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现代性

原文摘录   · · · · · · 

• 在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天崩地裂之际，无论是本土思想的脉络及其与外来思想的折冲斡旋之中一如本书的一些研究所展示一“革命”话语无疑运作于核心深邃之处。问题还有待提出和展开：康有为的“革命”观与他的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有何内在联系？为什么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比他的“诗界革命”或“文界革命”迟了三年才提出？为什么在“小说界革命”中的小说却反对“革命”？拿破仑与中国现代“革命”话语有何关系？怎样理解黄遵宪与“诗界革命”的关系？“革命”话语与传统时空观念有何关系？诸如此类的个案研究都涉及中国十九世纪思想的深层，给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机会，也必然会给思想史界的某些成见带来挑战。 史家有所谓“达乎一间”的说法，意味着在幽思冥会中突见了光亮。这种精微与神悟，既带来喜悦，却常常危如发丝，因难免染上—一有时甚至是强烈的一主观色彩的缘故。这“光亮”或源自于我们所谓的“理论”，但必定在文本的迷宫里，踯躅既久而顿生萎疲之后。数年来在美国的学术融炉中烘培，不自觉地分享了多元文化的热闹，其结果或许与我们的道德激情愈益疏远。所谓理论，多半是处理文本的技术，是学院化的、物质性的，不必担心形而上的失落。理论多元的优势，在于为你配备了不同的观点，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形式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到女性主义等，就像可以替换的衣裳。但世上生来有模特儿身材的到底不多，如果生活在加州，衣橱里也不必有四季的衣裳。 我曾经不同意“告别革命”的说法，而我的“革命”研究，其实与那种说法没根本不同，虽然在方法上似乎是“欲纵故擒”。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知我们怎样被“革命”所擒，则无异于不告而别，或告而不别。我仍喜欢马克思关于历史重复是“喜剧”的说法，但在中国“革命”的境遇里，这句话要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应验。我也相信，目下中国仍在革命的进程里，尽管并非“以革命的名义”。而前此的“革命”与其说是“悲剧”，更不如说是... (查看原文)

  大耳贼 2025-10-13 13: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