即爆。一种观点一旦以权威面目出现并流行成为传统，就往往不允许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是学术的观点也会被戴上政治上的大帽子，如为“张国焘的观点作脚注”，等等，遭到围攻。即以本文提到的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对西路军问题...
2019-09-25 17:43:47

　　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要突破禁区很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西路军问题与陈独秀问题、长征密电问题、AB团问题、延安整风问题一样，曾经是党史研究的雷区，一触即爆。一种观点一旦以权威面目出现并流行成为传统，就往往不允许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是学术的观点也会被戴上政治上的大帽子，如为“张国焘的观点作脚注”，等等，遭到围攻。即以本文提到的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说几句。朱玉在协助徐向前元帅撰写《历史的回顾》过程中，对西路军问题花了不少心血，曾以“竹郁”为笔名发表了石破天惊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导致发表该文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被强行收回。（周忠瑜：《西路军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陈铁健的《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后，更“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载郑惠等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陈铁健回忆说：“1987年，为我写的《论西路军》一文，胡绳特地召开一次通报西路军问题和处理拙文的小型座谈会。面对当时两位大人物的严厉批示，胡绳主动承担责任，为我的违规操作开脱，指示采取‘冷处理’办法。会前胡绳让丁[231]伟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电话通知我：‘文章内容没有错，不必紧张，也不要作检讨，说明一下写作情况就可以了’。事后，我又收到徐向前办公室的电话，徐帅赞成我的文章，如遇到困难，徐帅可以出面。”（陈铁健：《绿竹水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92页）　　从上述陈铁健的回忆中可知胡绳对西路军学术研究的态度（据登载于郑惠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的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一文记载，胡绳还在座谈会上宣读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并指出研究无禁区，公开说陈铁健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然而为什么又会出现前述胡绳主持下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西路军问题表述的“缺点”或曰“错误”呢？这就涉及具体的撰稿者了。作为一部56万字的巨著，主其事者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前面已经讲过，该书《后记》说“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而胡乔木给李先念等人的信中却说自己“因精力不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未参加审阅”。作为具体执笔的学者，主观上可能也明白秉笔直书是自己的义务，缺乏的倒可能是陈寅恪倡导的“了解之同情”。只写“奉命”而没有明确写奉谁的命令，也可能只是为了简练，但却没有意料这是一个历史的敏感问题，没有设身处地地去体验历史当事人的感觉。李先念作为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率部浴血河西，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友们，有多少在他身边战死，又有多少被俘英勇就义。侥幸活了下来的又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命运坎坷，备受摧残。当李先念长途跋涉杀出重围，带着数百“残兵败将”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后，仅因应对无误而保有活命：当被问到打算去苏联还是去延安时，李先念不假思索地说去延安，而回答要去苏联的几个将领都被暗杀掉。即使活着到了延安，由于“路线错误”，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到营教导员……（时明：《李先念与西路军》，载《春秋》1987年第6期）明白了这些，[232]就不难理解李先念为什么发那样大的火？【。】也许卷入历史的人有着今天一般读者很难理解的无奈，但合格的历史学者应尽量地去理解去“同情”他们。　　与上述两点相关的是老生常谈的学术问题，即“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利弊问题。笔者认为，总的来说是弊多利少。有利的一面是可以乘【趁】许多当事人仍健在的时候抢救更多的“活资料”，弄清更多的事实。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利的一面。刚刚发生的历史未经过积累和沉淀实在也难以作出是非对错的评价。由于当事人健在，研究者常常难免为尊者讳，不敢说话，而且距离现在越近发生的，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就越紧密，受到的干预就会越多。在“当代人写当代史”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以历史创造者而兼历史记录者”的著作叫做“口述史”或“回忆录”。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和保证其学术价值呢？徐向前的体会可以研究者：“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仅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历史的回顾》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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