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甘願

>>工人對資本主義的自主性回應<< 列舉了一堆如霍桑、克羅澤的研究發現后，總結道：

>>趕工遊戲製造甘願<<

我的理解： 遊戲的主體是勞工和機器，掩蓋了剝削關係以及剩餘價值的挪用，掩蓋之餘，甚至還能建立認同。

聯繫到新聞生產上，壹電視員工嫌棄設備老化、裝置更新太慢也是這個道理。 計件制：

利潤增加僅為果，但甘願本身是由【生產中的關係】產生的。 企業工會，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製造甘願的一種改良資本主義機制？ 金錢在遊戲中的角色：並非是真正的誘因，而是遊戲得以建立正當性的起始環節。

→ 可惜壹電視老闆拒絕參與遊戲。 【協商】的另一層意思：參與遊戲，並且有策略地調和利益（比起積極參與或引導，來說，更平等的是積極、動態地【協商遊戲制度】），因而招致敵對態度。於是，這個遊戲開始以它的邏輯自組織攻擊原本的制度：

對新聞的趕工遊戲來說，趕工的獎勵：版面、專業性、社會責任、獎金回報。 你可以看到，當獎金回報這麼低、剝奪感強烈的情況下，還能有人源源不斷進入，就說明前面兩個的獎勵作為補償機制得有多強烈。 小節

羅伊的博士論文里，將吉爾公司的產量低下問題總結為：「老闆與籠中鳥之間的敵意溝通互動過程，以及這兩個團體頗為分歧的規範」造成的。 另外羅伊觀察到：

工會規模與好戰性格確實是矛盾的，蘋果與前中時工會就是例子。 趕工遊戲帶來的收穫：認同+自我滿足 1. 工作現場的專業用語以及趕工的難度（不同技術操作的難度對應不同的報酬比率，一種內部勞動市場的概念~）帶來的挑戰 2. 結果不明確帶來的誘惑 3. 「唯有通過這些方法，我才能跟現場其他人建立關係」

而這種趕工文化是建立在計件制的基礎上。 趕工文化的另一面：【衝突模式】，也可以說是計件制的另一面。

接著他援引了Tuart (1971)的研究結果：

→看你將問題歸咎于誰，是自己太弱，還是對手太強，又或者是遊戲邏輯不對。 →前二者是使用橫向對抗的歸因框架，而後者是縱向階層對立的歸因框架。但第三種情況又會有好多種解決方法，企業工會是內部抗爭的方式，但局限也多，走個人取徑就是跳槽。 但他又舉了另一個問題：技術更新。

1. 製造甘願重要性：

虛偽的甘願，掩飾剩餘價值：

→可以自由選擇的是「是否要認真工作」，但同時他們也會將管理層的規範納入考慮。 + 工資也能掩飾剩餘價值的存在。 + 分工：生產的零細化與原子化 + 控制權的分離讓主管、經理人成為剩餘價值的享有者，以及掩飾剩餘價值的同謀 + 勞工的盲點

他們看不見市場。 →就像記者只對自己的產品也就是新聞負責，他們對閱聽眾的想象是模糊而遙遠的，但對廣告主的想象卻比較明確，是經由老闆或者可見的數字之口來告訴他們的。 新聞里的交換價值比較難定義。我得想想。 與新教：

2. 利潤來源的誤解 ① 資本：資本仿佛自身擁有增值、產生利潤的力量。也就是說，對於管理者來說，利潤的來源是資本，而非勞動。 ② 市場：利潤的大小，看起來是由供給與需求雙方的市場力量，而不是由商品內含的無酬勞動時間決定的。即時商品的價格與內含的勞動時間有某種關係，對於個別資本家來說，這種關係也太過複雜難解。因此，利潤不僅是透過市場來實現，利潤看起來更像是起源於市場。 而且，不止老闆會有這種誤解，勞工也有：

→資本主義服務型、協商型工會。 RQ：勞動過程的演進與階級鬥爭為何無法去除利潤來源的神秘感呢？為何工人們無法形成一個與資本利益對立的階級呢？工人為什麼沒有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反而會服從對立的利益？

經濟上的依賴，是資本主義關係再生產關係的重要的一環。 →解釋了記者如何內化報老闆喜好的關鍵，這個內化是在一次次的新聞操作中實現的，新聞生產就是生產關係再生產的一步。 而且，現在的主管與手下的記者之間已經沒有當初那種學徒制的師生關係。在那些勞動條件差、自主性低的報社中，記者的新聞熱情需要被不斷考驗，最後就越來越接近最簡單、純粹、沒有情緒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我拿你錢，我幫你幹活。你想看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另一個分析大環境的面向就是【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的制度】在何種程度上介入生產過程：

媒體的勞動問題要分兩塊來談：一是生產關係（工會主義與勞資關係），二是生產內容（專業主義與新聞自由）。 生產關係：台灣勞動政策對勞工勞動條件的直接保障（《勞基法》）並不多，但有通過保障工會自主、提升團體協約的效力來對勞動條件進行間接保障。所以這一點來看，Burawoy說的這種政治法律的不聞不問在現代已經有所改善。 但終究，勞動人數是【可變資本】，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策干預的成效並不好。就像馬克思描述（p.149）的英格蘭工廠法實施前，資本家就以延長工作日對付，限制工作日立法之後，資本家改為依靠勞動過程的強度，比如增加生產速度，引進計件工資以及自動化。 生產內容：也就是新聞品質的管控，負責的就是NCC，不過NCC只管電視台，不管平面媒體。黎老闆在公民團體的要求下，拉了一群學者和兒少、性別平權團體成員組成了自律委員會，每個月開一次會，罵一罵新聞總監和各中心負責人，但這也只能算是來自公眾的監督，與政府、法律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