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就是權力

原文摘录   · · · · · · 

• 这种对同性恋使用公共空间的威胁，甚至透过政府体制来强力执行。民国八十六年七月底的深夜，台北市政府为了执行“净化”城市的政策，分局警员以常德街附近机车经常遭窃、有人深夜喝酒喧哗为藉口，对停留在常德街附近的几十位同性恋者进行临检，继之带往警局侦讯、拍照。只要对于同志族群稍加认识，都会知道新公园与常德街只是同志认识人、寻求自我认同的地方，与喝酒闹事、偷窃机车根本无关，然而警察竟然可以在毫无现行犯行为证据的情况下，将一群人带至警局侦讯。 尽管异性恋机制犹如排山倒海而来，控制了公共空间中的行为举止，但是同性恋者在这种威胁之中，仍然不断寻找反抗的可能、抢夺空间使用权、扭转空间的定义。民国八十四年为了抗议台大涂醒哲教授有关艾滋病防治的研究歧视同性恋，同性恋者以抗议学术歧视为由，首度走上街头。民国八十五年台北市政府推动首度广场核心区的重新规划，可能透过空间规划的方式将同性恋逐出新公园，于是一群男女同性恋联手组成“同志空间行动阵线”（简称同阵），极力争取同性恋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同阵表示：“同志们需要的空间，并不是一个被人赶来赶去，然后关起来，大家排排队来参观的可爱动物区。”接着又举办“同志票选十大梦中情人”与“彩虹情人周”的活动，频频向媒体展现同性恋的存在。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数个同性恋团体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音乐台，举办“彩虹、同志、梦公园”活动，藉由集体现身的策略，让许多同性恋可以在阳光的照耀下携手公开庆祝自己的认同。台北市府废公娼之后，同志团体也与妇女团体、劳工团体共同参与在万华举办的反污名大游行，有人第一次敢大声地在街上喊出：“我是同性恋！”透过集体现身公共空间的方式，不仅让大众看见同性恋的存在，对于同性恋能够公开使用公共空间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查看原文)

  夏天珍珠梅 2016-01-16 16: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