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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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的食物供给政策，有地方的和全国的两个不同层面。国家对地方性流通和长途贸易采用了不同的标准，表现出国家对于这两种粮食流通之间的关系，看法不甚明确。反对囤积居奇显示国家希望稳定地方粮价，而这种愿望又根植于一种信念，即认为粮食应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以正当的方式进行流通。有些较低层的官员企图禁止从其辖区输出粮食，但国家对此企图常常予以否定。这表明国家支持商人将粮食从低价地区转移到高价地区，并且反映出国家已意识到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的经济联系。阻止粮食进入地方市场以及制止粮食输出，均受到国家的反对。在18世纪，国家能够积极地参与长途流通，同时又有力的支持地方社团储备粮食，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官方未能预见地方交易和长途商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未能给予某一种流通以明显的优先地位的情况。在19世纪，中央政府协调长途流通和建立地方储备的能力出现衰减。为进行军事行动而采取的粮食征调，逐渐取代了为管理平民食物供给而进行的努力。同治中兴也未使18世纪食物供给的成功管理再度出现。在19世纪，国家队食物供给状况的干预，从中央转移到了省与县的层次。这意味着国家不再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各地的食物供给政策，因而是一个倒退。随着对食物供给的政治干预重点转移到省级层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的与那些自行作出有关食物供给决定的各省官员发生冲突。欧洲国家通常不大于中国的一个或两个省。由于食物骚乱发生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不同，欧洲各国和中国各省的食物供给政策，彼此形成鲜明对照。 (查看原文)

  Zophiel 1赞 2021-05-31 14:20:41

• 思考如何从一种多重可能性的观点来提出关于历史变迁模式的最基本的问题，能使我们的期望从结果预定的、错谬的目的论中解放出来。我们能够着眼于按照一种共同形式的解释，有效的诠释各种特定的情况。这些情况中，有些存在于一种以上的历史动力中。但在把这些情况放在不同历史变化的序列中时，我们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动力，可以解释其他的不同点。前瞻性分析是在一组特定的情况之下，设计出各种可能性。我们说没有一种特定的未来必然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事情不比其他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其次，如果我们了解到存在于一种情况中的某些因素并不见于另一种情况，这会提醒我们未来的变化有可能会不一样。例如在政治上，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国家对社会福利的责任，将会以一种与西方20世纪后出现的福利国家不同的方式，继续被认为是具有优先地位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期望因共产主义思想之取代儒家思想以及随后发生的危机而受挫，这种危机使得探寻这些可能性变得十分困难。在经济方面，则比较容易列出其可能性，因为我们可以在某一最初的条件下，把不同的政策与不同的结果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回溯到1750年，从这一时点去想象中国的经济未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会很难看到当时经济制度有任何断裂。断裂不仅很少，而且间隔也很长。而欧洲在1750年以后经历了重大的断裂。回溯性研究能够“解释”这些变化而无需推测必须发生的事。 (查看原文)

  Zophiel 1赞 2021-06-01 1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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