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的革命》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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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不满,而不是因为民主能给个人自由以保护。换言之,民主分子对独裁的反抗,是扎根于对国民党的不满,而不是源于对民主价值观 念的信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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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冲突局面所做反应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很难指望这些冲突可以通过谈话“解决”，或是不同点可以通过温和及理智的辩论解决。在中国，情绪可以摆在脸上，冲突常常产生喧闹甚至是剧烈的争吵。邻里间的吵架会变成整条街欣赏的西洋景，夫妻间纠纷就以丈夫殴打妻子，或妻子用扫帚将丈夫赶出家门而告终。渐渐长大的孩子日睹了许多这样的事例，使得他懂得社会冲突必须由消极地服从权成来加以避免，或者在很严重的对杭中加以爆发。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人可提供给孩子一个榜祥，教育其可以通过温和和理智的争辩来解决不同的意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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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华大学一位有名的社会学家吴景超的观
察，“中国人没有(客观)讨论的态度”……，在中国的一场讨论中，如果什么人拥护了一种观点，看起来就好象是他已深深地爱上了它并将永远拥护它。这种人就会对赞同他观点的人感到满意，称他们为朋友或同志。但对于批评他的观点的那些人则变得气恼，于是他们·…便成为他的仇敌··一他不仅会说这些人缺少学识，还会说这些人缺乏道德品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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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机构……对判断新闻报道是否妥当，他们既缺知识，也少敏感。而且，因为检查官是官吏，他们更注意的是别让新闻惹得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官员们不愉快，而不是应对国家的新闻自由负责。结果，如有人所称，“一般的检查官宁可严厉压制，也不稍事缓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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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诸如社会改良或普遍使用的正义公正等一类问题漠不关心。普遍性的原则在中国人那里确实是有价值的，他们也推崇那些在此原则下有所作为的人。但当他们组织起来从事一项事业时，他们通常会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构架，远比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之基础上结合为甚。结果，大多数中国人在其行为中发现自己无可摆脱地陷入了一张人际关系网中，自立自依的无法实现，清醒认识到自身包含在较大的社会集团中并对其负有责任，以及对人情要求和压力的痛苦感受，使得他们——如果有冲突的话——牺牲抽象的原则而屈就人际关系。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