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ear of Freedom》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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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数人至少可以在瞬间察觉到我们自身的自发性,这时也正是我们真正幸福的时刻。在这些时刻,无论是看到美丽风景而由衷激动时,苦苦思索后发现某一真理时,体验新鲜的感官欢乐时,还是对某人萌生情不自禁的爱意时,我们都知道自发行为是什么,并可能想象,加入这些经历不那么罕见,不那么被人忽略,那生活该会多么美好。
为什么说自发活动是自由问题的答案?我们说过,消极自由本身把个人变成孤立的存在,他与世界的关系很遥远,也不信任它,个人自我很软弱,并时时受到威胁。自发行为是一种客服孤独恐惧的方法,同时人也用不着牺牲自我的完整性。因为在自我的自发实现过程中,人重新与世界连为一体,与人、自然及自我连为一体。爱是此类自发性的最核心组成部分,爱不是把自我完全消解在另一个人中的那种爱,也不是拥有另一个人的那种爱,而是在保存个人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融为一体的爱。爱的动力特性恰恰在于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处于克服分离状态的需求;另一方面,它又导致一体化,但并未消灭个性。劳动是此类自发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并不是为了逃避孤独的强迫活动,不是对自然的这种关系,即,一方面要通过劳动主宰自然,另一方面又崇拜自己用双手创造的劳动果实,甚至受劳动果实的奴役;而是另一种创造,人在创造过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适用于爱和劳动的也使用所有自发活动,无论是实现感官快乐,还是参与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它肯定自我的个性,同时又把自我与人及自然连为一体。人的自发活动在更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自由与生俱来的根本矛盾——个性的诞生与孤独之痛苦。
个人在所有自发活动中拥抱世界、他的个人自我不但完好无损,而且会越来越强大兼顾。因为自我活跃到什么程度,就会强大到什么程度。拥有物质财富,或者像情感或思想之类的精神财富,都不能算真正有力量。能使用或操纵某些对象,也不能算真正有力量。我们所用的并不是我们的,而仅仅因为我们在使用它们。只有在我们的创造活动中真正与之相...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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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中,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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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由了,但这也意味着:他是孤独的,他被隔离了,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他没有文艺复兴时代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也已失去了与人及宇宙的统一感,于是他被一种个人无可救药,一无所有的感觉所笼罩。
从心理学上说,信仰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可能表达了某种内在的人类关系及人对自己生命的肯定,也可能反映了由个人的孤独及自暴自弃所引起的那种疑虑感。
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代资本主义那样,人们把他们的精力完全用于一个目的——劳动。促使人们百折不挠地去劳动的内驱力是一种最根本的生产力,它对于发展我们的工业社会制度的重要性,不亚于蒸汽和电力。
「良心」是一名管理奴隶的严厉监工,它驱使人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希望与目标而活动的,实际上这些希望和目标只不过是所在社会要求的内在化而已。良心残忍而无情地支配着人,禁止他享受乐趣与幸福,使人的整个生活用来补偿某些神秘的罪恶。
人们往往因为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从此可以不再受那些常常教训他们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的外在权威的束缚了就得意洋洋,殊不知,他们同时却忽视了类似公共舆论和「大众意识」这些不可名状的权威的作用。
为了积累资本而劳动这一原则,使人为了某种超越自己的目的而劳动,成为他所制造的机器的奴仆,产生了自己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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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为之而拼命奋斗的那个「自我」是社会的自我。别人希望他在这一社会中扮演这样的角色,发挥这样的客观社会功能,而他在主观上也错误地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社会功能当做是自我,其实这一自我并不是他真正的自我,而是社会的自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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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狂者之需要其虐待对象的迫切性,不亚于受虐待狂者之需要能虐待他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受虐待狂者通过被压抑来获得安全,而虐待狂者则通过压抑别人来寻找安全。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的自己都已丧失了完整性。
真正的爱是建立在平等与自由的基础上的。假如双方的关系时建立在一方服从另一方,其中一方已丧失了完整性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关系就不是爱的关系,而只是一种「受虐待狂的从属」的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本身是多么合理。虐待狂也常常用爱来加以伪装。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加以统治的时候,他总是宣称,是为了这个被统治者的利益他才去进行这种统治的。
权力欲并非根源于力量而是来自懦弱。一个去人追求权力,则说明此人无法摆脱个人自我的孤独,无法依赖自己生存下去。由于丧失了自己真正的力量,就铤而走险地追求第二种力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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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许多决策实际上并不是自己做出的,而是来自外部建议的结果。我们已成功地欺骗了自己,使自己相信这些决策是自己做出的,而实际上正在按照他人的要求对自己的一切作出规划,正在被孤独感,恐惧感和各种直接威胁着我们的自由,生命和舒适的力量所驱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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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名义下,生活丧失了全方位,它不过是由许多零碎的,互不相关的事情构成,人丧失了任何的整体感。人们面对着这些琐事,就像一个小孩面对着一堆积木一样,感到束手无策。
现代人在幻觉下生活,自以为了解他所想要的东西,而实际上所想要的只是别人所希望他要的东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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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极其热爱生活。但是,由于人已成了机器人,所以他已不能在自发性活动这一意义上生活了,他所有的刺激和兴奋,例如吃喝,参加运动和看到精彩的电视镜头时所产生的兴奋,都是受人操纵的。
人类对自己具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一点丧失信心,是法西斯主义能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肥沃土壤。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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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数人至少可以在刹那间察觉到我们自身的自发性,而正是在这刹那间,我们获得了真正的欢乐。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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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你自己”是人获得力量和幸福的根本要求之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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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放弃个人自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与周围数百万的机器人绝无二致,再也不必觉得孤独,也用不着焦虑了。但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便是失去了自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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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没有达到的目的常常在后来的生活中由社会压力来完成。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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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工具化了,他成为自己亲手制造的机器的一部分。他所思、所感、所愿都是别人期望的样子,而他却自认为是自已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丧失了自我,而自我则是自由个人真正安全的基础。
自我的丧失加剧了趋同的必要性,因为它使人对自己的身份深表怀疑,如果我只是我以为别人期望的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那“我”是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中世纪秩序的破坏,随着个人在其中的毋庸置疑的位置不复存在,对自我的怀疑就开始了。自笛卡儿以来,现代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人的身份(identity)问题。今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就是我们。然而,对我们自己的怀疑仍然存在,甚至越来越强烈。皮兰德娄(Pirandello)表达了现代人的这种感觉。他劈头就问:我是谁?除了肉体自我的连续性外,我还能拿什么证明我自己的身份?他的答案与笛卡尔的不同,他不是肯定个人自我,而是否定它:我没有身份,没有自我,只有别人期望我成为什么样子的自我的映像,我就是“你所期望的我”。
身份的丧失使得趋同更为迫切,它意味着只有严格按照他人的期望生活,才能确信自我存在。否则就会有危险,不但可能被唾弃和日益遭受孤立,而且有可能丧失人格的身份,这意味着对健全的精神构成威胁。
通过与他人的期望趋同,不与众不同,这些对自己身份的疑问便悄无声息了,人也获得了某些安全。然而,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放弃自发性与身份,其结果是生命受阻。从心理角度讲,尽管人仍是个活主生的生物体,但他已成了一个机器人,在情感和心智上已经死亡。虽然还活着,可他的生命却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溜走了。掩藏在现代人满足与乐观主义表面之下的是深深的痛苦不幸。实际上,现代人挣扎在绝望的边缘上,紧紧地抓住个性这个概念不放,想“与众不同”,而且只想“与众不同”,其他什么都不要。买火车票时,会知道售票员的名字;手提包、扑克牌、袖珍收音机都“个人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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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个人是此世界的完整的一部分,只要他没有觉察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那么他便不必害怕这个世界。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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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产生了想要完全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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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个人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条件),不能作为实现个人化的基础,而人们又已失去了给予他们安全的那些关系(束缚),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将使得自由变成一项不能忍受的负担。于是自由就便成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也表示一种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生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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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之想要压抑怀疑的种种企图——有的是想要追求成功,有的认为对事实的无限识知可以解决对肯定的期求,有的则是服从一位领袖,因为领袖可给予“肯定”——只不过使怀疑不为人所察觉罢了。只要人一天不能克服他的孤立,只要他在世界的地位一天不能成为有意义,怀疑的本身便一天不会消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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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行为是一种企图逃避无法忍受的无权力的,因为他的目的在于铲除一切他必须匹敌的对象。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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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的冲动与要破坏的冲动,并不是互望依赖的因素,而是一种相反交替的互相依赖的关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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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