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方霸權

没怎么整理，笔记比较杂

《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

李先生挟三十年传媒研究及社会政治学之深厚功力，由理论入实践，由事实出义理，纵论“文化中国”之中港台具体语境中传媒与“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普适价值的微妙互动关系，亦反观世界其他部分如美国，如何看待、建构和应对中国之变。

他喜欢被称为“脉络学派”（大陆译为语境更为贴切一些），意味着力求将任何理论置入具体历史和世界“脉络”中运用。他关于自由多元主义和激进马克思主义各自适用不同社会语境的看法，也颇具启发性。简言之，在威权专制社会中，自由多元主义不失为批判利器，市场也更显其解放动力，由此而来的民主即便粗糙幼稚，也总胜过完全没有；而在那些代议制民主早已成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一统天下的社会中，激进马克思主义堪称掷地有声，质疑市场和资本逻辑带来的反民主可能，揭露宰制意识形态如何维护体制产生压迫，亦是意义重大。在他看来，中国之新左派，只言反帝反资反全球化，不批专制，有拍苍蝇不打老虎之嫌

本文从社会理论、历史经验和世界脉络三个方面, 先提出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应该对话, 从媒介政治经济学探讨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对话理论及这些理论的可能;再具体讲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媒介建构中的政治与文化

一、社会理论

序

1、本书企图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两条路入手，探讨媒介与中国的现代性，并且尝试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 联系普遍理论与具体情境，随时争取与西方主流学术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2、“全球化” 始不是夸张美国霸权的饰词

3、跨文化：技术问题与宏大叙述

4、杜维明：把文化中国分成三个圈圈的象征世界:第一圈包括中港台和新加坡的华人社会;第二圈包括北美和东南亚的少数华人社区;第三圈则无关乎血统，凡在知识上促进对中国的了解，不管是学者、专家、记者、商人和实业家，对于当代文化中国的了解，这几十年来贡献最大的不是来自第一圈，而是来自最边缘第三圈，有“中心即边缘，边缘即中心”的味道

5、中国研究倚重在文化中国圈最边缘的美国，而它身又在美国学术文化圈的边缘，面临一种“双重边缘”(边缘中的 边缘)的尴尬。

6、英国学者吸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学派和意大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又融合本土的激进思想，形成统称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传统，与美式媒介研究一方面分庭抗礼，一方面互相渗透

7、其一，英国文化研究以欧洲为本位，并不那么国际化，不能简单移植到别的文化土壤;其二，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批评的传统，有时令人觉得“文学”太少“批评”太多，文化批评也不应该限于意识形态的批评

华人的学术视野

本书问题与结构

1、脉络学派(contextual )：强调建立华人社会的主体性，又强调对话与沟通，完全没有 排外的意思，更反对闭关自守的保守心态

第一章：理论视野、历史经验、世界脉络

第二章：个案研究

第三章：几个社会理论（自由主义、党内改革派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如何诠释中国大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控制的矛盾，以及对媒介解放的意义。让宏大的社会理论与中国大陆的现实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协调、或者对峙

媒介政治经济学的悖论（中港台传媒与民主变革）

1、帮助资产阶级拉下封建主义的武器，正被用来对抗资产阶级本身。

──《共产党宣言》

“在非西方， 现代性(modernity)还是方兴 艾，对那些被传统与正统束缚的文化来说仍是 巨大的挑战。”《共产党宣言》说:“帮助资产阶级拉下封建主义的武器，正被用来对抗资产阶级本身。”这说明了现代性在西方和非西方具有不同的解放潜能

2、媒介政治经济学的两种取经：多元主义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派赞成温和渐进的局部变革，激进派鼓吹大刀阔斧的根本变革，从根本上批评资本主义，经济上的;

自由派觉得激进派太冒进，而激进派觉得自由派不够彻底，但它们归根究底都在追求合理的社会和人类的解放

3、激进马克思主义抨击媒介专业主义，自由多元主义则视之为一个理想，既 促进意见多元，又鼓舞媒介制衡权力结构。

4、我的关注点集中在媒介与民主间的错综关系， 希望带进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个案研究，探讨媒介政治经济学的两种理论取向。

中国大陆: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控制

1、但其媒介制度已经从全权主义转变成为具有国家资主义特色的威权主义;政治与经济两条脉络若即若离，市场 既和国家的权力相纠葛，又试图与之分离

2、形容以市场为导向的党国媒介是“资本主义的身体” 戴一张“社会主义的脸”，身心分裂。他说，媒介从原先的党国喉舌转变成为 “党的公关公司”，任务不在洗脑，而在维护党的正面形象和正当性。

台湾:在民主变革的前前后后

1、1986年解除戒烟，台湾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国家机器 与资 互相渗透，关系愈形错综复杂，这时激进派的观点开始有解释力，供我 们检验资 集中如何限制媒介多元，但这并不意味多元主义观点已失去意义 (Lee, 2000d)。

2、媒介在政治上的限制很严格，在非政治领域则有相当的自主权，这是典型的“国家统合主义”

3、它们只在生存的 边缘徘徊，不惹当局操心，不料后来与方兴 艾的政治运动结盟，共同生猛对 抗强大的国家机器。它们跟新闻检查官捉迷藏，公开挑战官定的“真理”

4、解严后，国民党权力结构内部分裂，为媒介提供了一丝喘息的空间。在 戒严时期，尽管主流媒介大抵上支持既有秩序，却大力提倡民主价值 (如公众的 知情权，制衡，宪政) ，间接试探官方的底线，又营造文化气氛，催化民主转型 的水到渠成

5、解严以来，民主转型斗争不懈，在媒介领域的确看 到国家与资 的互动变得复杂而多变。

香港:自由媒介秩序的丧失

1、主权转 移引起媒介两种反民主的倾向，一是所有权的改变和集团化，二是新闻的自我 检查以及道德沦丧(Lee, 2000b)

2、第二个反民主倾向是记者的自我检查以及新闻道德的沉沦。为了躲避新政 权对媒介造成真实的或想象的危害，媒介自我检查言论

3、以往所谓的“专业报纸”政治上胆小，言论闪烁。耸动性的报纸对政治不 感兴趣，以渲染性和暴力为能事， 卖这些东西不止政治安全，而且商业获利

4、但耸动性报纸不但在市场上得意，还使得专业性的报纸(特别是《明 报》)迫于商业压力向低级趣味低头

超越西方霸权

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

本书企图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两条路入手，探讨媒介与中国的现代性，并且尝试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 联系普遍理论与具体情境，随时争取与西方主流学术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海外知识界提倡“文化中国”，以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阐述最明白透彻。“文化中国”的提法当然是相对于“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的。特别标出文化中国，无非希望赋文化领域以较大的自主性，不让政治经济势力独吞公共领域，以致把文化边缘化为一个“剩余范畴”。经济在商言商，利之所在，无坚不克;政治利益的短暂考虑夹着太多权谋恩怨，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害。唯有文化源远流长，视野比较高亢，可以冷静看问题。

脉络/语境

他喜欢被称为“脉络学派”，意味着力求将任何理论置入具体历史和世界“脉络”中运用。

他关于自由多元主义和激进马克思主义各自适用不同社会语境的看法，也颇具启发性。

1、

2、意识形态集束

阐释框架

我用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Gamson, 1988;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先解构《纽约时报》的社论和专栏，再将主要议题重构为“意 识形态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s)，包括了隐喻、范例、口号、描述以及诉求原 则等。这些基 框架平常视为当然，心照不宣，却为评论者和读者预设一种看世界 的角度。

案例：89之后，纽约时报 如何对待中国围堵政策(保守派)、来往政策(中间派) 和全球化政策(自由派)

小媒介/大媒介

大媒介主流媒介与党国威权政体建立侍从结构，把意理霸权“自然化”，使严密的社会控制转为看似天经地 义的“共识”。而小媒介游击媒介处于社会边缘，资源缺乏，成本低，规模小，科技条件粗糙，却和威权政体审查制度和主流媒介缠斗，挑战其意理霸权。游击媒介必须结合政治运动，台湾从威权到形式民主。

《共产党宣言》说:“帮助资产阶级拉下封建主义的武器，正被用来对抗资产阶级本身。”这说明了现代性在西方和非西方具有不同的解放潜能。如谓西方人厌弃代议政治，“非西方”的个人饱受国家暴力压迫，追求代 议政治而不可得。后现代主义者一味歌颂“生活方式的政治”(lifestyle politics)， 但如非西方人无惧于丧失他们牢固的代议权，“生活方式的政治”不知有何积极意义?后现代主义者又主张“全民民主”(popular democracy)，但假如没有坚实的自由(liberal)制度为基础，恐怕也只是空中楼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