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片叶子

《论欧.亨利的命运之路》

欧.亨利（1862-1910），一位美国作家，大部分人听说过他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说的是麦琪为了在圣诞节给丈夫购买一条白金表链做礼物，卖掉了一头秀发；而丈夫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手表给麦琪买了一套发梳。我还记得小时候听这部广播剧时，那个女播音员尖利的嗓音，她总是说：“哦。麦琪很伤心。”另外一篇小说也同样有名，叫《最后一片叶子》，那是一个贫病交加的女孩儿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树叶上，相信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时，她的生命也到终点了。然而，某位老画家为了鼓励她顽强地活下去，在墙上画了一片逼真的永不凋落的树叶。这样的短篇他写了很多，因为结局总是出人意外，有人称之为“欧.亨利式结尾”。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篇小说叫《命运之路》，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大卫的羊倌，他喜欢写诗，和女友伊冯娜吵架后离家出走，在岔路口，他选择了向左边走。然后他遇到了陷在泥潭里的马车，和站在马车旁边的侯爵及他年轻漂亮的侄女。大卫帮助仆人把马车从泥潭里拉出来，并受邀上了侯爵的马车，跟他们一起来到郊外的一家旅馆。在旅馆里，侯爵要把不听话的侄女许配给大卫。这让大卫受宠若惊，同时为了维护这位美女的名誉，他选择与侯爵决斗，结果死于侯爵的枪下。在大卫最初见到美貌的侯爵侄女时，有这样一段描写：“他肯定是一位诗人，因为他已经将伊冯娜忘掉了，而这位刚刚遇到的美丽佳人，以其清新优雅俘获了他的心。从她身上飘来的微妙的香气，使他内心产生了奇怪的情愫。”

时间倒回到岔路口，这一次，大卫选择了向右边走，他来到了一个大庄园，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伯爵，她坐在楼梯上，鞋带散了，大卫跪下来帮她系鞋带，并在之后的时间里为她写诗。女伯爵要在当晚国王出来做弥撒时谋杀他，这需要一个送信人，她选择了年轻的大卫。她对大卫说，她母亲病了，需要大卫替她送一封信给王宫里的叔叔。大卫欣然接受，并在送信时被国王逮住。然而大卫不相信美丽的女伯爵是谋杀犯，他同意穿上国王的衣服，在晚上代替国王去做弥撒。大卫，这位假冒国王的诗人，倒在了某侯爵手枪里射出的子弹下。当诗人第一次遇到美丽的女伯爵时，有这样一段描写：“他肯定是一位诗人，因为他已经将伊冯娜忘掉了，而这位刚刚遇到的美丽佳人，以其清新优雅俘获了他的心。从她身上飘来的微妙的香气，使他内心产生了奇怪的情愫。”

时间再次倒回到岔路口。大卫后悔了，为什么要和伊冯娜闹别扭呢，现在回家还来得及，明天早上他就会得到伊冯娜的一个吻。大卫转身回家了，他和伊冯娜和好并结婚了。可是有一天，春天来了，春天的气息触动了大卫的心，他开始写诗而不是放羊。他的诗稿越堆越高，羊却越来越少。有朋友为了不眼看着大卫破产，把他介绍给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他评判出大卫不该继续写诗，应该去放羊。大卫带着他的诗稿准备回家，在路上，他买了一把枪，店主人说，这是某侯爵密谋造反时用过的枪。大卫拿着这把枪回到自己的房间，自杀了。在春天刚来的时候，有这样一段对大卫的描写：“他肯定是一位诗人，因为他几乎完全忘记了伊冯娜，而大地新生的可爱，以其优雅和魅力俘获了他的心。树木和草地上飘来的清香，奇妙地撩拨着他的内心。”

小说结束了。大卫同学死了三次。看上去这像一篇宣扬宿命论的小说，因为无论选择走哪一条路，结局都一样，欧.亨利给这位倒霉的诗人安排了三条死路。这让我想到1938年出生的佐野洋子的绘本故事《活了一百万次的猫》，这只猫的前半生有一个不死身，它分别是国王的一只猫，水手的一只猫，魔术师的一只猫，小偷、孤老太婆和小女孩的一只猫，它每次死掉后又活了过来。最后，它是它自己的猫，遇到了一只高贵美丽的白猫，与它生儿育女，当白猫死去时，这只猫也选择了死亡，并且再也没有活过来。这便是作家们有趣的地方了，他们把自己想说的话隐藏在文本或绘本中，看你是不是一位善于寻找的读者。有人曾经评论过《命运之路》，认为里面最精彩的对话是这段：

“大卫先生，透过窗户向外看，告诉我，在那棵树上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一只乌鸦。”大卫说道。

“那是一只鸟......它安于天命，因而幸福快乐......它不因羽毛不如黄鹂鸟那么鲜艳明亮儿苦恼。”

我同意该同学的意见，这肯定是欧.亨利化身小说里的人物说出自己的想法，据我猜测，他想说的是，其实大卫同学不论走哪条路都可以活，事情跟他走哪条路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重点在于他的性格和他的内心。大卫同学可不可以在左边的路里娶了侯爵的侄女而不跟侯爵决斗？！太可以了，完全可以啊。读者这时候跟看到某些敌人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这儿还玩命流眼泪缠绵的同志哥一样，着急上火：“赶紧，麻利儿的，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儿，还附带着每年一万法郎的年金多好啊，决哪门子斗？！你脑子秀逗啦？！”右边的路也一样，被国王逮住后，您可以说自己被骗了（这是实情），为什么要冲上去当替罪羊。回头路依然如此，诗作不被人看好就自杀啊——然而，这就是大卫的人生，他的性格注定了他会有这样的命运，因为欧.亨利在那三段看似重复的叙述里揭示了我们可爱可敬的主人公大卫的性格特征：一位略显复杂的文青的性格，有点儿像堂吉诃德，他敏感而多情，活在自己幻想出来的世界里，那里距离现实只有一把枪的距离。

2020年1月3日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着弯子。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一种优越性：要是有个收帐的跑到这条街上，来催要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他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钱的帐也没有要到！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蜡酒杯和一两只火锅，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在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份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的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这一分希望就是她想要活下去的念头。有些人好像不愿意活下去，喜欢照顾殡仪馆的生意，简直让整个医药界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瞎扯！她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 　　苏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12，”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11，”然后是“10，”和“9”，接着几乎同时数着“8”和“7”。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20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长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几乎只有光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6，”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吧。” 　　“叶子。长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长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九成把握。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娣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着身子对她说，“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非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你不能到那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愿意呆在你跟前，”苏说，“再说，我也不想让你老看着那些讨厌的长春藤叶子。”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西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门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一会儿就回来的。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60，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门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狗。 　　苏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门。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 25年了，可是连一根线条还没等着。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西自个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门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长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不，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干吗让她胡思乱想？唉，可怜的琼西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贝尔门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拉倒，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老罗唆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门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走，我和你一块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儿吗？老天爷，琼西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 　　一定的！” 　　他们上楼以后，琼西正睡着觉。苏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门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长春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门穿着他的旧的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长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西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的。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可是琼西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及大地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后来，夜的到临带来了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琼西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西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子，苏娣，”琼西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是多么坏。想死是有罪过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掺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另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门——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肺炎。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成功了。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下午苏跑到琼西的床前，琼西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毛线披肩。苏用一只胳臂连枕头带人一把抱住了她。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家伙，”她说，“贝尔门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冻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