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语言

象征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其内在经验、感觉、思考被表达出来，好像它们是外在世界的感官经验、事件一样，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白天讲话习惯逻辑的语言，象征语言的逻辑不是由时空这些范畴来控制，而是由激情和联想来组织。它是人类曾产生的唯一一种普遍语言，是一切文化以及整个历史中都相同的语言，它有自己的语法和语义，如果要了解神话、童话和梦的话，这种语言就必须被理解。 梦中的人总是和我们白天所判断的人不一致。我们在梦中讨厌一些我们深深地为之骄傲的人，爱上一些我们对其毫无好感的人。当我们确信自己十分平和地生活，却梦见自己变得十分粗野。当我们为自己的独立性感到骄傲时，却梦见自己对别人的屈从。但比这一切更糟的是，当我们这些醒着的人确信只要我们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心灵就能理解一切之时，我们仍然不理解我们的梦。不是去面对我们理解的局限这一压倒性的事实证据，我们却反而责怪梦毫无意义。 象征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其中，外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象征，是我们灵魂和心灵的象征。 我们不会梦到任何对我们心灵生活的无关紧要的表述。 睡眠经验不是缺乏逻辑，而是遵循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规则，这个逻辑规则在那个特殊状况下是完全有效的。 爱是人类最高级的也是最难于达到的成就。 爱的能力贫乏，人被驱使着追求控制他人的权势，他内在的安全感消失了，也被驱使着通过对名声、威望的热烈寻求而获得补偿，他丧失了尊严感和整体感并被迫使自己成为商品，且从其可售性和成就中获取自尊。 我们被暴露在伪装成真理的合理化谎言里，被暴露在伪装成常识或专家的高见的胡说八道里，被暴露在众口一词、智力懒惰、或以“荣誉”和“现实主义”的名义自称的欺骗里，诸如此类等等。我们的感觉要优于前辈以及所谓的原始文化的迷信，也由于同样的迷信，我们也被反复地锤炼自己的信念，将它们高高地看成是最新的科学发现。 弗洛伊德认定在我们身上都带有这种非理性欲望，只是因为社会的律令，我们才压抑了它们，但我们不能完全去除它们。在睡梦中，我们的意识控制是薄弱的，这些欲望逐渐活跃起来，我们在梦中能听到它们。 弗洛伊德的“人”和卢梭的“人”正相反，最初他是被邪恶冲动所占据。社会越是培育或迫使他压抑这些冲动，他就越是学会建立反应形式或升华。文化发展程度越高，压抑程度也越高。然而，由于人的反应形式和升华能力有限，增长着的压抑通常并不成功；始源性的冲动活动起来，由于它们不能公开地行动，就导致了神经症。 几乎没有梦不是前一天重要经历的反应，通常这种反应是推迟性反应。其实，梦往往只显示出那些做梦者在其意识中认为是不重要的东西，但事实上确实非常重要的，而且梦还能指出它的重要都包含了什么。 安息日象征着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和谐。通过对工作的禁止——也就是说，通过避免参与自然和社会的变革过程，人就可以从自然和时间的锁链下解放出来，即使只有一天也是必要的。 与现代意义上的休闲有所不同。在休息的状态下，人类可以与之最终一定会实现的人类的自由状态。那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一种和平、和谐和互不干扰的状态。工作是矛盾和不和谐的象征，而休息则是尊严、和平和自由的表现。 在古老的星相学和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土星象征着时间。他是时间之神，因而也就是死亡之神。只要人像神一样天生具有灵魂、理智、爱和自由，人就不会屈服与时间和死亡。但只要人和动物一样，具有受自然控制的身体，他就不得不屈服于时间和死亡。巴比伦人想通过自我惩戒的方式来取悦时间之神，而《圣经》中的安息日的概念则试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一种不干扰自然的方式，即有一天完全取消时间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那一天里，没有变化、没有工作、没有人类的干预，这样时间也就不再重要了。人不再通过安息日向时间屈服，相反，《圣经》中的安息日象征着人类战胜了时间，时间被忽视了，而时间之神也被安置在了他自己的日子里，即休息日。（《被遗忘的语言》）

“母系原则把血缘关系看成是基本的，坚不可摧的纽带，它提倡人人平等以及人的生命和爱的至高无上。父系原则则超越了血缘关系，它强调的是男人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强调秩序、集权、服从和等级的原则。”152

“巴霍芬认为，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完全是依赖母亲的原则，依赖这一原则，在人类社会早期，每一种美德以及人类存在的高贵品质都得以发展，因为这一原则所遵循的准则是爱、统一和和平。母爱并不仅仅是更温柔，它也更广泛、更普遍……母爱的原则是普遍共存的，而父权制的原理却是有局限性的。”142

俄狄浦斯把这些女神称为“恐怖王国的女王”或者“恐怖女神”。既然她们是给他最后安息之处的女神，那她们为什么还是“可怕”和“恐怖”的呢？

……由于接触到某些隐秘的、禁忌性的东西，意识、心灵就会受到某种特别的恐惧的影响。这种恐惧指的是对未知事物和神秘世界的恐惧。

象征分为三种

惯用的象征，偶发的象征，普遍的象征。前两者象征与所象征物之间无内在关系，多为经验、情感与物相联系。例如国旗的“图案”、“桌子”这两个字的字型与读音（即所指）就是惯用的象征。偶发象征与惯用象征相反，它除了使我们把这象征与事件相关联外，无法为任何人所共享（除非加以冗长的注解）。普遍的象征与所代表间含有内在关系，例如火的象征。三者类似于换喻与隐喻之间的关系。

由于在母系社会中，只有一种神圣的关系，那就是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因此杀母行为很自然地被认为是最大逆不道和最不可宽恕的罪行。而从父系世界的观点来看，儿子对父亲的爱与尊敬才是最重要的职责。因而弑父行为才是最大恶极的。

克里坦克提亚的弑夫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因为她的丈夫具有极高的地方。但是母系世界的观点与之完全相反，因为“她和她所杀的人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对于这种杀夫行为，复仇女神并不在意，因为对她们来说，只有血缘关系和母亲的神圣不可侵犯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面，对于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而言，如果弑母是为了替父报仇的话，那这就是根本不算什么罪过，但是父系原则的胜利却是由于和失败的众女神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而在程度上有所减轻了。她们同意接受新的秩序，而且满足于作为大地的保护者以及司掌农业这样的职位。

巴霍芬指出，父系与母系的不同之处，关键在于社会及道德理念的不同。而不在于男人与女人社会地位与权力的不同。p150

“在母系社会的观念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母亲的孩子的同时，也是大地母亲的子女。母亲对于所有孩子的爱是同等的，因为她的爱是基于他们都是她的孩子这一事实的，而不是基于她的孩子们的成就与功劳的。

……而父系的社会体制却是以对权威的服从作为最重要的美德的。在父系社会中，我们看不到平等原则的影子，相反我们所能找到的只是宠爱的概念和森严的等级制度。” p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