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

狂熱之徒總是想建一座“人間天堂”，其結果卻總是造就了一座又一座人聞地獄，這周而復始、不斷重複上演的人間悲劇究竟說明了什麼？它難道不是在提醒我們，“塵世”不可能成為上帝的王國。是的，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芸芸眾生，需要一種以超越這個世界為己任的人性來保護自己，這種人性“每時每刻”都要與無限、絕對和不朽聯繁在一起。無論那是多麼可以容忍，無限制地追求“此時”、“此地”，都將無望地使“此時”、“此地”變為廢墟和荒漠，並最終以鮮血將其染紅。

是的，人像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樣被固定在一個矛盾的網絡中。這種處境也像是一個十字架，横的是現實世界的地平線，豎的是存有。受現實世界存在的無望和絕對的不可企及這兩者的壓抑，他在不了解其使命的痛苦和實現這一使命的快樂之間，在虚無和富有意義之間力圖保持平衡。像基督一樣，他實際上是勝利者，不過是借助於他的失敗而獲勝的：通過對荒謬的理解，他再次發現了意義；通過個人的挫折，他再次發現了責任；通過多次被判人獄的失敗，他獲得了勝利，至少是戰勝了自己（作為各種世俗誘惑的對象），而通過死亡——他最後的，也是最大的失敗——他最終戰勝了自己的残缺；通過永久地完成他在“ 存有記憶”中的輪廓，他最終回到了完整的存有源頭，同時又没有抛棄他的任何“不同”之處。

1983年2月5日

親愛的奥爾嘉:

一年兩次或三次有規律地傅送到我這裹的那些災難性的訊息 ，其中一部分就是必不可少的抱怨，抱怨“生活中未出現任何變化”，或整日“無所作為”。你或許認為我對這樣的消息特别脆弱，被它搞得心煩意亂或憂鬱沮喪，並絕望地大聲號哭：為什麼我會待在這裏?如果生活中眞的什麼也沒發生，那所有這些會使我產生什麼樣的感覺?

我不想使事情簡單化，但是我必須承認，眼下，我已經開始對這類消息做出反應，用與你預期的反應完全不同的方式，我通常以某種挑戰的口吻反駁道：什麼事情是應該發生的？為什麼非得要有什麼事情發生?為什麼有的事情總是“被做了”?而被做了的事情應該是些什麼樣的事情？

不管怎樣，我的挑戰不是一個對某個諸如此類消息的反應，而是對某種相當荒謬地理解這類消息的方式，而這類消息不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總是引起我的關注。這是一個如何理解那些建立在錯覺之上的事物的問題，所謂錯覺即認為所有的事情都依賴或取決於“行動”，也就是說，當事情在“做”，原則上就比“什麼事也不做”要好得多。換句話說，這裏有幾分為了行動而行動、為做而做的崇拜，為了做事而去做事，從而事情正在做本身似乎就成了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事情在做，什麼人在做，為什麼要做，它的意義是什麼，會引起什麼後果，以及什麼後果已經顯示出來，卻成為不重要的，或者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某個事件開始和结束的意義，不僅僅意味這個事件已經發生這一事實。如果那個發生的事情本身是什麼無足輕重，那麼相反地，對一些人來說，存在盡可能多、盡可能频繁的事件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因為在他們看來，事件發生的數量和频率就成為生活的尺度。

這種情形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空洞的信仰，它認為：“如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那麼，什麼也就不存在。”這様，生活事實上就變得像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死亡過程，一個被某事件處處打断的遇程。發生的事件愈多，我們似乎就愈有活力，而存在的事件愈少，死亡似乎就更不可避免。我不認為——在本實上——是否有大的事件發生 ，或者幾乎沒有事件發生是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自然，我也不認為，事件的數量會給我們揭示事物在本質上的特徽。對我來說，唯一重要的是所發生的事情是否具有意義。感覺到“如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那麼，什麼也就不存在”，是一種膚淺、依附性、贫乏的精神偏見，這種精神屈從於時代，並且只能通過不斷被組織起來的假事件的數量來證明自己的優越，這種精神就像是一雙蜜蜂，那樣走向毁滅。緘默常常比最雄辯的演說更為雄辩！一個精心選擇、得體的詞在澄清事實真相上，常常要比一百頁善意的無聊廢話有效得多!

很明顯，曾經有過不可思議的混亂和狂熱的躁動這樣一個英雄主羲的時期，那時，每一個人可以為所欲為，人們相互之間是友善的，並愉快地分擔重負；那時，人們互相幫助，而且沒有人會拒絕提供幫助。每一個社會都要經歷這樣一個年輕的時期。顯然，人們對這一時期會不時地表現出懷舊情緒，並且抵制可能看起來，現在確實“無所作為”這一情境的出現。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有所警覺，並回憶起那種熟悉、危險的雲霄飛車，從興致勃勃（宗教狂熱）到虚幻空茫（虛無主義）的自然循環，而那個時代曾經席棬了一群群並不比我們年長多少的公民。這些公民中的有些人，曾經強烈地抵制盲信和幻覺，似乎不受盲信和錯覺的影響，或許還自始至終堅持他們自己的那種立場，結果最後以失敗告終。

换句话說 ，我不太在意事情發生的多少。我有興趣的只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者沒有發生的事情——是否有意義 ，以及那個意義是什麼。我喜愛這樣的事情，它們對於自己的時代具有可靠性、根基性、獨創性、生命力、平衡性、趣味性、可溝通性、挑戰性、中肯性——简言之，是那些具有意義的事情。一個這樣的事件即使每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對我來說也比所有單調乏味，不管那動機是多麼高尚的事可爱得多，如果行為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做事本身的話。因為這樣的行為通常會降低已取得的成就，耗竭（並危及）人民的活力，以及在它實施的過程中，給人留下一個於事無補的印象.....。

沉默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常常就比大聲喧嘩自己的立場，爾後迅速抛棄這一立場包含著更多的意味。一個緘默的夥伴，你永遠預言不了他將在什麼時候說話，以及他將說什麼，但是你確信，他說話的時侯，說出的東西肯定像敲鐘那樣乾浄俐落，他將比任何一個事先預料到的人都更有能力攪動這個世界，彷佛天生就是這樣的。

属於妳的瓦谢克

1983年1月22日

親爱的奥爾嘉:

我時常風聞某個人提出災難性的消息，告誡說在我們的圈子裹，每個人都在與其他人互相争吵；沒有任何人在做有益的事，他們在酗酒，在往國外跑（一旦他們出了國，結果卻鬧出更大的醜聞），他們只關心自己，撈取不屬於自己的錢，而更知名的人士則僅僅追求自己的名譽，把别人抛在腦後等等，不一而足。此說是否屬實，我不知道，但我對之還是有所懷疑的。我知道，根據兩三件表面的偶然事件和傳聞而得出一般性結論是多麼容易，特別是當我們所觀察的現象是如此多種多樣、如此零散、如此雜亂無章，以及就其整體來說如此深不可測的時候。我現在寫到這一點，絕不是因為我對這些傳聞和類似的議論特別重視，或者是因為它們令我不安，也當然不是我要從其中得出什麼結論。一旦我出獄，我自己會看到的，也許事情沒有那麼糟糕，也許它們還要更糟糕些。不過，此刻，我關心的是別的事。

......

當一個人決定探取一定的立場，當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某種意義，他就會獲得洞察力、希望和目標。當他獲得了某種眞理並決定“生活於其中”的時候，那是他自己的行為，也僅只是他自己的行為；它是一種存在的、道德的，並且最終是形而上的行為，它產生於他的內心深處，旨在注滿他自己的存在，從某種觀點看，它是一種自足的行為，完全獨立於他周圍環境的變換和潮流，獨立於所謂的普遍狀況，不管當時它看起來是什麼樣的。如果這樣一種定位是真實的和發自内心的，就沒有任何外部條件和環境能在其最深的根基上改變他的選擇（最多，它只能改變他行為的方式）。

一個不從其自身吸取力量，不能在自身内部發現其生命之意義的人，就會依賴他周圍的環境，就會將自己定位於自身以外的某處——某種意識形態、組織或社會，於是，無論他可能看起來多麼積極主動，他都只不過是在等待、依赖。他等著看别人要做什麼，或者他们會分配什麼角色給他，所以他依賴他們——倘若他們什麼也不做 ，或者倘若他們随便亂造一氣，他就會陷入幻烕和絕望，並且最終逆來順受。他所從屬的派別辜負了他的期望，於是他就像一只戳破了的皮球一樣癱軟下來。

這完全是一種盲從的態度。由於不能獨自面對世界的異化，盲從者就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他將之偶像化的社會機制，並盲目地與之認同。但是，一且發現有這樣的跡象，即這不是在實現了他認為它理應如此的夢想時，他就開始恐懼。他感到他的世界在破碎，生命失去了意義，於是他突然變得願意做多年來他如此強烈地譴責（他畢竟是一個狂熱的盲從者! ）的事情了，他開始關心他自己，移居國外，並使自己適應一切。

這樣一個人是不幸的，他總是狂熱，而同時又永遠是失望的；他始終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者，甚至一個外 在的偶發事件就足以將他抛入最強烈的悲觀主義的深渊。他能很容易、很迅速、很有感情，而且内心毫無保留地獻身於一項事業（同時又猛烈地譴責所有不與他一道獻身的人），但是，一旦事情開始變糟，他也能完全一樣地把這同一项事業抛到一邊，並轉向一種認為任何事都毫無意羲的悲觀主義觀點，直到他發現或者不如說直到别的什麼人發現某種他可以再次認同的新東西，對這種新東西，他可以又一次貢獻出他全部的智慧、良心和责任感。

真正的不屈不撓僅僅在這様的人身上才展现出來，他依靠自己而不是别人，他有力量保持健全的精神，他擁有清醒的頭脑和健康的自控，以及一種對世界有獨創性的、 沒有人思考過的觀點。

當然，反過來說也沒錯，只有能夠保持這樣一種堅定不移的總體觀點的人才真正相信——作為靈魂的一種狀態，作為“定向於存有”的信仰的意義，而不是對某種由外部提供的東西盲目認同的信仰。

換言之，即使所有的人都移居國外了，即使所有的人都屈服了，即使他們全部屈從於“在世存在”，這也絕不是一個人也這麼做的理由，一個人不是出於做别人所做事情的需要而採取某種立場的，因而他不能以别人已經放棄了他们的立場來作為自己放棄立场的可憐理由。

當然，當一切都運轉良好，當我們周圍的每一個人都在不屈不撓地、勇敢和孜孜不倦地為其理想而奢門，當所有的人都始終如一地宽厚善良並彼此友爱的時候，我們是很高興的；而當事情正好相反的時候，我們就很悲傷。不過，不管怎樣，這樣的喜悦和悲傷不能觸及事情的核心，即我們為自己選擇的道路，我們已决定要實踐的那種方式。

但還是回到我們開始的地方，在我看來，似乎這些災難性的消息，至少其中的某些說法，所揭示的傳播此類消息的人們的精神狀態，要比它們所揭示事情的客觀狀態更多。它們暴露了某些人尋求盟友的需要，這導致了那種不幸的對“ 盟友”的依賴，他只從他們那兒尋求救助，他全心全意地忠於他們，一且他們垮了，他自己也一定會自動垮掉。與此同時，我懐疑，就我注意到的這件事而言，這種内心的狀態——假如有的話——會同樣微妙地在所有那些關於外部狀態的議論之前出現，並對之產生影響，直到最後，决定其觀點、立場、對事實的選擇以及對其如何評價的東西，實際上是缺乏一種自信、力量、恒心、獨立性，令人振奮的長遠觀點和寬容的迷失、以及一種不可避免的導致（通過痛苦的自悔)顺從的理解。因而，使一個人不得不到處看到道德敗壊現象，與其說是普编的道德敗壞本身，不如說是他自己喪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義感。引用我自己的話說：世界只堕落到我自己堕落的程度。

這也許聽起來有點奇怪 ，但無論什麼時候，當我聽說我們的某項事業處於危機之中時，我總是欣然接受，把它當作這一事業依然存在的明證：如果它不存在，它就不可能處於危機状態了。你知道我比大多数人都更少幻想，因為我比大多数人都少需要這些幻想，因為我相信。相信什麼呢？這很雠說，也許是相信生活吧。

屬於妳的瓦謝克

最近幾年中我遇到過的幾個聰明、正派的人，帶著各自命運的印記，極為清晰和富於悲劇性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他們成為痛苦的、對任何事情都失去信仰的仇恨人類的厭世者。極少數個別的人，他們設法說服自己相信，人是自私、邪惡和不可信任的；幫助別人、努力取得成就或做任何改進都是沒有意義的；所有的道德原則、更高的目標與超越個人的理想都是天真的烏托邦，人必須接受世界的“現狀”，即世界壞到不可救藥——並據此行動。這意味著，除了自己之外誰也不能指望，並盡可能地活得平靜、不引人注目。

在某些極端的環境裡，人很容易向這種生活哲學低頭。不過我想，對生活不抱希望的哲學所表明的態度是 人類墮落的最令人悲哀的形式，因為它擴大到了那些生活中還沒有真正失去意義的領域。

說真的，說這些話的人不是寫荒誕劇或寫悲劇的作家；不是自殺者；不是飽受憤怒、厭倦、焦慮和絕望折磨的人們；也不是酒精中毒者舆吸毒者——這些在最深層的理性中喪失了生活意義並成為“無信仰者”的人；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冷漠的人（顺便說一下，在過去幾年，我遇見過許多古怪的人、痛苦舆絕望的人、冒險家、性變態者、盲目樂觀者。當然，還有大大小小的江湖惡棍們。但我所說的冷漠者並不很多，像上述這類人只是性格多變。不過，這裡正成功地使一些人加入了这一行列——那些更具智慧倾向的人 ，或“已跌倒的正派的人”）。

屈從就像信仰一-樣，可以是經過深思熟慮或未經思考的。如果是前者，那麼這種壊良心的傾向通常需要依附於廣泛的求證與自我辯護（在誰之前?為什麼?），通過指出這個世界的邪惡以及這種邪惡的不可救藥。當然，在這裡，引人注目的是，與其說是這個世界的邪惡最終引導了人們放棄，不如說是他自己的屈從引導了他接受世界邪惡的理論。然而，“無信仰者”也許會否認這點。首先到來的總是存在性的選擇，僅僅在那時，世界無出路的、悲慘的畫面才跟隨而來，以便證明這種選擇是正確的。一個人愈是堅定地断言一切都是地獄，就愈是殘忍地堅持“天啓”理論。我甚至想不客氣地說: “無信仰者”如此顽固地堅持世界邪惡、不可救藥的態度，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證明那些邪惡本身所做的壞事是正常的（請注意，只要有人開始堅持認為他周圍的世界是如何腐敗，這通常就是他準備去做更下流事情的明確信號）。

當然，在一定層面上，我們還能觀察到另一種進程：首先把這個“邪惡的世界”描述為一個不幸的世界，一種可悲的現狀，一個我們無法選擇卻只能適應它的“現實”，唯其如此，渐渐地——舆此同時，“無信仰者”正在這個邪惡的世界上學會生活，並逐步習慣於它，使自己安然於它——這個原本他所設想的可悲現實 ，就已開始不知不覺地變得“不是壞到極點”了。直到他會譴責過的現狀最終成寫理想之前，毫無疑問，這種現實也要比改造它的“烏托邦”所造出的不確定的可能狀態更好。這樣，我們就達到了一種悲哀的狀態，在這裡，這個世界的無情批評家不知不覺變成了它的辯護者，關於這個世界不變性的“非志業”的理論家成了改變它的活躍的對立者，懐疑成性的局外人成為一個普通尋常的反動份子。

今天，我也許比以往更清楚地明白了人的痛苦是可以加深的。虚無的誘惑是巨大、無所不在的，它愈來愈多地使事態靜止，比要求的還要多。反對它，人得忍受孤獨、貧窮舆虚弱，它的狀態比歷史上曾有過的要糟得多。盡管我確信淚水中什麼也沒有，但淚水本身卻能奪走人的希望、信念以及生活的意義。人只有在自己躊躇不前，屈從於虚無的誘感時，才失去了這些東西。

總而言之：我認為屈從、冷漠、心靈的凍結以及精神的怠惰，它們是眞正的“不信任”與眞正的“意義的喪失”的維度。墜入那種狀態的人，不僅停止了追問自己生活的意義，甚至於不再自發地對希望的召喚有所反應——僅僅是因為他必須如此，因為這種狀態不讓他感到孤獨，因為他是他的所是。完全失去了所有生活意義的感覺的人，只是蠻不在乎地過著單調乏味的生活，蠻不在乎地過著寄生蟲般的生活。他全神貫注於自己的新陳代謝問題，並且從根本上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凌駕於他的興趣之上：他人、社會、世界、存有對他而言，都簡單地變成了不是供他消费，就是讓他迥避的束西，或者變成了一个舒適的供他睡覺的地方。

生活中每件有意義的事，雖然它的問题與疑問或許呈現出最戯劇化的方式，經由人類中某些超驗的個人而格外引人注目——這些人超越了“利已”的界限——面向他人、面向社會 、面向世界 。只有通過眺望“外面的世界”，就纯粹生存而言，通過闗懐根本不需要他操心的東西，通過堅持不懈地問自己所有種類的問題，通過他有意識地制造出有價值的聲音，從而拒绝自己再次進入世界的喧器之中——只有這様，人才能變成真正的人，變成“精神秩序”的創造者，一個可以創造奇蹟的存在：重新創造世界。放棄任何超越自己的形式，事實上就意味著放棄一個人自己的人的存在，滿足歸屬於動物的王國。

現代人的悲劇不是他對自己的生活意義知道得愈来愈少，而是生活意義的問題愈來愈少地使他感到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