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大卫·哈维用了这三十页的篇幅，讲后现代建筑和城市设计。说哈维会谈柯布并不奇怪，但读这篇以前完全不知道哈维也会谈罗西。 他概括地说，有这么两个层次：城市肌理的palimpsest和collage；建筑的折中主义和地方传统。这些讨论的语汇跟1984年Jameson写后现代的时候用的差不多，而这本书的时间是1989年。 然而地理学家自然有他不一样的地方，他接着说，“后现代主义者把空间视为某种独立或自主的东西”，而不像现代主义的空间一样，受社会议程的制约，因而自身中存在非功利（disinterested）的美学的可能（康德意义上的美）。这是哈维谈的有意思的小点。 他首先说，这一转变是有它的优点的，首先是将审美判断回归建筑师，这将导致城市美学不再单一化，美学的多样性带来了城市体验的多样性。他用了Léon Krier对现代主义的单调的抱怨作为例证。Krier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是，“象征的贫穷”（symbolic poverty）。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Krier自己的不贫穷的结果，除了宣扬新城市主义，他在建筑上还是一个新古典主义者。他和他哥哥Rob Krier都是欧洲的，跟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比如文丘里——差别非常大。这个区别其实值得发问，为什么欧洲战后建筑师多走向历史主义，尽管是以不同方式，而美国建筑师却走向了流行文化？（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美国只有流行文化..） 哈维确实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不过他首先说的是，战后初期，不论是欧洲的重建模式（国家干预，侧重社会住房，福利，消除贫困等等），还是美国的发展模式（国家干预，侧重基础设施，公共空间营造），它们的途径都是高度现代主义的：欧洲所实现的是现代主义建筑，例如柯布的马赛公寓（1947）；美国实现的是现代主义的城市主义，例如罗伯特·摩西的纽约。随之而来的种种“城市病”，被简·雅各布斯怪罪到了现代主义头上，埃比尼泽·霍华德和勒·柯布西耶成为了攻击的靶子。哈维在这里指出，雅各布斯把现代主义当做罪人是错误的，因为现代主义成为战后欧美重建的取向是有其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他称雅各布斯的论断是“from a profound misunderstanding of what cities are about”。 不过，雅各布斯的诉求，“spontaneous self-diversity”和“aesthetic problem of expressing it”，确实在后现代主义中实现了。詹克斯强调了通讯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的重要性，前者为后现代城市空间的分散、非中心带来了技术支持，后者使得批量生产的产品也可以看似有个性。更加多样化、个人化的趣味能够被有效迎合。这里哈维的左派立场显现出来，他问：被迎合的多样化的趣味是谁的趣味？詹克斯给他的答案是，后现代建筑是“shamelessly market-oriented”，因为这是“primary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in our society”，这是建筑师无力改变的一种状况。 这一状况导致的，就是布尔迪厄所称的“symbolic capital”，即品味与区隔的问题。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为建筑和城市提供的，正是象征性资本得以显示自身的温床。如詹克斯所说，建筑语言分化，导致精神分裂。 历史成了多样性的重要来源，这一多样性亦与集体认同、地方特质等勾连。历史资料的表面化档案化使得援引历史毫无难度。与Krier和其他许多直白对历史元素的直接援引相不同的是阿尔多·罗西。哈维说，罗西找到的解决方法是纪念物的“集体记忆的‘神秘’感”。 更多的则是国家认同、集体认同、地域特性、怀旧浪漫主义等等的泛滥，如詹克斯所说的“Musée imaginaire”，一座知识来自个人经验和影视剧的想象的博物馆，折中主义如利奥塔所说的，是零度的当代一般文化。此处查尔斯·摩尔的折中主义被当做Krier的新古典、罗西的新理性之外的第三个讨论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