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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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最为复杂的还是变动不居的阶段。一个本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认识(至多是约定俗成)的外来概念进入中国，常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接受过程，而且接受者各自以其原有的知识进行判断和理解。其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同一时期的不同个人也会表述各异。而同一表述之下，有时各人的意思大相径庭。一个学科同样如此。西式近代分科因民族国家的传统渊源而千差万别，进入中国后，对应于中国固有学问的何种门类，开始往往五花八门，后来虽然逐渐统一，其实还是各说各话。等到中国的固有分类被外来替代(实则很难对应)，或者说按照西式分类的观念将中国的固有学问加以比附，却又出现了用西式分类看待中国固有学术是否合适的问题。如哲学，开始一般对应到诸子，可是后来傅斯年却提出古代中国无所谓哲学，连思想一词也要慎用，因为概念不仅仅是符号，由此可以引起极大的误解。比如用今天通行的美术概念去理解梁启超在戊戌前所主张的工人读制造美术书，只能是百思不得其解。而张荫麟等人对胡适、冯友兰等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批评，主要也是针对后者用西洋现代系统化的哲学观念去理解或解释中国古代的精神世界，难免格义附会，似是而非，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直至今日，中国学人仍然在为诸如此类的差异而感到困惑和困扰，而那些没有困惑与困扰者，并不见得比他人更加清醒，或许刚好相反，从现有的知识来理解前人，已经将现实视为天经地义，从而失去了怀疑的自觉。如有的评论者指那些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论点是以西方为标准，殊不知中国非有哲学不可，同样是一把西学的尺度。后来熊十力即批评西方人认为中国无哲学，不无矮化中国学术之意。了解近代学人何以会有上述观念看法，以及他们彼此讨论的具体语境，有助于理解问题本身。 (查看原文)

  冰点 2022-05-18 11:22:07

• 流行已久的“漏厄论”是认识鸦片之害的一个重要工具。1906年汪大燮在拟具禁烟奏折时，分析鸦片危害的基本尺度就是“漏厄论”。万国禁烟会期间，漏后论仍是中国代表分析鸦片危害的主要工具。唐国安清醒地认识到鸦片对经济的严重危害，他以“漏厄论”为基础，列举了一系列数字予以证明鸦片之害：以1906年为例，本年土烟总产量保守地估计为584800担，价值估算为2.2亿两银子，加之洋烟进口价值3000万两银子(以1905年进口量计算)，直接花费共计2.5亿两。唐氏认为，国内生产毒品的土地若改种其他农作物，每年至少应获得1.5亿两收入，如此算来，国家每年因鸦片问题而耗费白银4亿两。他进而将吸食鸦片给劳动力造成的损失也估算进来，假定全国2500万染上烟瘾的人中，青壮年劳动力在未染上烟瘾时每日平均赚取0.2两银子，而因毒瘾 发作每日则少赚四分之一，于是全国每日损失12.5万两，每年则损失4.5625亿两，如上共计损失8.5625亿两。这些资金对我们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将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而且我们尚未把资本损失计算进去。两年前《申报》也对禁烟的经济价值作过预测：“以官膏之加价补土捐之损失，本法之最简便者，土捐逐年减，则膏价逐年加，待至十年后，土捐膏价虽已两无所收，而民间骤少此四五千万之花销，则金融之机关必灵，金融之机关既灵，则工商业必骤形发达，而国家之进款自裕，此乃计学之公理，即吾国民足君足之说也”。两种言论说法不同，标准与趋向却十分一致。 (查看原文)

  冰点 2022-05-21 15: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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