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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日记同样透露许多尘封已久的讯息。比如在了解民初政治人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时，有强烈意见的宋教仁是什么性格，值得探讨。在阅读宋教仁的日记时，发现他在写到与李文生的关系时，语调非常不寻常，有极大的困扰。字里行间显示他们之间有恋爱关系（17）。（从过往对革命的研究中也发现，布尔什维克或纳粹党领导中也有不少同性恋。有一派团体认为同性恋占有固定比例，但革命研究则透露，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比例起伏受时代背景影响，同性恋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包括资本主义的扩张，都有助于同性恋人口的增长。）宋教仁是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夹在中西文化之间，心理压力非常之大，对于传统灌输他的角色有所逆反，如果不读日记是不能体会的。 17 宋教仁本人虽未明言，但从他的日记之中却可推知一二。主要的证据有以下几点：1 送与李两人过从甚密，且同室共寝。2 李坚持每周必须同寝一次。3 共寝后，宋必在日记中抱怨且自责，有很深的罪恶感。据研究者分析，宋属于”环境同性恋者“，即平常为异性恋，但在一缺乏女性的环境中则会对同性产生兴趣。宋长年从事以男性成员为主的革命运动，似乎极有可能因此发生与李的关系。朱浤源，《宋教仁的政治人格》，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台北：台湾大学，民66），页202-232。 (查看原文)

功夫熊猫小碗熊 3 回复 5赞 2013-07-13 11:51:56

—— 引自第189页
……假如每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是在欧美接受方法学的训练，回到母国后，自然仍然有需要与留学所在地的社会科学学界保持联系。本土的研究者万一因为融入本土的行为动机，而设计欧美学者难以体会其意义的研究议程，则因为欧美的学者拒绝加入对话，使得某一项本土导向的研究，会看起来像是在抗拒民主化，造成欧美学者的疏离与批评。于是各地的学者为了进入主流的学术圈，都必须采用欧美学者关心的问题为问题，将这些问题带到拉丁美洲、东欧或台湾来研究。在地的学生跟着做这一类研究，使学生之中也兴起与欧美学术界对话的渴求，最早接触欧美社会科学术语的学生因而显得先进，有机会参与更进阶的留学（24）。久而久之，欧美学者关心的问题成为世界各地共通的问题，很少有研究者会回头再去检讨，自己研究课题的源头在哪里，从而忘记自己对于研究议程上的舌吻，是透过学习而来的，不是客观存在于学术之外的。 24 杨国枢叙述，自己以前“都是套用美国人的方法”，也提到台湾学术界长期套用外国理论，只跟着外国走，因而没有创造力和自信心，就连博士班学生也是相同的情况。参阅《我的学思历程》第一集（台北：台湾大学，民88），页4,18。 (查看原文)

功夫熊猫小碗熊 1 回复 2013-07-12 11:06:56

—— 引自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