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甘願

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經常且太輕易就將受薪勞動者化約為可悲操縱的客體、在市場上買賣的商品、無力反抗的抽象集合、在資本積累無可避免的趨勢下的受害者，或是社會關係的承載者、能動者、支撐者。直到工業社會學出現之後，才將勞動過程中的主體性格還原，挑戰了無主體性的主體的觀念，並強調反抗社會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

>>工人對資本主義的自主性回應<<列舉了一堆如霍桑、克羅澤的研究發現后，總結道：

這些研究往往認為工人們自主地建立了一套反對資本家而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及生產系統。但作者認為，遊戲一旦開始，通常就不是工人獨立自主的表現，更不是對管理的不滿與反制。

>>趕工遊戲製造甘願<<

一個人不能同時一邊玩遊戲，卻又一邊質疑遊戲規則。同意奠基於玩遊戲，同意是在玩遊戲的過程中建構出來的。遊戲並不是反映出利益的和諧，相反，遊戲是和諧的原因，遊戲製造出和諧。 遊戲本身的緣起，不是出自于一個冥冥中註定好的價值共識，而是來自過往歷史里的具體鬥爭：工人為了適應工作內必然蘊含的剝削，以及工人和管理階層爭奪訂定規則的權力所產生的鬥爭。

遊戲規則被制度化了，而在這制度化的範圍之內，遊戲自身變成目的，它遮蔽了、掩蓋了、甚至翻轉了它原本由來的條件。 第一，玩遊戲掩蓋了原本遊戲所從出的生產關係，第二，透過玩遊戲，工人對界定遊戲規則的生產時的社會關係，產生了同意。

我的理解： 遊戲的主體是勞工和機器，掩蓋了剝削關係以及剩餘價值的挪用，掩蓋之餘，甚至還能建立認同。

但後來我發現，他們的悲痛只是因為公司沒有盡責提供玩趕工競賽的必要條件，舉例來說，也許是鑽頭燒壞了、藍圖不見了、或是機器裝置不能正常運行。這些控訴反而再度強調了規則的正當性以及趕工的價值。透過這種方式，同意的架構被一再建構，甚至加強了。

聯繫到新聞生產上，壹電視員工嫌棄設備老化、裝置更新太慢也是這個道理。計件制：

計件制的目的，就像泰勒與他的同時所指出的，是要透過由金錢收入而來的共同利益，調和工人及管理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而這共同的利益，要考勞工額外的努力來確保。 但經濟的邏輯未必有效：事實上，，很多用日薪計算的服務性職務比計件的職務更受歡迎。換言之，我們不能用獲得更多的收入來理解趕工競賽。倒不如說趕工競賽之所以能主宰廠房內文化，是因為它是從一組特定的生產中的關係產生的，並具現了這種關係，同時反映出管理階層增加利潤的利益。

利潤增加僅為果，但甘願本身是由【生產中的關係】產生的。企業工會，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製造甘願的一種改良資本主義機制？金錢在遊戲中的角色：並非是真正的誘因，而是遊戲得以建立正當性的起始環節。

金錢的獎勵無法真正調和管理階層與工人的利益，反倒是玩遊戲本身透過遊戲成果與遊戲的連續性才創造出共同的利益。任何遊戲，只要提供玩家明確的獎賞，就可以在玩家之間建立某種共同的利益——不論玩家代表了資本或是勞動——【進而提供了讓遊戲再生產的條件】。 當勞動過程被組織成各種遊戲的形式，並且讓管理階層與勞工都共同積極參與的時候，兩者的利益就結結實實地調和了。

→ 可惜壹電視老闆拒絕參與遊戲。【協商】的另一層意思：參與遊戲，並且有策略地調和利益（比起積極參與或引導，來說，更平等的是積極、動態地【協商遊戲制度】），因而招致敵對態度。於是，這個遊戲開始以它的邏輯自組織攻擊原本的制度：

一旦遊戲建立了，這個遊戲就有了他自己的原動力，沒有人可以保證今後它還會再生產原先來一存在的條件。相反的，遊戲一直玩下去，界定遊戲的規則很可能遭到破壞。

對新聞的趕工遊戲來說，趕工的獎勵：版面、專業性、社會責任、獎金回報。你可以看到，當獎金回報這麼低、剝奪感強烈的情況下，還能有人源源不斷進入，就說明前面兩個的獎勵作為補償機制得有多強烈。小節

「遊戲」的概念不只是一個解釋的工具；它同時是、也必須是一個批判的工具。 第一，它顯示出個體理性與資本主義體系的理性之間的連結。遊戲的隱喻說明了歷史自有其規律，超乎我們的控制，即時歷史是我們行動的產物。 第二，當我們被迫參與資本主義的各種決策時，我們也對資本主義的規則與道德產生了同意。

羅伊的博士論文里，將吉爾公司的產量低下問題總結為：「老闆與籠中鳥之間的敵意溝通互動過程，以及這兩個團體頗為分歧的規範」造成的。另外羅伊觀察到：

會員穩定條款降低了工會領袖的好戰性格，讓他們遠離群眾

工會規模與好戰性格確實是矛盾的，蘋果與前中時工會就是例子。趕工遊戲帶來的收穫：認同+自我滿足 1. 工作現場的專業用語以及趕工的難度（不同技術操作的難度對應不同的報酬比率，一種內部勞動市場的概念~）帶來的挑戰 2. 結果不明確帶來的誘惑 3. 「唯有通過這些方法，我才能跟現場其他人建立關係」

個人正是通過趕工文化在衡量他人以及自身，它提供了工作場所地位等級的基礎。

而這種趕工文化是建立在計件制的基礎上。趕工文化的另一面：【衝突模式】，也可以說是計件制的另一面。

按件計算的工資，正如馬克思觀察到的「會一方面朝個體性發展，這點來說是自由、獨立及勞工的自我控制；但另一方面，卻造成他們之間相互競爭。」

依常識推斷，我們可能會以為，勞資之間的衝突會引發工人彼此之間的凝聚力，然而這種推論卻忽略了【所有衝突都必須透過意識形態的中介】，在這個例子里就是趕工。工作的組織，可能將勞資衝突，轉化為競爭與團體內部的鬥爭。事實上，這種將階層縱向支配轉化為工人之間的橫向對抗的做法，是產業界的普遍現象。

接著他援引了Tuart (1971)的研究結果：

一般來說，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行為——以往稱為凝聚行為——成負相關，而與競爭以及團體內部的衝突行為成正相關。

→看你將問題歸咎于誰，是自己太弱，還是對手太強，又或者是遊戲邏輯不對。→前二者是使用橫向對抗的歸因框架，而後者是縱向階層對立的歸因框架。但第三種情況又會有好多種解決方法，企業工會是內部抗爭的方式，但局限也多，走個人取徑就是跳槽。但他又舉了另一個問題：技術更新。

當資方引進新的機器，卻無法配合上工人原有的技術時，衝突的趨勢正好相反；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之間的橫向衝突可能會轉化為工人和管理階層間的對抗，甚至引發不同管理階層間的對抗。 新技術使得一個操作員可以壟斷部分知識，這增強了他的權力。

1. 製造甘願重要性：

製造甘願機制可以將【勞動力轉化為勞動】。

虛偽的甘願，掩飾剩餘價值：

同意的基礎在於活動要組織得好像工人真的有選擇，不管這些選擇已經限制得多窄。正是因為參與了選擇，同意就產生了。→全然自主地做出服從的姿態與行動。 強制也能成為同意的對象。

→可以自由選擇的是「是否要認真工作」，但同時他們也會將管理層的規範納入考慮。+ 工資也能掩飾剩餘價值的存在。+ 分工：生產的零細化與原子化+ 控制權的分離讓主管、經理人成為剩餘價值的享有者，以及掩飾剩餘價值的同謀+ 勞工的盲點

生產流程對於工人就像勞動過程，也就是像生產使用價值，而非生產交換價值。

他們看不見市場。→就像記者只對自己的產品也就是新聞負責，他們對閱聽眾的想象是模糊而遙遠的，但對廣告主的想象卻比較明確，是經由老闆或者可見的數字之口來告訴他們的。新聞里的交換價值比較難定義。我得想想。與新教：

認真工作承認調試因為工作單調、千篇一律而生的剝奪感的一種方式。

2. 利潤來源的誤解 ① 資本：資本仿佛自身擁有增值、產生利潤的力量。也就是說，對於管理者來說，利潤的來源是資本，而非勞動。 ② 市場：利潤的大小，看起來是由供給與需求雙方的市場力量，而不是由商品內含的無酬勞動時間決定的。即時商品的價格與內含的勞動時間有某種關係，對於個別資本家來說，這種關係也太過複雜難解。因此，利潤不僅是透過市場來實現，利潤看起來更像是起源於市場。而且，不止老闆會有這種誤解，勞工也有：

如果工人不認為利潤的來源就是他們自己的勞動，那麼他們可以接受什麼樣的利潤觀點呢？ 我在生產線上最常聽到的觀點是，利潤是從過去的犧牲換來的，或資本投資風險應得的回報。其他人則爭論說，利潤是從市場中產生的，特別是一種價格操縱的結果。 資本家與勞工之間的利潤理論的趨近，反映出先進資本主義組織下彼此利益的趨近，而非分歧。工人們同意他們未來的生計，取決於他們資本家老闆的生產與擴張。他們接受的利潤理論，反映出的其實也是資本家販賣商品牟利的經驗。

→資本主義服務型、協商型工會。RQ：勞動過程的演進與階級鬥爭為何無法去除利潤來源的神秘感呢？為何工人們無法形成一個與資本利益對立的階級呢？工人為什麼沒有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反而會服從對立的利益？

封建主義中，領主與農奴的關係，是透過領主把農奴趕出土地的權利（junior：注意是權利而不是權力）得到保障的，這種權利是由政治與法律機構界定并保護的，但在資本主義中，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卻是基於彼此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 在資本主義下，商品的生產一方面生產出勞工（透過必要勞動—工資的等價物），另一方面生產出資本家（透過剩餘勞動，它以利潤的形式實現）；也就是說，商品的生產，同時就是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但在封建主義下，為領主所從事的生產與為農奴自己從事的生產，是依靠政治與法律機制聯繫起來的。

經濟上的依賴，是資本主義關係再生產關係的重要的一環。→解釋了記者如何內化報老闆喜好的關鍵，這個內化是在一次次的新聞操作中實現的，新聞生產就是生產關係再生產的一步。而且，現在的主管與手下的記者之間已經沒有當初那種學徒制的師生關係。在那些勞動條件差、自主性低的報社中，記者的新聞熱情需要被不斷考驗，最後就越來越接近最簡單、純粹、沒有情緒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我拿你錢，我幫你幹活。你想看什麼，我就給你什麼。另一個分析大環境的面向就是【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的制度】在何種程度上介入生產過程：

封建主義下的非經濟因素再生產了生產關係與生產時的關係，因而政治法律意識形態是以他們的（junior：勞動）身份來識別生產行動者。而在資本主義下，這些制度卻無法解釋工人、資本家、經理人在生產中的地位，而是轉換成公民、性別、種族等關係。

媒體的勞動問題要分兩塊來談：一是生產關係（工會主義與勞資關係），二是生產內容（專業主義與新聞自由）。生產關係：台灣勞動政策對勞工勞動條件的直接保障（《勞基法》）並不多，但有通過保障工會自主、提升團體協約的效力來對勞動條件進行間接保障。所以這一點來看，Burawoy說的這種政治法律的不聞不問在現代已經有所改善。但終究，勞動人數是【可變資本】，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策干預的成效並不好。就像馬克思描述（p.149）的英格蘭工廠法實施前，資本家就以延長工作日對付，限制工作日立法之後，資本家改為依靠勞動過程的強度，比如增加生產速度，引進計件工資以及自動化。生產內容：也就是新聞品質的管控，負責的就是NCC，不過NCC只管電視台，不管平面媒體。黎老闆在公民團體的要求下，拉了一群學者和兒少、性別平權團體成員組成了自律委員會，每個月開一次會，罵一罵新聞總監和各中心負責人，但這也只能算是來自公眾的監督，與政府、法律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