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集

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的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

老子的认识论，不仅是缺乏根据的冥想，他的论证有一个极大的毛病，极大多数是类比，即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而是从外表上相似的一个不同事物的规律的陈述，然而根据不充分，“推不出”结论，或结论大大超过前提。这一点，汪奠基的册子说到了，然而汪竭力赞扬老子的无名论逻辑(即用否定论证来达到肯定的结论)，对其缺点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其实，老子这方面的缺点，不仅本身严重，还流毒后代。比如《大学》上的修治平，不仅思想本身渊源于老子，逻辑上的跳跃也和老子一样。 　　 严密的逻辑论证，历史上有一个确实的来历：公开辩论。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好讼，还有一套民主选举办法，雄辩术风行，甚至还有一个奇怪习惯，两人争辩一件事，可以有彩金，谁辩胜就得彩金。辩证法的原意本是辩论，你说话有漏洞，对方力图辩难，怕输，就要严密。逻辑学显然也是从这来的。 　　 中国也有过，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即一例。可惜不久就焚书坑儒了。 　　 这样，老子的逻辑毛病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运动，何来成就?

“所谓法天地自然者，不过假天地自然立喻耳，岂果师承为“教父”哉。观水而得水之性，推而可以通焉塞焉，观谷而得谷之势，推而可以酌焉注焉；格物则知物理之宜，素位本分也。若夫因水而悟人之宜弱其志，因谷而悟人之宜虚其心，因物态而悟人事，此出位之异想、旁通之歧径，於词章为“寓言”，於名学为“比论”(analogy)，可以晓喻，不能证实，勿足供思辩之依据也。 ”

一、历史的重担 科学与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 二、希腊思想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 当代西方人（例如肯尼迪、罗素、费正清）都承认，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分析它的成分，有希腊思想、罗马法和日耳曼人的骑士精神。要历数它的演化变迁，那是头绪纷繁的。不过这三者之中，希腊思想是基本的。 希腊思想，有“格物”的方面。开始，是类似中国的五行阴阳那一套，然而它不限于本体论的玄妙的设想，它还对我们周围的事物作实事求是的分类，研究世界事物形成的原因，试图为它们规定一些根本的范畴。迄今为止，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还原套原样地是亚里士多德那一套，从这里发展出来逻辑学。 希腊思想，有数理神秘主义。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律，举行了百年大祭。他也跟中国的道士们那样，崇奉“河图洛书”的数理，以为那是蕴含了宇宙的秘密的。然而他们并不满足少数几个数学定理和命题，却力图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推理体系。欧几里德的几何，直到近代初期，还是古典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斯大林还说过几何学，因为他在中学受过古典教育。 希腊思想，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它确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然而它“格物”，它有一种穷根究竟的笨拙戆态，它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变革”过程中精炼出来的。它不是王家文化，它不是道德诫命。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它的这种特征，后来确实被基督教吸收来成为它的教义的一部分；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既窒息科学也抚育科学的宗教。 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产生这种思想的希腊城邦，是实行原始民主的城邦，虽然这种民主权利只限于贵族或加上上层平民，至少奴隶是无份的。 希腊思想的神秘主义部分，被哲学史上唯理主义所继承。唯理主义者往往是大科学家，例如发明解析几何的笛卡儿。牛顿发现力学三定律，动机还是为了要证明上帝哩（那有名的最初的一推）。 F•培根本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卖友求荣，自己因受贿被黜）。然而他痛斥希腊思想的静观出神主义是不关心人类的幸福，痛斥亚里士多德的不道德。他提倡对一切变革事物的实践作系统的研究，把那种知识条理化——一句话，他提倡实验，他提倡归纳法，他提倡打破迷信和偶像崇拜。英国的皇家学会，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搞起来的。近代科学思想的鼻祖是培根。说来奇怪，中国人痛斥的杜威，实实在在是培根的“实践论”的继承者。他的书，诚然不同于培根，不过差别只在于论证和资料现代化了，就其基本思想而论，和培根几乎毫无二致。可惜，因为胡适把他糟塌了（说什么真理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姑娘，你爱把它打扮成怎样就怎样等等）。所以，我写这份东西的时候，还不敢称实际上是实践论者的工具主义为实用主义。 工具主义就是多元主义。它和希腊的静观出神主义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更是民主的。然而仅就这一点而论，它也是从希腊思想的根子是萌发出来的。 三、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然而它是史官文化 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据现在的史料，我们的文化史上溯到商代。“商”就是因为王亥服牛乘马经商。地下发掘，证明商的都城是手工业中心。真的，超脱蒙昧时代的文化，不得不和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殷之辂”）、武器的生产有关；而现在的一切文物展览中的珍品，又莫非手工业的产品。牧羊种地的人，可以处在蒙昧状态之下，而商人眼界开阔，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巫觋、宗教、文字的老家。 可是中国是个大陆，不像希腊城邦那样，是商业、航海、殖民的人们的居住中心。大陆上的“百工”和文化势必成为一个王朝权力的依据。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艺，它就可以传播声教，可以对外征服。可是这样一来，工艺、文化就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思想”的主题就是政治权威，“格物”就永远登不上台盘了。甚至这在西方也并非没有先例。当希腊的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再在文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当东罗马帝国被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混合品）所浸透以后，拜占庭帝国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没落帝国了。 商代的王家文化，一直以其基本形态延续下来，这也就是范文澜所盛赞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诚然是发达成型于周代，周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也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下面是我的无根据的猜测之辞，虽与主题关系间接一些，对于史官文化的形成也许可以别进一解。 我猜测，商王室在文化和工艺上，多少采取一些“保密”、“独占”的态度。虽然周在西方的壮大，显然是继承了、或者窃取了商王朝所独占的文化和工艺。周在文化和工艺上采取广为传播的政策，而不着重于保密和独占。文王时代，“四伐”而仁义播于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不信仁义有这样大的力量。然而文王时代势力甚至于达到江汉，征伐又只有四次，“秘密”所在，我认为就是传播文化和工艺于落后的部落。所以武王伐纣，从征的小民族有八个。灭纣以后，又广事分封（史籍上未见夏、商有分封的传说）；王朝本身，只保留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从文化的王朝独占， 到等级制的文化传播。当然 传播文化，也是带了刀剑去的。 春秋时代，王朝也好，诸侯国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释为奴隶制，其实是生搬硬套。百工是王朝和诸侯国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例如：战车、武器就是百工生产的），怎么能够由奴隶来干？工尹在楚是略次于令尹（宰相）的大官，难道只是奴隶头儿？秘密所在，就是王权要依靠百工，犹如文化必须是史官文化一样。 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但是，龚自珍虽然没有创造史官文化的名称，却对史官文化作了极好的解释：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你看，描写得多好？于此可见，李斯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史官文化的内在的逻辑结论，儒者埋怨它是没有理由的。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 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 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擦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所以，明末传教士带来《圣经》、《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几何原本》和历法的时候，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可惜传统的重压太深，徐光启不为人们理解，而顾炎武等人还逃不出宋明理学的窠臼，悲夫! 四、中国思想是贫乏的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围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 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1973年3月27日

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 (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不出产业革命来的) 。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个命题如果是真的，那么由此可以推出一系列命题： 　　 (1) 历史地说来，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后，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如果历史事变没有这样的凑合，它可以推迟。推迟几百年，在历史上不算一回事。 　　 (2) 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国家内。由于这种凑合的机会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可以随随便便发生的，所以，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布于世界——产业革命本身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英到法，到德，到美，到俄，到日，这样传布的。 　　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 　　 (3) 在具备了所有的必要条件中好几项的国家，如英国，产业革命后接受产业革命迅速；而具备条件愈少的国家，接受愈迟缓，接受的方式也显出大大小小的差异。 　　 接受方式，可以分为法国型的、德日型的、美加澳新型的、沙俄型的，以及印度中国土耳埃及型的等等。到本世纪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 (4) 由此可以推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 附带说说，对於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之说，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委婉地列举证据加以驳斥过。此书论证细致，搜集材料丰富，篇幅不大，倒是值得一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