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揭秘

《变态心理揭秘》 作者：王溢嘉

目录：

前言：关于变态人生的沉默收集

编者序：正视“变态”的责任

一
父亲病榻边的黑蛇
女歌唱家喉咙里的心事
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新娘
被爱灌溉的仇恨

二
被坚强摧毁的西点军校学生
抽筋的海伦及其女友们
七小时的大脑空白
重寻旧梦的中年女子

三
V小姐的高尚自我与下贱自我
妙龄女郎的三面人
动物园里的异色之梦
都是壁纸惹的祸

四
重返床榻的丈夫亡灵
泄密的心脏
不敢坐船的单身女子
令人恐怖的教堂钟声

五
怕猫的女人
难以穿越的广场
烹饪女教师的神秘触摸
关于清洗的执念

六
被夸大的母爱
会计师的生活仪式
来到医院的歇斯底里患者
熊熊烈焰中的悔恨
.....




正文

前言 关于变态人生的沉默收集

　　对于人生，我喜欢做一个沉默的收集者。

　　收集者的一个共同癖好是，对变异品种的兴趣总是要大于正常品种。异常人生所带给我的魅惑，似乎也远胜于正常人生。

　　异常人生非常多样，本书要谈的是变态心理。收集有很多方式，本书用的是简便的方式。由于所学的关系，我曾短暂地接触过一些心理异常的生命，但更多时候，则是阅读有关变态心理的书写资料。基本上，这是一种“分离的观照”，而非“实质的介入”，这种方式说明了我收集的沉默本质，也界定了本书的档案特性。

　　所谓“变态心理揭秘”，简言之，即是一组“别人不会这样想这样做，而某人却这样想这样做”的惑人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情节极富戏剧性，因而曾被改写成小说或改拍成电影，事实上，所有的变态心理档案都是小说或电影的理想题材。但说它们“理想”，指的并非以某些人的心理痛苦或疯狂行径来作为愉悦大众之材料的工具性价值，而是因为这些当事者的所遇所思所为，无一不是人类生命之忧欢与辛酸、灵魂之幽暗与孤寂、心路之曲折与执拗的真实写照。

　　但如果只像小说或电影般“说故事”，似乎也不是我的原意。因为故事本身就像一卷卷未经冲洗的人生底片，誊录的只是隐晦的、甚至颠倒的讯息，要看出它们可能的含意，需要一些“心灵显影剂”，所以在每个故事后面，我都又加上了长短不一的“解析”，赋予它们一些理论架构，而且档案的先后顺序，多少也呼应了这些理论架构的脉络，期使读者对变态心理能有一种结构性的了解。

　　在本书所收集的四十五个案例中，有二十六个属于“精神官能症”，十三个属于“性变态”，六个属于“妄想狂”。做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体质或生理因素在这类疾病中扮演的是较模糊的背景角色，个人的人格及际遇等较居于主导的地位，不管是用精神分析的“心理创伤”、“未解决的潜意识冲突”、“心理防卫机制”或行为主义的“错误学习”、“制约联配”来理解，都成了动态的、具有张力的、令人感慨系之的生命故事。

　　生活是艰难的，除了性谋杀等少数例子外，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都是在人生旅途中，不幸遭遇到某些难题的人。我们可以说，精神官能症是身陷于生命的难题中，而与自己进行的一场痛苦战争；妄想狂是因对生命难题的曲解，而与他人进行的一场虚幻战争；至于性变态，则是一种自然与文化未曾许诺的，自我怀疑的爱。

　　但人生也是个适应的问题，任何形式的变态心理或异常心理也都具有“适应不良”的意涵，很多患者也都会主动地寻求治疗。本书对治疗此一“实质的介入”保持了相当的“沉默”，这主要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收集者”而非“治疗者”；而且，我收集的目的也不是要以这些案例作为人生的“反面教材”。

　　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对于人类生命之忧欢与辛酸、灵魂之幽暗与孤寂、心路之曲折与执拗，我希望读者能和我一样透过这类的收集而有所“知”，同时也有所“守”。(王溢嘉)



编者序：正视“变态”的责任



　　诗人泰戈尔说：“无限弥漫世界，在无际的天空生出无数的情景。”就是在这无限整夜地翘望等待与前进的岁月风雨中，人类生命之忧欢与辛酸、灵魂之幽暗与孤寂、心路之曲折与执拗演变成蛊惑的人生。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恨，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这些永远贯通我们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正常的人生或者“变态”的人生。

　　纵观当今中国社会，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一方面是有些人精神生活的十分不堪，即抛弃了“自我心”的时代。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独感、荒谬感、不安全感等，使人们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似乎不拼命追求财富、权力、名声，人们就不能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然而一句古老的格言说：“人由于自己的贪欲无知地把自己引向迷离。”这样，在竞争的氛围中，人与人之间因利害冲突容易产生敌对情绪，因此疯狂的反扑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然而人们又不得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愚昧、盲目的挣扎之下，心灵在血腥和眼泪中堕落、在迷离和无情中演绎，这样的人生无疑成为痛苦。诚如本书中之案例，自诩高尚、正直的人却遭遇形形色色的魅惑，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未必承认这种不正常的存在，事实却不容许他们遮盖。很多人的精神、人格、人性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如同洁白的颜色先前是那样的眩目，在突然而来的或者无意中潜在的笼压下变得灰暗不堪了。那些不自觉地陷入病态生活或道德沦落，甚至走向犯罪的人，我们认为都是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心灵魅惑的人们。在今天，他们都显得那么可悲可怜。

　　心灵深处的恐惧正如“我来自何方，又要归于何处”？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担忧——“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是光明的；现在，当我真正走入这个世界，却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是那样令人失望和沮丧。我像一只没有航标的小船，在欲望的大海里漂荡。我企图寻找一片自己的圣地，企望耶稣的圣手会来拯救我。我企求上帝的宽恕，可是上帝却丝毫没有被感动！上帝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去年的“马加爵事件”不就是明证吗？他留下了这样一些话，真值得我们思考：“我的心已经死了，你们迟来的同情有什么用？你们的远水解不了我的近渴。你们可能有墨子那样的兼爱和耶稣的博爱精神，但我却像那个墨徒耕柱一样的自卑，更像钉在耶稣左边的那个强盗，既不信神的存在，也没有亲情的温暖，更没有社会的支持。我对世界已经绝望了，我对人生已经看透了。我只希望让大家明白，希望同学们以我为鉴；像那个田园诗人陶渊明一样‘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失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要他们像在美国被刺的那个肯尼迪总统一样，‘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要问，你能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此语一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虽然他罪大该死，如果有一个人或一些人曾在生活中及早给予他心灵上的安慰或者引导，我想，悲剧不一定会在这个校园发生，也不会给这五个家庭(被杀的四个学生的家人及马的家人)的上代人造成心灵上永久的烙痛。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自问我们在做什么呢？譬如，周围有无我们能够帮得上忙的人？

　　心理学家格罗夫曾说过，心理上死亡与重生的经历，宇宙意识的感应，与其他人、物、大自然、整个世界的合一的神秘体验，有些人会感受到；上帝或上天的光照，不同超感觉的发生，与原型存在物的相遇，以及许许多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体验，也有人会感受到。有幸经历过这些体验的人，在面对日常的生活时，都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度及认知。对待那些心灵上遭遇魅惑的苦难者们，治疗的方法也是可寻的，即可以寻求心理咨询专家的帮助。通读本书也可以了解到这一点。

　　最后，作为编者，推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读者通过阅读本书透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变态个案”实质，藉以理解他人，帮助自己，安抚社会上的精神苦难者。我们要去帮助那些身、心、灵遭受紊乱的人达到心理平衡，达到安身立命的境界。让他们能有平安、喜悦的感受；有弹性、自尊的生活，让他们经由对精神、人格、人性的魅惑而转化到一个正常的层次；让他们从关心自我，走入关心他人的大爱中，以实现心智的健康成长。人会生病，时间久了，社会也会生病；一定数量的人群一旦变态，许多社会现象一样也会扭曲变态。那时，这个世界就会报复我们。这一点，我们永远都不希望出现。



一
　　

父亲病榻边的黑蛇

　　在似睡似醒中，她看到一条黑色的蛇沿着墙壁爬下来要咬她父亲，她吃惊地想伸出右手挥走那条蛇，但右手臂却像死了般麻木……

　　O小姐是一个秀外慧中、经常耽溺在白日梦中的21岁女性。某年夏天，她挚爱的父亲卧病在床，她不眠不休地照顾着父亲，结果自己竟因而产生离奇的、甚至令人咋舌的怪病。

　　起初，她只是觉得全身虚弱、脸色苍白、没有胃口，家人认为这是因为她过度哀伤及劳累所致，但她仍坚持要照顾她的父亲。后来，她因非常严重的咳嗽而自己成了病人，才不得不放弃身为人子的责任。就在自己也卧床休养时，她开始觉得每天一到午后，就感到非常疲惫、渴望休息，然后在黄昏时进入一种恍如睡眠的状态中，醒来后却又变得非常亢奋。

　　入冬以后，情况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接二连三地出现怪异的症状：先是左后脑勺疼痛，然后是视力障碍，觉得房间里的墙壁都好像要倒塌下来。最后，全身多处的肌肉发生僵直或麻痹现象：先是颈部的肌肉麻痹，使她要转头时需举起手向后压着头，随着整个背部旋转；然后是右腿发生挛缩与麻痹，接着是右手，然后是左腿，最后是左手(不过手指头都还能动)。

　　从发病后，家人陆陆续续请了不少医师来诊疗，但都不得要领。最后，他们请来了B医师。开始时，B医师无法顺利检查O小姐，因为她见到陌生人接近，就立刻变得非常焦虑。不过B医师倒是注意到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发现O小姐好像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状态，在A意识状态中，她认得周遭的环境和人物，表现出忧郁、焦虑的神情举止；但在B意识状态中，她却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不仅不再认识周遭的一切，而且显得非常亢奋、狂暴，以她不太灵活的肢体及尚能自如活动的手指向接近她的任何人乱抛东西、撕扯自己的床单等，同时也表现出惊慌、害怕的神色，似乎看到了某些令她恐慌的影像(幻觉)，譬如将自己的头发、缎带看成是“蛇”，而大声尖叫。

　　这两种意识状态不仅可以互换，而且从一种意识状态变成另一种意识状态毫无预兆可言，说变就变。在开始时，O小姐似乎不知道自己会进入另一种意识状态中，当她从B意识状态又回复到A意识状态时，看着自己凌乱的房间及被撕碎的床单，常抱怨说“是什么人将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但慢慢的，她似乎了解到自己有“两个我”，一个是“真实的我”，另一个则是“邪恶的我”，“邪恶的我”常驱使她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

　　翌年春天，她又出现了另一种症状：先是在说话时常找不到适当的字眼，然后是不成章法(不符文法)，后来是以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等四五种语言来拼凑她要表达的意思(她的母语是德语)；在书写方面也有这种毛病。最后竟变成像哑巴一样，完全说不出话来。

　　但在春末(三月)，她的病情却有了起色，原来麻痹的左手与左腿忽然又能动了，而且也可以开口说话，不过却只能说英语。别人跟她说德语，她却用英语回答，而且似乎对此浑然不觉，常责怪照顾她的护士为什么听不懂她的话。在心情较佳的状况下，她也可以改口说法语和意大利语，但就是无法说德语。

　　自从O小姐自己生病后，她即很少再见到她挚爱的父亲，即使见面，时间也很短暂。4月5日，她父亲终于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气，O小姐在得知噩耗后，悲从中来，又爆发了令人压制不住的狂乱行为，然后陷入木僵状态中。如此持续了两天，才又慢慢清醒过来，看起来似乎平静了许多，但也出现了一些恶化的症状：譬如平日很喜欢花的她，在人家拿一束花给她看时，她说她一次只能看见一朵；而且说在她周遭走动的人看起来都像没有生命的蜡人；除了B医师以外，她又变得什么人都不认识。本来还听得懂的德语现在也听不懂了，要和她沟通就必须说英语。

　　在长期观察后，B医师慢慢发现O小姐的症状似乎有某种规律性：每天一到下午她即昏昏欲睡，进入一种类似梦游的状态中，太阳下山后，她又进入一种更深的、类似睡眠的状态中；也许会真的睡着，但睡没多久，就会开始感到烦躁不安，口里喊着“折磨啊!折磨啊!”好似看到什么令她痛苦的景象(但她的眼睛却是闭着的)，有时候还会喃喃自语，虽然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但似乎在暗示她内心的痛苦。如果在这段时间，她能将它们说出来——即使是语无伦次，则在清醒过来后，她就会显得较平静，心情较舒坦，而第二天的表现也较正常。

　　这个周期，事实上是她以前照顾父亲时的起居形态之重演——每天在午后休息、睡觉，然后在入夜后到床边照顾父亲，直到翌日清晨。而她在梦游及昏睡状态中所经历的幻觉，似乎也与她父亲有关，如果有人对她重述她在幻觉状态中所透露的只言片语，她可能会就此编出一个生动的故事来，而这些故事所描述的通常是“一个小女孩正心焦地坐在病床边”这样的场景与内容。

　　B医师终于认为O小姐在每天黄昏前后所经历的梦游及昏乱，是一种“自我催眠”状态。她在这种状态中，“重新经历”了她照顾父亲时所发生的种种悲痛经历，如果她又能将它们说出来，好似得到了某种宣泄，情况就会稍微好一点。


　　于是B医师除了鼓励O小姐自己“多说”外，并决定将她催眠。O小姐是一个理想的催眠对象，在进入催眠状态后，B医师要她回想自己以前照顾父亲时的点点滴滴，特别是跟她后来出现的各种症状相关的部分，结果有了如下重大的发现：

　　在某次催眠状态中，O小姐说她父亲刚卧病在床时，由她和母亲轮流照顾。某天深夜，她在病床边不知不觉睡着了，但不久就惊醒过来，她摸摸父亲的额头，发现他在发高烧，而母亲又因有事而不在身边，她非常焦急但又无计可施。也许是太累了，她竟又朦胧睡去，右手臂靠在椅背上。在似睡似醒中，她做了一个梦，看到一条黑色的蛇正沿着墙壁爬下来想咬她父亲，她吃惊地想伸出右手挥走那条蛇，但右手臂却像死了般麻木，不听她的使唤。情急中，她注视自己的右手，却发现五根手指变成了五条小蛇!后来蛇的幻影消失了，在极度惊恐中，她想要祈祷，但一时却找不到合适的祷词，最后她想到几句英语发音的儿童诗歌，于是在心里默颂这些诗歌。后来，载着医师来的马车铃声打断了她的祈祷。

　　第二天，她在庭院玩掷圈环游戏时，将一个圈环丢进小树丛里，当她去捡回来时，一条弯曲的树枝让她想起昨夜蛇的幻影，右手臂也跟着麻痹；以后每当看到像蛇的东西就产生类似的幻觉和麻痹，它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最后连右脚、左手和左脚也都麻痹了。

　　又譬如在另一次催眠状态中，O小姐回想起某夜她坐在父亲的病床边，眼里噙满泪水，父亲突然问她现在几点了，但泪眼模糊的她却看不清楚，她将手表拿到自己的眼前，费了很大的劲才勉强看清楚。在这样看时，手表的表面变得很大，而且她的两眼也斜视着。

　　从这些催眠经验中，B医师终于了解到O小姐的诸多怪异症状，如肢体麻痹、只能用英语和人交谈、视觉障碍等，原来都肇因于她照顾父亲时令她感到难过的经历。而当O小姐在催眠状态中重演这些经历，将它们说出来，并发泄所伴随的情绪后，这些症状也就奇迹般地消失了。

　　经由这种催眠疗法，O小姐慢慢恢复了正常，接受了父亲病重及死亡的残酷事实，将对父亲的挚爱留在心里，开始了她的新生。

　　解析：

　　在精神医学史里，O小姐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病人，而B医师则是19世纪末维也纳的名医布鲁尔(J.Breuer)。1895年，布鲁尔和他的晚辈弗洛伊德(S. Freud)——日后的精神分析鼻祖——合著《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一书，O小姐就是该书中的第一个病例(在该书里，她的名字叫Anna O.)。

　　O小姐是一个症状相当复杂的歇斯底里病人。人类很早就知道我们现在称为“歇斯底里”(hysteria)的现象，譬如一个好端端的人会突然出现怪异的言行举止，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或者会突然站不起来、四肢抽搐、对东西视而不见等。对这些奇怪的症状，自古迄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而其理论的演变正可以说是人类知性发展史的一个小缩影。

　　hysteria这个词汇源自希腊文的“子宫”(hystera)，“歇斯底里”的原意为“子宫乱窜”。两千四百年前，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有一种女人病，起因于受挫的子宫在体内乱窜(性障碍)，当子宫跑到喉咙时，病人即会产生窒息感；当子宫跑到脾脏时，病人即会变得脾气暴躁。希伯克拉底认为治疗这种“歇斯底里”的最佳处方是——结婚。

　　但到了中世纪，当西洋人将其兴趣从物质层面转移到精神层面时，对歇斯底里的解释也发生了改变。当时的学者认为，歇斯底里或其他类似的异常乃是非物质力量——如恶魔、女巫等附在病人身上作祟所致，在当时的精神病理学经典之作《Malleus Maleficarum》里，对歇斯底里症状的描述虽相当精确，但接下来的则是如何诊断与治疗女巫的怪诞言辞。本档案中O小姐的某些症状，确实会让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

　　理性主义兴起后，大家的注意力又从精神层面转移到物质层面，歇斯底里逐渐被认为是此时初为人们所了解的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法国的神经学家沙考(JeanMartin Charcot)，他认为歇斯底里症是病人神经系统的一种遗传性变质性作用所致——尽管在人体解剖及显微解剖上都无法发现这种神经系统的变性，但在整个理性思潮及唯物观念下，他却如此相信这一说法。他曾当众示范，以催眠术让病人产生或者解除歇斯底里的症状。催眠术对病人的作用虽是“非物质力量”，不过沙考却认为，病人的“可催眠性”亦是其神经系统毛病的一个病征，并坚称正常人是不可能被催眠的。

　　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里，布鲁尔和弗洛伊德合写了第一章《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结构》，从标题可知，他们两人又尝试将歇斯底里的成因从物质层面转移到精神层面。布鲁尔从对O小姐及其他病人的诊疗经验里发现，有相当多的歇斯底里症状乃是来自病人过去的创伤性经验(traumatic experiences)。当心理创伤事件发生时，病人可能处于一种暂时性的意识恍惚或改变状态中(譬如极度惊慌、悲痛、狂乱等)，但在完整的意识又告回复时，上述创伤经验及其所伴随的情感却和构成正常人格的意识主体分离，或者说它们成为当事者心灵中的“异物”，这个“异物”就好像郁积在皮肤底层的“脓疡”，而歇斯底里症状就好像“脓疡”引起的红肿热痛。治疗“脓疡”的方法是要切开它，将其内的脓引流出来，而治疗歇斯底里的方法则是让病人回想起作为其“心灵异物”的心理创伤事件，将它“说”出来，并“发泄”该事件所伴随的情感。


　　但因为这些心理创伤事件是和意识主体分离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事者无法主动回忆起或意识到它们，像O小姐这样自行陷入“另一种意识状态”中喃喃自言，泄露她部分的心事，乃是可遇不可求的；较有效的方法是由医师将病人催眠，让病人在可操控的情况下进入“另一种意识状态”中，然后再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挖掘埋藏在她记忆底层的心事。布鲁尔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O小姐的症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肢体麻痹、视觉障碍等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失常为主，此称为“转化型”(conversion type)症状；另一类则以人格、思想、情感、记忆等精神功能的解离为主，此称为“解离型”(dissociation type)症状。O小姐是这两类症状兼而有之，但多数病人则以某一类症状为主，而分别称为“转化型”或“解离型”的“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hysterical neurosis)。

　　不管是从历史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歇斯底里症都是我们了解变态心理的一个巨大的水晶球，O小姐恰似这个巨大水晶球的缩影，下面我们将兵分两路，以生动的病例对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分而述之，尽可能呈现这类病人各种曲折的心路。



　　女歌唱家喉咙里的心事

　　每当她面对姨父无理的咆哮与指责，而力持镇定、隐忍不言时，就会觉得喉头有一种被抓挠、失去声音的感觉。

　　一位23岁的女歌唱家，不仅人长得貌美如花，声音也宛若出谷黄莺，但美中不足的是她有一个奇怪的毛病：经常在歌唱到一半时，会突然产生一种窒息及喉咙窄缩的感觉，而使声音变得紧张。因为这个原因，她的声乐老师一直不同意她公开演唱。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大多数时候，她都唱得很顺畅，但那种窒息及喉咙窄缩感却又会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不意出现，无从预防。这种毛病使她的歌唱前途抹上了一层阴影，于是她去请教一位年轻的F医师。

　　F医师在听了她的病情陈述后，判断她的毛病并非来自声带的器质性病变，而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而且，此一心理因素显然埋藏在她的记忆深处(因为她想不起有什么原因)。于是F医师用他刚刚习得的催眠术，试图打开她的心扉，挖掘相关的心事。

　　在催眠后，F医师终于从她过去的生活经历里找到了造成上述毛病的原因：

　　这位女歌唱家的双亲很早就过世，她从小就寄居在一位姨妈家里。姨妈有很多小孩，待她还算不错；但姨父却是一个人格相当卑劣的男人，对妻子和儿女都非常粗暴(对她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他经常公然对家中的女仆和保姆表现出性趣，更是伤了妻儿的心。孩子们越来越大，这种举止也越来越惹人厌，但在姨父的淫威下，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只求眼不见为净。

　　姨妈死后，年龄最大的她成了表弟表妹们的保护者，她严肃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但也小心翼翼地面对这种新角色可能带给她的考验和冲突。她对姨父充满了鄙夷与痛恨，但为了表弟表妹，她又必须强行压抑这种鄙夷与痛恨。就在这个时候，她开始有了喉咙窄缩的感觉。每当她面对姨父无理的咆哮与指责，而力持镇定、隐忍不言时，就会觉得喉头有一种被抓挠、失去声音的感觉。

　　万般无奈之下，她开始寻求自立之道，希望有一技之长，能早日脱离这种无日无天的焦躁与痛苦环境。结果天从人愿，一位声乐老师如贵人般适时出现，在听了她甜美的声音后，说她很适合做个歌唱家，于是她开始秘密地跟这位老师学唱歌。她经常是在受到姨父的詈骂，喉咙里仍有窄缩感时，就匆匆离家去上她的音乐课；上完课后又匆匆回家，面对可能出现的焦躁与痛苦。

　　如今，她虽然已搬离了姨父家，住到另一个镇上。但在唱歌时，仍不时会出现窒息与喉咙窄缩感，如果她无法克服这种毛病，那么她的歌唱前途也将化为泡影。

　　F医师在知晓她过去的经历后，觉得她的症状乃是对姨父劣行“如鲠在喉”的象征性表现。他给她的处方是要她正视过去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同时学会批评、指责她的姨父，如果有机会，就明白地告诉姨父她对他的真实看法。

　　在这种心理处方下，她的情况似乎日有改善。但有一天，她又因另一种新的症状——手指尖突然产生令人不快的麻刺感，而来找F医师。她说前一天曾以两手手指做一种特殊的伸扯运动，随后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在指尖产生上述的麻刺感。虽然伸扯运动也有可能导致麻刺感，但因有上次的经验，F医师决定再度将她催眠。

　　在进入催眠状态后，她毫不迟疑、而且几乎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说出从童年至今与手指麻刺感相关的各种经历：

　　譬如她说在读小学时，曾紧张地伸出双手，让老师用戒尺打她的手心。这种几乎人人都有过的经历，自然引不起医师的注意。但他倒是在病人众多的回忆中，发现了一个较特别的经历：那是她寄居到姨妈家后才发生的，原来她那个坏姨父患有风湿病，有一天，姨父要她替他按摩背部，她不敢拒绝，只得用手指去揉捏姨父的背部。就在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姨父突然掀开被单，伸手抓住她，想将她按倒在床上。她吓得连忙缩手，逃离姨父的卧室，躲到自己的房间，并将门锁上，好一会儿都不敢出来。

　　在催眠状态中，她嫌恶地回忆起这件往事，但在医师的追问下，她却不愿意说出当姨父突然掀开被单时，她究竟看到了什么。F医师认为当突然事发时，她的指尖正接触到姨父背部的肌肤，这可能跟她今日指尖的麻刺感有关，但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才突然爆发出来呢？

　　在追问之下，才知道病人现在改住在另一个舅舅家里。舅舅对她很好，但正因为如此而引起舅妈的不悦，舅妈怀疑丈夫对这位美丽的外甥女心存不轨；特别是这位舅妈年轻时也颇有艺术才华，但却受限于环境而无法发挥，因此对病人能如愿地在歌唱领域里一展所长，心存嫉妒。由于这种气氛，病人在舅舅家里总是小心翼翼的，于舅妈耳力所及的范围内，她是尽量不唱歌、也不弹钢琴，同时也尽量避免唱歌或弹琴给舅舅听，因为怕舅妈会突然现身，引起她的反感。

　　就在前几天，她舅舅颇有雅兴地要她弹点什么给他听，她当时以为舅妈出去了，于是坐下来边弹钢琴边唱歌，但想不到舅妈突然一脸不悦地出现在门口。她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被人发现般吓一大跳，连忙合上钢琴，匆匆走开。在这之后不久，她就出现了手指尖麻刺感的症状。


　　F医师认为，病人早年跟坏姨父的搔背事件虽然已被埋藏在她的记忆深处，但最近跟好舅舅的钢琴事件却又触痛了她，两个事件都和她的“手指”有关，也都代表了一种“心理创伤”，在相因相成下，终于导致了症状的爆发。

　　解析：

　　本案例中这位年轻的F医师就是弗洛伊德(S. Freud)——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而这个个案就是他早年研究“歇斯底里症”之众多病例中的一个。

　　这位女歌唱家的症状，比起前述案例的O小姐来，可以说单纯得多，纯属“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患者表现出来的症状以运动系统或感觉系统的机能性障碍为主，但却找不到明显可见的器质性原因(即神经系统方面的病变)，而且若仔细观察，通常还会发现这些症状违反了已知的神经病理学常识。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症状的来龙去脉，我们需先了解它们的“特征”：

　　在运动系统障碍方面，以异常动作和麻痹这两种症状为主。异常动作包括头颈、四肢、躯干的震颤、抽搐等，当旁人注意时，其异常动作往往会更加明显，有时会发生全身性的惊厥，四肢狂乱地动作着，但不规律且不一定对称，病人看似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不过却很少会伤害到自己或咬到舌头；有时候病人会有“立行不能”的现象，躯干抽搐，如喝醉般手舞足蹈不成步履，但却很少摔倒，即使摔倒也会避免伤害到自己。

　　麻痹或不完全麻痹通常发生在四肢，病人会模拟一般观念里的麻痹，而有单瘫、半身不遂、全身麻痹等，但与真正中枢神经系统障碍引起的麻痹还是不太一样，譬如真正半身不遂的病人，走路时是以臀部为支点作回转式地移动麻痹的下肢，而歇斯底里性半身不遂则是拖着麻痹的脚走，若仔细检查患者麻痹的部位，可以发现肌肉功能正常，并无萎缩现象。另外，声带肌肉的麻痹会导致歇斯底里性哑巴，病人虽不能说话，但却能咳嗽或耳语。

　　在感觉系统障碍方面，包括麻木、感觉过敏或感觉异常等。皮肤的感觉障碍可以发生在任何部位、任何形状及任何形态，但以四肢较多。如果病人四肢有歇斯底里性的运动系统障碍，在该部位通常就“理所当然”地有感觉障碍，但其分布与感觉神经系统的分布并不一致，而是属于病人观念里的想象区域，譬如刚好是手套或袜子覆盖区域的麻木，或者从前额到会阴以正中线为界的半身麻木，但这都违反了体内感觉神经纤维分布的情形。

　　感觉器官的障碍最常见的是各种不同程度的单侧或双侧的盲、聋，病人虽然抱怨说他的两只眼睛都“瞎”了，但走路却很少跌倒或伤害到自己。若将一杯水放在桌子的边缘，要“瞎眼”的病人自己去拿时，他探出手来，看来虽是在杯子的四周乱摸，但却绝不会碰到杯子让它摔落，在这样有惊无险地乱摸一阵后，他会抱怨说他“拿不到”，而要求别人拿给他。

　　从这些“特征”我们不难看出，形成这种有违神经病理学的症状可能“另有原因”，但在当时神经学泰斗沙考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医师还是认为它们是神经系统方面的毛病。弗洛伊德原也专攻神经学，早年亦曾远赴巴黎，受教于沙考门下。对歇斯底里症，他起初也接受沙考的神经病变说，但后来在接触南西学派(Nancy School)以催眠术除去病人歇斯底里症状的神奇效果后，他开始认为歇斯底里症可能有心理的原因。在回到维也纳后，他又和布鲁尔医师合作，布鲁尔告诉他治疗O小姐(即前述案例)的经验，使他更加相信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随后，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临床经验里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于是两人合写了《歇斯底里研究》一书，确立了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

　　但在形成歇斯底里症的“心理结构”(Psychological mechanism)方面，弗洛伊德和布鲁尔的见解稍有不同。虽然两人都同意它肇因于过去的心理创伤事件及伴随之情感的郁积，但布鲁尔认为，在事件发生时，患者没有或无法发泄其情绪，主要是因为他的意识正处于恍惚或转变状态中，多少有“身不由己”的意思(如前述案例中的O小姐)。而弗洛伊德则进一步提出“潜抑”(repression)的观念——因为这些情绪是患者的道德、教养所不容许的，所以他“主动”将这些情绪连同该创伤经验驱赶出意识层面——也就是潜抑到潜意识(unconscious)里。积压的情绪不得发泄，终于“转化”成肉体方面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通常是该创伤经历的象征性表现。

　　本档案可以说是弗洛伊德这个理论的生动说明。女歌唱家第一次出现的症状“窒息及喉咙窄缩感”，正是她对姨父种种恶行及对她辱骂等“隐忍不言”的象征性表现；至于她第二次出现的症状“手指尖的麻刺感”，则是早年替坏姨父搔背时，受到性骚扰的心理创伤所致。此一创伤经历原本积压心中，还没有找到“出路”，但在跟好舅舅的钢琴事件中，她被舅妈怀疑与舅舅有性的瓜葛，而且媒介同时是“手指”(弹钢琴与搔背)，在极度慌乱、无辜被疑所引起的愤懑中，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它的出路——“手指尖产生麻刺感”。

　　治疗的方法跟前述案例一样，都是将病人催眠(弗氏后来改用自由联想)，降低她的心理潜抑，重温那段“不想记起”的情感性创伤经历，将它们“说”出来，并对它们采取新的看法，让积压的情绪得到发泄，身体症状即会跟着消失。

　　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可以说是他对精神疾病(特别是精神官能症)动力学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源头，因为这些研究，而使他从一个神经学家逐渐蜕变成精神学家。

　　就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来说，弗洛伊德认为，病人常“选择”某些身体症状来表现他们的心事，譬如这个病人选择“窒息及喉咙窄缩感”来表示她“隐忍不言”、“如鲠在喉”的心事；而另一个病人则选择“颜面神经痛”来表示她对丈夫曾“掴她一巴掌”的愤懑；而在《少女杜拉的故事》里，杜拉有一种歇斯底里性咳嗽，这乃是她“认同”于被她视为情敌的另一个女人的症状所致。但所谓象征、隐喻、意义等，乃是文学与哲学的范畴，而非医学的范畴，因此，当弗洛伊德将他的注意力从病人症状的“生理特征”转移到其“象征意义”时，他事实上已脱离了科学史学家孔恩(T. Kuhn)所说的传统医学“典范”，或者说他尝试建立另一个崭新的、介于医学与哲学之间的“典范”，这也使他从一个“医学家”慢慢蜕变为“哲学家”。今天，有不少人认为，精神分析学说并非一个“科学体系”，而是“哲学体系”，可谓其来有之。

　　但我们必须在此强调，将精神官能症的重心转移到“心理”层面，并不意味它和“生理”因素无关。其实，从经历同样的心理创伤事件，但并非每个人都会出现精神官能症的事实即可看出，它还是有相当的“体质”因素。虽然它未必是沙考所说的神经系统的“遗传性变质性作用”，但却是一种必要的内在因素。现代的看法认为，体质因素是导致精神官能症的“必要条件”，而外在事件的刺激只是“充分条件”。

　　学生物科学出身的弗洛伊德，是不可能否定精神官能症的体质因素的，但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要深入研究体质因素，有其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心理因素上。即使时至今日，医学界对精神官能症的“致病体质”问题还是说不清楚，因此，本书在解说时，对体质因素只是点到为止，而着重于心理因素的阐述。




　　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新娘

　　当丈夫醒来时，发现身边的妻子四肢僵直、嘴巴张开、舌头外吐。他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她死了，但摸摸她的身体，却还是温的……

　　一个不久前才快快乐乐结婚的年轻女士，在新婚燕尔期间，就让丈夫产生很大的困扰。因为有一天早上，当丈夫醒来时，发现身边的妻子四肢僵直、嘴巴张开、舌头外吐。他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她死了，但摸摸她的身体，却还是温的，于是他猛力摇晃妻子，好一会儿，她才如从大梦中醒转过来般，恢复神智，而刚刚的恐怖症状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情形不止发生过一次。对此一“挺尸现象”，丈夫由惊愕而好奇，忍不住追问她。在丈夫的追问下，她才支吾地说从少女时代起，就偶尔会在早上出现这种现象(当然，是家人发现而告诉她的)，有时在白天清醒的时刻也会如此，但情况并不严重。如今既然被丈夫看到了这种恐怖的丑态，她也无法隐瞒，但她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怪毛病。

　　丈夫怜惜地看着这位既亲密又陌生的新婚妻子，在责任感或者说是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带妻子去找弗洛伊德医师，寻求治疗。

　　弗洛伊德认为这位新娘子的症状可能跟心理因素有关。但在用催眠术将她催眠后，却无法获得相关资料。于是他改用另一种集中注意力的方法，要病人闭上眼睛，告诉她，当他将手按在她的额头上时，她将“看”到造成今日这种症状的童年相关经历(其实，这也是一种催眠暗示)。病人显得相当安静而合作，当弗洛伊德将手按住她的额头时，病人即进入一种恍惚迷离的状态中，她说她又看到童年时代所居住的家屋、她的卧室、卧室里所摆的床铺、她的祖母，还有她很喜欢的一位女家庭教师……然后是发生在这些房间及这些人之间的事情，最后女家庭教师离开了她们的家，因为她要回去结婚。

　　但这些回忆仍只是片断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琐事，弗洛伊德还是无法从中找出与她目前症状直接相关的经历。正当弗洛伊德觉得山穷水尽时，天无绝人之路，他福至心灵地向一位同事A医师提起这个病人，结果无巧不成书，A医师刚好是病人父母以前的家庭医师，他给了弗洛伊德一份相当重要的资料：原来A医师当年也曾治疗过这位病人，当时她正值豆蔻年华，身体发育得很好，宛若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在她第一次发作——也就是家人发现她“僵死”在床上时，其父母曾召请A医师往诊，A医师虽然找不出什么病因，但他发现那位女家庭教师对病人似乎表示出过度的关爱之情。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告诉病人的祖母，请她多多留意女家庭教师和孙女之间的关系。不久之后，祖母告诉A医师说，那位女家庭教师经常在夜阑人静时，悄悄爬上她孙女的床铺，做出某种不可告人之事；第二天早上，她孙女就被发现四肢僵直、嘴巴张开、舌头外吐，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

　　对于这个发现，家人自然是又惊又怒，但为了顾及颜面，他们决定不加张扬，但也毫不迟疑地要终止年轻人之间的堕落行为，于是他们立刻遣走那位女家庭教师，要她回去结婚。被蒙在鼓里的病人，虽然不再受女家庭教师的性骚扰，但她那晨间僵死的症状仍断断续续地存在着。

　　在获得这条宝贵的线索后，弗洛伊德的治疗对策是：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向病人重述一遍，让她重新体验早年与女家庭教师之间那段暧昧的感情，给予它新的评价，而她的症状也就不药而愈。

　　解析：

　　这也是一个“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病例。

　　希伯克拉底曾说，“结婚”是女歇斯底里患者的最佳处方。但这个个案似乎显示，“结婚”不仅没有让她的症状消失，反而可能造成它的恶化，因为在婚姻生活中，丈夫的性挑逗可能激发埋藏在潜意识深处的往事，而使“晨间僵死”症状以更大的频率出现。因此，最佳的处方不是“默默地做”，而是“坦然地将它说出来”。

　　患者在未晓人事的少女时代，因女家庭教师的“性骚扰”，而使她在事后的清晨出现形同虚脱的症状。此一创伤性经历显然已被排除在患者的意识层面之外，连开启潜意识心扉的催眠术都无法让她忆起，但它却存在于别人的记忆里。弗洛伊德很幸运地从A医师那里获得此一创伤性经验的资料，他将它转告病人，让她重新面对它，疏导她郁积的情绪，晨间僵死症状即奇迹般地消失。

　　本档案和前一档案中的女歌唱家的搔背事件，其情感创伤都与“性”有关。不只弗洛伊德的病人有这种现象，连当时与之合作的布鲁尔医师的病人也如此。譬如布鲁尔医师就曾诊疗过一个12岁、害羞而内向的男童，有一天从学校回家后，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抱怨头痛而且吞咽困难。家庭医师以为是感冒引起的，开药给他吃，但病情在数天之后仍无起色。病童一直拒绝吃东西，如强迫他吃，他就会呕吐；整天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当布鲁尔医师往诊时，距离病发已有五个礼拜。

　　在检查而无所发现后，布鲁尔医师觉得他的症状可能有心理因素，但男童的父亲和男童本人都说“不可能有这种事”，询问学校的老师，老师也说他在学校里并未有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布鲁尔准备向他施行催眠术，但后来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病童母亲聪明而温馨的询问下，病童终于流泪说出如下的遭遇：原来病发当天，他在从学校返家途中，因尿急而到路边的厕所方便，在厕所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走到他身边，掏出生殖器，要男童将它含在嘴里，他极度恐慌地跑开，回家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出现了上述的症状。


　　病童的吞咽困难，显然是对将陌生男人的性器含在嘴里的象征性抗拒。但当他说出这个创伤性经历，抒发他的惊恐与愤懑，并得到父母和医师的安慰与保证后，他的症状也就消失了(布鲁尔诊疗这位病人时，因为离那次创伤经历的时间甚近，所以病人还记得它，但如果时间拉长，此项记忆可能就会受到潜抑，而只剩下象征性的症状)。

　　从诊疗经验中，弗洛伊德发现多数转化型的歇斯底里病人，在早年多有过“性创伤”的经历，几乎每个病人在童年时代都有被成年人“性诱惑”或“性骚扰”的历史，这使他们在青春期之后对性的讯息极为敏感，当被潜抑下去的记忆及情感再度受到“拨弄”时，即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体症状，或原本已存在的症状变得更加明显、益形恶化。于是他大胆地提出“性源说”，认为歇斯底里症主要是来自性的潜抑或压抑(suppression，压抑是意识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却不能说、不敢说、隐忍不说；而潜抑则是将它驱赶出意识层面，无法忆起)。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许失之狭隘(当年，布鲁尔医师就是因为不同意他的性源说而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后来，阿德勒和荣格等和他绝裂，多少也是肇因于此)，但就像所有的学派宗师，都是在“一以贯之”的信念下，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的，这也许是弗洛伊德“宗师的个性”使然。不过他的理论也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在弗洛伊德所处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弥漫着保守、伪善、虚矫的性道德，他的理论似乎在告诉世人，因为性本能受到扭曲，而使很多人产生了光怪陆离的心理病痛。

　　对于这种病人在早年受到性诱惑或性骚扰的说法，后来发生了一些插曲。随着诊疗经验的累积，弗洛伊德慢慢发现，病人所陈述的性诱惑或性骚扰事件，经常是“虚构”的，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只是患者的幻想而非事实，为了解决这个窘境，使他转而认为人类的性欲及性幻想并非在青春期之后才出现，在童年时代，性亦是一种强烈而重要的生物本能，结果这又成为他“性心理发展理论”的源头。弗氏指出，“性创伤事件”也许不是童年“真实的经历”，但却是“真实的幻想”、“真实的记忆”，它们仍然会对当事者的心理造成影响，并转而影响其生理。

　　攻击他的人对此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男科学家”认为，病人之所以会“捏造”这些性创伤事件，主要是弗洛伊德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在催眠或自由联想中，一再“暗示”或“诱导”病人说出这类的告白，病人或者怯于他的权威，或者为了迎合他，才言不由衷地说出“性的谎言”。因此，弗洛伊德不仅在愚弄病人，也在愚弄自己，所谓“潜意识”或“精神分析”，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而非科学。

　　“女性主义者”则说，那些病人(以女病人为主)所说的性创伤事件其实都是真的，弗洛伊德后来改口说它们可能是假的，其实是为了“替男人脱罪”。因为诱惑、骚扰这些无辜女孩的都是丑陋的男人，甚至是表面上一本正经的伪君子。为了避免“丑化”男人，所以才说那不是“真”的。

　　弗洛伊德的辩解及上述两种攻击论调，都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证明”病人主观陈述之真伪?或者，它们根本就是难以“证明”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我们确实难以验证病人说法的真伪。在这个档案里，好像有A医师这个“人证”，但我们又如何验证A医师的“回溯性记忆”有无虚假、扭曲的成分?面对一桩变态心理档案，就像面对一个棘手的案件，在证据不足，甚至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由心证”。但医师不是“法官”，他要做的也不是“法官”该做的事；而对于你我来说，当然更非如此。对于这样的档案，甚至说这样的“故事”，我们要付出的并非“科学的质疑”，而是“同情的了解”。当弗洛伊德将精神医学带离唯物的医学模式时，就已预示了这种后果，但也使我们更接近活生生的人生——“半是真实半是诗”的尘世。

　　在芸芸众生中，这“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事。天下事无奇不有，还有什么比这更“确凿”的事实?



　　被爱灌溉的仇恨

　　“如果我必须切断喉咙，我就会切断喉咙——现在我就是如此。但我的家人也必须为此而得到某种教训。”

　　一位39岁的中年男子，因某次意外事件而使背部受伤，产生严重的下背痛。他虽然强自忍耐，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住院寻求进一步的治疗，经过详细的检查，医师诊断为第四与第五腰椎间盘突出，于是为他施行了椎间盘手术。

　　手术完后一段时间，病人背部仍有中等程度的疼痛，医师再度检查，诊断为“脊髓蜘蛛膜炎”，显然是一种手术的并发症。医师建议他再进行另一次手术，但病人拒绝了，而且毅然出院。这种并发症虽然痛苦，但他仍忍痛而如常地工作和从事各种活动。

　　关心他的家人一直认为他的病还没好，而要他再接受治疗。在家人软硬兼施地一再催逼下，他终于又住院，也同意进行另一次手术。

　　但这次手术后，情况却反而变得更严重，他竟卧床不起，丧失了行动能力，不过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整个脊柱和颈部肌肉都变得无力，不仅无法走路，甚至连坐都没有办法。

　　“越帮越忙”的医师很谨慎地再为他做一次彻底的检查，结果却找不出任何生理病因。医师怀疑他的“丧失行动能力”可能有潜在的心理因素，于是用药物对他进行催眠，结果发现他隐藏了以下的心事：

　　原来病人极度反对进行第二次手术，对家人不断地唠叨、催逼，他在内心深处深感愤懑；但他也晓得自己最后终须屈服，只能咽下他的愤懑接受手术。在催眠状态中，他激动地说：“所以我决定，如果我必须切断喉咙，我就会切断喉咙——现在我就是如此。但我的家人也必须为此而得到某种教训。”

　　他的家人果然得到了“教训”——他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但却已形同废人。

　　病人在催眠前及催眠后的意识状态中，完全看不出他对家人有什么不满或愤怒，他的愤懑是深藏在潜意识里的。但这种潜意识里的愤懑却转化为肌肉无力，让他的家人“伤心”，成为他向家人报复的手段。

　　解析：

　　弗洛伊德的“性源说”显然无法解释所有的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而弗氏后来也不再作这种坚持。与性欲同属生物本能的攻击欲，在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成因中亦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上一章所述案例里，当那位女歌唱家受到坏姨父的无理责骂时，她喉咙的窄缩感可以说就是强忍攻击欲的结果。本案例中的这位中年男子，也是在潜意识里积压了不少对家人的愤怒(攻击欲)，就是这种无处发泄的攻击欲转化成肌肉无力的身体症状。

　　从这个案例也可看出，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症状通常有某种“意义性”(meaning)，有时候是在“象征”患者的心理冲突(如前述几个个案)，有时候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个病人在手术后“丧失行动能力”的真正目的是要让他的家人伤心、后悔，可能是一种变相的“消极攻击性”(passive aggression)表现。

　　强行咽下攻击欲，固然可能产生身体症状，但如果肆无忌惮地发泄愤怒，而对方却是自己在道德意识上觉得不应该施以攻击的人，结果还是可能产生转化型症状。譬如，有一位女士在盛怒之下对父亲作身体攻击，结果右手及右手臂即突然产生剧烈震颤与局部麻痹的症状，因为在事发当时，她用右手撕破了父亲的衬衫。右手的麻痹显然是一种象征含意的症状，由罪恶感及自我惩罚的愿望转化而来，为的是防止她再度发生被禁止的敌意行为。

　　有时候，当事者只有攻击的意图而未真正付诸行动，也可能因此而产生转化型症状。譬如，有一位不幸的男士，妻子红杏出墙，跟姘夫私奔了，而他也屋漏偏逢连夜雨，双腿竟跟着麻痹，寸步难行。在接受治疗后，医师才发现原来当他获知妻子与人私奔时，一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心里曾兴起强烈的杀机，想要去追杀他们，手刃奸夫淫妇。这个念头后来虽然被“咽”了下去，但却使他产生了双腿麻痹的症状，它似乎是来自想阻止他将复仇愿望付诸行动(血腥报复)的心理自卫结构。

　　这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固然与当事者的道德观念、应对问题的方式，甚至体质有关，但主要还是遭遇了让他陷入不幸的生命困境，在这样的生命困境中，他不管是潜抑或发泄，都会产生后续效应，只是效应的指向不同而已。

　　有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说：一个理发匠替长了一对驴耳朵的国王理发，事后虽逃过被国王杀之灭口的劫难，但他实在“憋不住”他所目睹的那个大秘密，后来，他在地上挖一个洞，把“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的话“发泄”到洞里，并用土掩埋。虽然他郁积的情绪得到了解消，但问题并未真正消失，只是“转化”成另一个问题而已。因为那堆土里长出了竹子，有人砍下竹子做成笛子，结果笛子吹出来的还是“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的曲子。

　　童话故事通常是浅显而含意深远的。如果理发匠不看到国王的驴耳朵，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既然看到了，则不管他怎么“处理”、“应对”，问题都不会消失，只是“转到别的地方去”而已。对于心理变态及心理治疗，我们似乎应该有这样的基本认识。


　　问题是，天下总有长着驴耳朵而又必须理发的国王，也总会有人要去遇到他，这就是生命的困境。



二


　　被坚强摧毁的西点军校学生


　　重返校园的他，失去了作为一名足球队队员的荣誉和特权，成了名副其实的菜鸟，结果不到两个礼拜……

　　一个身强力壮而且满怀雄心壮志的有为青年T君，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但最后却又因一种离奇的症状而不得不中途退学。

　　军校讲究的是“磨炼”，在西点军校初期的训练中，新生在身心两方面均需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与考验，而“荣誉”则被视为第二生命。T君入学不久，即膺选为足球队队员，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但不幸的是，在一次足球练习赛中，他因动作过猛而致肩膀脱臼，必须住院动手术。

　　开刀后复原的情况良好，经过彻底的身体检查后，他又回到校园。但在返校后，他的“地位”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失去了作为一名足球队队员的荣誉与特权，成了名副其实的菜鸟、大头兵。

　　结果不到两个礼拜，他在出操时，又因急性眩晕及短暂的意识丧失而住院。但住院后的身体检查却找不出他有什么生理上的异常。住院后不久，他又出现了立行不能(astasia abasia)的症状，在站着的时候，躯干抽搐，如喝醉酒般手舞足蹈不成步履，连站都站不稳，更不用说行走了；不过在坐着或躺卧时，其肌肉的协调及紧张度却又都恢复正常。

　　随着住院时间的拉长，他的症状不仅未见好转，而且慢慢恶化。当偶尔出现某些改善的迹象时，医师若向他提出“现在好一点了，可以回学校了”的建议，他的症状马上又严重起来。

　　医师认为他的这些症状显然跟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就为他作心理咨询。心理评估显示，他对自己是否继续留在西点军校有矛盾的情感。在性格上，T君有着情绪不稳、易冲动、神经质的特征，他一方面亟想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但一方面又无法忍受挫折，也难以接受权威，和同学的人际关系也不太好。

　　心理评估的结论是：“其转化型症状的出现，大部分是出于想反抗权威与逃避西点军校正常要求的一种策略，并因这种反抗与逃避所获得的附带收获而使症状持续存在。”

　　在住院六十天后，他终于因病假超过期限而“被迫”离开西点军校，回家休养。

　　但回家不到一个礼拜，他的上述症状就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不久，他找到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对这份工作似乎也还算满意。在六个月的追踪治疗里，他都没有再出现任何症状。

　　解析：

　　这也是一个“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病例。前述的心理评估，已将他的病因说得很清楚。

　　传统的精神分析认为，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主要是来自性与攻击本能的潜抑或压抑，这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生态而言，也许有相当的真实性。但现在我们知道，心理创伤的种类非常多样，任何能为当事者带来心理冲突或威胁的事件与情境都有可能是一种“创伤”，而表现出转化的身体症状来；而且，将它“说”出来，也不见得就能使症状消失，当具威胁的情境还存在时，如何摆脱它才是患者的“最爱”，此时，“症状”常成为患者摆脱困境的一种心理策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战场上的士兵突然出现双腿麻痹、驼背或失明等症状，不仅无法上战场，更成为一种累赘，结果就理所当然地被送到野战医院或后方疗养，但检查却又都找不到生理上的病变，而且也不像是在“装病”。其主要病因其实就是当事者想逃避战场上的威胁，他不想再留在危险的战场上，但如果说自己“怕得要命”又有损自尊，于是在奇妙的心理防卫机制作用下，这种冲突和威胁遂转化(不是伪装)成身体的症状，一方面可以让他逃避命丧沙场的危险，一方面又可以免除被视为懦夫的羞耻。

　　这样的症状通常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以使他无法上战场为“目的”的。譬如有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飞行员的歇斯底里症状，发现负责日间飞行勤务的飞行员较常出现“心因性日盲症”，而担任夜间飞行勤务的则较易产生“心因性夜盲症”。

　　这种有选择性、以逃避不快情境为目的的症状，亦可见于一般的歇斯底里患者，譬如一个讨厌学校课业的学生，右手无法握笔书写，但却又可用这只看似麻痹的手弹钢琴。本档案中的这位西点军校学生，坐着及躺卧时，肌肉的运动协调都正常，但一站起来就“寸步难行”，其“目的”显然是不想再回校操练，而且可能还象征他的进入军校是“错误的人生步伐”，他已无法“再走下去了”。

　　在第二次住院时，T君症状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心理评估说这是症状使他获得“附带收获”(secondary gain)所致。所谓“附带收获”是指症状为病人所带来的“利益”，最常见的利益是他生病了，既可以免除他在健康时期所必须承担的职责，同时大家的关心、同情、帮助等，也都一下子集中在了他身上，这些“附带收获”刚好可以满足某些病人的依赖需求，也因此而强化了歇斯底里症状的持续性。

　　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患者原先的心理冲突与后来的利益动机是互为表里的，但原先的心理冲突有时难以发现，倒是后来的利益动机常明显可见，因此，我们常可由后者而推想出前者。譬如，每当T君症状稍见好转，而医师建议他“可以回校”时，症状即立刻又恶化，从这点我们不难推想出，他的症状其实是为了在不失自尊的情况下离开西点军校。后来的发展果然就是如此，在他“被迫”退学后，所有的症状就在一个礼拜内全部消失。

　　在医院里，常可见一些因公受伤、车祸或工业伤害而住院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在经过适当的医疗后，却未如医师判断地迅速复原，反而在期待“赔偿”的心理下，加重或延长原有的症状，甚至出现新的症状。但当病人获得他认为合理的赔偿后，那些看似顽固的症状即能迅速消失，这也是“附带收获”的一种显例。

　　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认为歇斯底里症是“女人病”，不少人似乎也有这种看法。但从前述几个案例的介绍可知，这种精神官能症男女都有，只是女人较为常见而已，国内的统计资料显示，男女患者的比例约为一比二。有很多人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歇斯底里症似乎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弗洛伊德的时代——要来得少，这可能跟教育的普及、心理压抑减少有关，但这并不表示现代人的心理较健康，而是心理疾病的类型发生了转移。

　　对于人生困境，本案例提供给我们一种吊诡性的思考：当你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你是要听从自己的“潜意识之声”抑或“意识的召唤”?有不少人——譬如分析心理学家荣格(C. G. Jumg)——认为，“潜意识之声”是生命的内在之声，能引导我们的生命进入更圆融的境界，本案例中的T君，他的症状显然就是他“潜意识之声”的外显，最后，他听从了这种“潜意识之声”，回到故乡去做一个银行职员。也许这对他而言，是一种较“圆融”的生命境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显然是在规避自己的人生困境，因此是一只挫败的鸵鸟。


　　抽筋的海伦及其女友们


　　在早会时，海伦的脚部抽筋，很多同学都看到了；第二节下课后，有人跟着抽筋。消息传开来，立刻有一大堆女生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抽筋，学校乱成一团。

　　海伦是个高中女生，在班上很得人缘。

　　有一天，她和家人去参加一个聚会，会中有跳舞节目，但海伦却显得闷闷不乐，她推说自己对跳舞没兴趣，而只做个旁观者。在舞会中，看着别人婆娑起舞，海伦突然觉得右脚有短暂的抽筋现象。

　　海伦的闷闷不乐是有原因的。

　　原来在不久前，学校的体育老师已开始教跳舞，但海伦却缺了好几次课。在她同父母参加上述聚会的前三天，学校公布了嘉年华会上舞剧演员的名单，在班上相当杰出且得人缘的海伦竟未获选任何角色。更令她难过的是，她心仪的一个男孩子舞跳得很好，在嘉年华会舞剧中将担任重要的角色，而海伦的竞争对手——另一个很会跳舞的活泼女孩，将与那个男孩同台演出。

　　在与父母参加宴会后几个礼拜，海伦的脚部仍经常抽筋，特别是一紧张就抽筋得更厉害。很多同学都注意到她的症状，对她表示关心。

　　就在海伦开始抽筋后三个礼拜，她的两个同学朱莉和法兰西丝去参加某个舞会，会后，朱莉到法兰西丝家中，她的脚部和颈部也不由自主地抽起筋来，而且在第二天到学校后，仍然有这些症状。

　　星期三早会时，海伦的脚部又出现厉害的抽筋，很多同学都看到了。第二节下课后，法兰西丝竟也开始抽筋，同学们见状连忙将她送到保健室。此时，坐在法兰西丝旁边的格拉黛非常紧张，觉得自己的身体有点颤抖，然后在其他同学的注目及尖叫下，她也跟着抽筋了。

　　消息传开来，立刻有一大堆女生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抽筋，学校乱成一团。校方不得不请父母将孩子们带回家，学校还因此而停课了几个礼拜。

　　解析：

　　这是一场典型的“集体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发作。

　　转化型的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有时候具有“传染性”，当一个团体中的某一个人先出现某种症状后，其他人也跟着发生类似的症状，好像一场“心灵的瘟疫”。

　　本案例中最先出现症状的海伦，以脚部抽筋来排斥跳舞，乃是一种典型的转化症状。但为什么其他同学也会发生类似的症状呢?弗洛伊德曾有一个女病人杜拉，因为在潜意识里认同她的情敌，结果产生与情敌一样的歇斯底里性咳嗽，“仿同作用”在转化型症状的“感染”上，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海伦在班上表现优异而且很得人缘，是许多同学认同的对象、行为的榜样，她的症状自然较容易受到他人的仿同，就好像很多人常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崇拜的电影明星摸鼻子一样。

　　但除了仿同外，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学校、军队和工厂是最常发生集体歇斯底里症的地方，譬如考试压力下的学生，排队在操场聆听台上老师冗长而令人厌烦的训话，此时若有一个学生因支持不住而倒下去，结果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在短时间内，有一大群学生也跟着应声而倒。又譬如在电子工厂生产线上的女工，有一个女工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呼吸困难，结果几分钟内，数十名女工可能都会出现同样的症状。她们说“好像闻到什么奇怪的气味”，但经过调查检验，往往没有什么“刺激性的气体”存在；即使有，也未到使人感到恶心、呼吸困难的程度。

　　这样的集体发作主要来自“心理刺激”，因为当事者都面对同样的心理困境——对学生来说是功课压力与冗长的训话，对女工来说则是单调而令人厌烦的工作。另外，“暗示性”在行为的相互感染里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其实，集体歇斯底里症乃古已有之。在古时候，人——特别是女人，必须经常压抑她们真实的情感，日积月累，可能会觉得浑身不舒服，当时社会即为此安排了一些“狂欢的祭典”，譬如古希腊的“酒神祭”；在这些祭典里，人们可以纵饮狂欢，以平常不被容许的方式发泄他们久遭压抑的性与攻击的情感，再度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些狂欢祭典，实际上就是一种经过安排的集体歇斯底里发作。

　　基督教在欧洲得势后，曾经禁止类似的狂欢祭典，但在中世纪，欧洲各地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舞蹈狂”(dance mania)，它像瘟疫一样，蔓延得相当广，且发作者主要是女性。医学史家席格瑞斯特(H. E. Sigerist)对13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舞蹈狂”曾有下列描述：

　　“这种病通常在酷暑时发生……正在睡觉或清醒的人会突然跳起来，像被蜜蜂叮到般感到一阵刺痛，有的人还会看到蜘蛛，有的则否。但他们都知道这一定是一种蜘蛛在作怪，于是大家很快地从屋里跑到大街上或市集里，激烈狂舞。没多久，其他也被‘叮到’或在几年前被‘叮过’的人也都加入了舞蹈。

　　“病人越聚越多，穿着奇怪的服饰疯狂地舞蹈……有的人撕破衣服，展示她们的裸体，完全失去了羞耻感……有的则拿出剑来，像比斗者般狂舞着剑；有的则拿出鞭子，彼此鞭打……有的人举止更怪异，像被抛上天空般飘飘欲仙；有的在地上猛挖洞；有的则像猪一样在污泥里乱滚。他们都喝了大量的酒，像酒醉的人一样狂歌和高声谈话。”

　　这些症状很像过去“狂欢祭典”里的疯狂表现。古老的祭典虽然没有了，但心理的冲突与压力依然存在，且比以前更有过之。一个人按捺不住，爆发歇斯底里性发作，就好像火种一样，引燃所有的火药库，结果变成类似昔日狂欢祭典的集体歇斯底里发作。

　　16世纪的一位德国医师，对某女修道院所爆发的另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症亦有很精确而深刻的观察。他发现修女们在发作时“双眼紧闭，仰躺着，腹部弓起，私处凸出，不停地抽搐。发作过后，张开眼睛，脸上露出羞耻与痛苦的明显表情”。他调查这种怪异流行病的来源，才知道不久前，修道院附近的一些少年，在夜里潜进修道院，和修女们幽会，后来东窗事发，修道院严禁这种丑行继续下去。不久，住在修道院里的一位少女开始有了“爱人每晚来找她”的幻觉，而爆发了上述的症状。照顾她的修女们在目睹她的发作后，也跟着产生同样的症状。那位医师明确指出，这种流行病乃是来自“性的压抑”。

　　当然，从海伦和她同学的集体歇斯底里症，或是常见于工厂里的“生产线歇斯底里症”来看，我们可知任何心理冲突都可能产生此症。



　　七小时的大脑空白


　　她一再回忆，但脑中只浮现一个如梦似幻的影像——停车场，而她不觉得“停车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M小姐因举止怪异而被警方送到精神病院。

　　她的问题是她丧失了七小时的记忆——对从当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七点这段时间内，自己到底在哪里、又做了什么事等完全没有印象，脑中一片空白。

　　在医师的询问下，M小姐说出了她的身世(她对那天中午十二点以前的经历倒是记得一清二楚)：

　　她来自一个不幸的家庭，因为母亲红杏出墙而导致父母分居。她原先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经常招蜂引蝶，M有几次还受到母亲姘夫的性骚扰。

　　后来M爱上了一位年轻的船员，且怀了身孕，但船员却在婚礼前数天失踪，一去不回。她将孩子生下来，三年后，带着孩子去和父亲及两个弟弟住在一起。

　　但父亲对她并不友善，在住院前三四个礼拜，父亲一天到晚骂她懒惰、撒谎、不是个好女孩。在与父亲争吵中，她开始有了头痛、倦怠、失眠、焦虑、孤独、忧郁等症状。就在这个时候，她又遇上了一个年纪比她稍大一点的男孩，很快就对他产生依恋。最近两个礼拜中，她经常在晚上去找他，从他那里获得了家里所没有的温暖与平静。

　　M小姐住院后，很快适应病房的生活，心情也好了许多，但不管怎么回想，就是想不起那七个小时的遭遇。她只记得当天早上做好家事后，在中午前搭上一辆公共汽车，想去看她的医师，然后就是一段七小时的“空白”。而她自己对这段记忆的“空档”似乎也不以为意，在医护人员的鼓励下，M小姐说她一再回忆，脑中只浮现一个“如梦似幻”的影像——停车场，但她不觉得“停车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医师认为这个梦幻般的影像一定和被她潜抑到潜意识里的经验有关，要她更详细地描述这个影像。她说：“那是一个停满车子的停车场，有一个男人在停车场的那一边，我不晓得他是谁。有一个女孩子正从这边往他那边跑，我觉得她就是我。这个景象一再出现，那个女孩以她最快的速度在奔跑，但似乎又没有移动。看起来是我在奔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奔跑……我想我可能是要跑去向那位男子求救。”

　　医师问她在提到“跑着去求救”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她说：“是医师，事情发生四天前，我想应该去看精神科医师，我向男友提起这件事，当时他在W镇做兼差工作。”

　　事情已逐渐明朗化，因为M小姐就是在W镇被警方发现失去记忆而带到医院来的。医师认为上述“如梦的景象”一定是她所丧失记忆中的片段，于是将她催眠，在催眠状态中，M小姐终于忆起了那段七小时的空白：

　　她搭公共汽车想去看P医师，因为最近几天她产生了想杀死父亲、弟弟和儿子的可怕幻想，她必须寻求医疗帮助。在下车后，她去按医师的门铃，但没有反应，到药房打电话给他，也没人接。于是她决定去找她的男友F，她必须去看他，而他也必须帮她的忙，因为她父亲、母亲都不关心她，要好的女友避不见面，医师又不在，F一定要帮助她才行。

　　于是她又搭车到W镇，抵达W镇时差不多是午后二时，她看到他的车子停在停车场，F正从停车场的一个入口走向他的车子。她在另一个入口处等他，M想F一定会看到她，载她一起走，他应该知道她的处境，她需要他的帮助。但F没有看到她，径自开车离去。于是她急急穿过大街，迎面而来的一辆车子差点将她撞倒，她开始觉得头晕目眩。她需要帮助，然后她看到一个警察局，于是走进去……

　　在催眠状态中，M小姐讲述至此时，突然变得焦虑不安，语不成声，但慢慢又恢复正常。在从催眠状态中醒来后，她终于恢复了对那七个小时的记忆。

　　解析：

　　这是一个“心因性记忆丧失”(psychogenic amnesia)的病例，属于“解离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所谓“解离”，我们在《父亲病榻边的黑蛇》里已提过，它意指一个人的意识、记忆、情感、智能，甚至运动行为等的正常整合功能发生突然而暂时性的改变，以致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丧失的情形。本案例中的M小姐，她所丧失的是“七小时的记忆”。

　　沙考的得意门生之一冉涅(P. Janet)认为，正常人的精神功能及想法等整合构成他的“人格”整体，在正常情况下，他可以依他的意识召来(知晓)这些精神功能及想法，但如果神经系统发生变质，使沟通各种精神内涵的能量降低，则某些精神功能即不再为个人意识所觉知，这是造成“解离状态”的主因。

　　而沙考的另一得意门生弗洛伊德则认为，在解离状态中，患者所失去的常是他无法接受的精神内涵，他借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潜抑作用——将它们驱赶到潜意识的领域，而无法为意识心灵所忆起，换句话说，它是一种主动的心灵作用。解离症状对患者形成保护作用，使他免于因回忆起那些无法接受的精神内涵而产生悲痛。患者无法接受的精神内涵有两种，一为外在的恼人事件，一为内在的心理冲突。目前对解离型障碍的解释，大都采用弗洛伊德的这种动力心理学理论，但并非每一个面临外在恼人事件或内在心理冲突的人，都“会”或者“能”产生意识的解离，因此，意识解离可能也含有冉涅所说的“体质”因素。


　　“心因性记忆丧失”是最常见的解离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本案例中的M小姐在病发当天亟需他人帮助，但却四处碰壁，男友在她眼前离她而去，更是致命的一击，当时的孤独、无助与绝望，超出她的负荷，于是“潜抑”就发挥了作用，将这些遭遇及其半生的情感一股脑儿扫出意识层面，免得她因想及它而悲痛难当。另一方面，“记忆丧失”也使她得到警察的帮助，并因此而被送到医院，成为医师、护士、家人和朋友关心的对象，这些“附带收获”也使她更不愿再忆起那些痛苦的遭遇。

　　“心因性记忆丧失”既是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它的“记忆丧失”因此也常具有选择性，也就是说，病人只选择遗忘会带来痛苦的经验。M小姐所遗忘的只是那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七点的“七小时记忆”，至于其他经历却都记得一清二楚。某位女士的记忆丧失更妙，她遗忘了自己曾生下一个小孩的经历，但对临盆前后发生的与小孩不相干的其他经历却又都记得一清二楚，关键就在于生下那个小孩乃是她“悲痛的根源”。

　　有一位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的女教授也曾莫明其妙地丧失了记忆，她比M小姐更惨，不仅不晓得自己住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对自己的过去也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除了儿子外也不再认识任何人。但奇怪的是，她对以前所教的英国文学却都还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她虽丧失了其他记忆，忘了学生们的名字，却仍能继续授课。在亲朋好友的热心帮助与耐心提醒下，她一点一滴地慢慢恢复昔日的记忆，但当记忆恢复越多时，她就变得越不快乐，因为她终于回忆起过去一年中所遭受的接二连三的打击，而最痛苦的是自己的婚姻破裂，以及母亲在她眼前的突然死去。当她恢复她的记忆时，她也就恢复了她的哀伤。

　　由此可知，“心因性记忆丧失”主要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一种心理自卫机制。



　　重寻旧梦的中年女子


　　在四处徘徊游荡后，她终于来到了R镇，埋藏着她青春欢乐的大学城。一个声音告诉她：你不再是B，而应叫作露丝。

　　42岁的B女士，在被家人带到精神病院时，脸上有着焦虑、慌乱与惶惑的神情。

　　她的家人忧心忡忡地说，B女士在四年前突然失踪，家人虽四处寻找，但却音讯全无。最近，好不容易才在离家一千多英里外的R镇找到她，但B女士却好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似的，连父母、丈夫和儿女都不认识了。她说她从未见过他们，她的名字也不叫B，而是露丝。

　　她冷淡地说：“你们一定是认错人了，请你们回去。”但每个以前认识她的人却又都说她明明就是B，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家人只好将她带到精神病院来，寻求医疗帮助。

　　住院后，病人仍坚持说她是露丝，而且向医护人员威胁：如果他们不让她回到R镇的家，她就要控告医院和那些“自称是她家人的人”共谋非法拘留。

　　医师相信她家人的话，但也相信病人并非在故意说谎伪装，而是有什么奇特的心理创伤，才使她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基于这种认识，医护人员像接纳一个朋友般真诚地对待她，由于这种真诚，使B女士对他们产生了好感和信赖，最后同意进行催眠等各种帮助记忆恢复的方法。在点点滴滴的累积、拼凑下，医师终于获得她如下的辛酸病史：

　　B女士来自一个具有狂热宗教信仰的家庭，父母虽然都在福音教堂里担任职务，但却非表里如一的“好人”。他们只是勉力维持着道德的门面，私下却经常彼此愤怒地指责对方不贞，因此，B在小小年纪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更不幸的是，貌合神离的父母常将他们相互的敌意一股脑儿发泄在她身上，使她在禁锢而又暴虐的教养方式中，不知道什么叫作“快乐”。

　　在苦闷的孤单中，惟一可以依靠的是她的姐姐。她从小就跟姐姐很好，两人在不幸的境遇中相濡以沫，始有一些难得的安全与慰藉。但令人扼腕的是，姐姐在她17岁时突然过世，仿佛失去了人生惟一的支柱，她陷入极度的哀愁与沮丧中，过了一年都无法复原。

　　高中毕业后，在父母的安排与命令下，她进入位于R镇的某学院攻读，准备将来从事传教的工作。在大二时，机缘凑巧，她和一个迷人、温馨而又有才华的女孩同住一间寝室，这个女孩的名字就叫作露丝。露丝很热情而开朗地接纳她，并一步一步地引导她进入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培养新的兴趣、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也鼓励她发挥以前被忽略的才华——露丝说她有音乐天分，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钢琴家。

　　B很喜欢露丝，也很感激露丝，她对露丝就像对逝世的姐姐般。同时也因为露丝的友谊，而使她过了一段颇为快乐的青春时光，这种快乐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当她念到大三时，露丝和一位年轻的牙医师订婚。露丝经常邀请B和他们一道旅行(顺便充当保护性的女伴)，而她也乐得奉陪。但就在这种青春之旅中B竟不由自已地“疯狂爱上”那位牙医师。她嫉妒露丝，看着他俩你侬我侬的情景，只能对自己没有希望的爱暗自感伤与悲泣。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位年轻的牙医师对害羞、笨拙而又紧张的B当然是了无爱意，他不久就和露丝结婚，两人到加拿大共筑爱巢。虽然明知会有这种结果，但B仍深受打击，而变得极度忧郁，竟至辍学回家，不过并未向父母透露她的心事。在父母的坚持下，她又重返学院，取得学位后，又进入海外传教的预备学校。

　　在完成最后的学业后，经由父母的安排，她和一个传教士缔结了没有爱情的婚姻，随后即远赴缅甸和中国，在那里度过六年并不快乐的海外传教生活。最后，夫妻和两个孩子又回到美国，定居在中西部某个小镇的牧师公馆里。

　　当丈夫越来越专注于教会的工作后，她也越来越无法忍受牧师太太呆板无趣的生活。特别是小镇的民风保守，连电影和通俗音乐等娱乐都受到禁止，更令她感到窒息。就在这期间，她开始耽溺在过去的回忆里——一再地回味、反刍大学头两年和露丝在一起生活的情景。在她的白日梦里，这段人生成了满足她一切幻想的泉源。

　　在她37岁时，自己最钟爱的小儿子突然病故。晴天霹雳，也使她累积多年的不满与失望一下子爆发开来，在儿子去世的翌日，她即不告而别，离家出走。丈夫及家人虽四处打听、寻找，但都毫无音讯。

　　在医师的耐心治疗下，B女士慢慢回想起她离家之后的行踪：在四处徘徊、游荡后，她最后终于来到了R镇，也就是她年轻时代生活过的大学城。

　　但在抵达R镇时，她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及过去生活都已失去了意识的记忆，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名叫露丝的女孩。

　　于是她开始以露丝之名在R镇定居下来，靠弹钢琴及教钢琴谋生。这种生活相当惬意而且成功，不到两年，她就成为当地一所音乐学校的指挥。也许是出于一种奇妙的直觉，她只挑选不会对她的过去感到好奇的人做朋友，而她的过去也日渐成为一段神秘的空白。最后，她终于在R镇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不再需要对人生有所回顾。

　　就这样，B变成了露丝，在R镇自在地生活了四年。直到有一天，也许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命运，一个少女时代的旧识终于认出了她，这位旧识是B在大学时代的朋友，她不仅认识B，也认识真正的露丝。

　　当对方做这种指认时，B有点不知所措，其至满头雾水，她以令人无可置疑的真诚说：“我是露丝，不是B，你一定认错人了!”

　　但她明明就是B。最后，她的丈夫及家人闻讯赶至，而发生了我们在故事开头所说的情景。

　　B的丈夫在了解太太的心事后，出乎意料之外地表现出相当的体谅与合作，在妻子出院后，他为她提供了较充实的生活内涵与较活泼的生活气氛，而B也因环境的改变，有了相当不错的调适。

　　解析：

　　这个真实故事活像一部凄美的电影。

　　从精神医学的观点来看，本案例属于“解离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中的“心因性神游”(psychogenic fugue)。“心因性神游”的特征是患者会突然在意识解离的状态中离家出走，通常是游荡到很远的地方，而且一去就是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在这种状态中，他会完全忘记自己过去的一切。它和前述“心因性记忆丧失”最大的不同点是他“并不知道”自己丧失了记忆，而且经常会以一种新的身份和生活形态在社会上生活，其言行举止在外人看来是“与常人无异”，而他通常也不会做出象征过去创伤经验的行为。

　　美国心理学大师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其经典巨著《心理学原理》一书里，也曾提到一个他治疗过的“心因性神游”病例，只是“神游”的不是“牧师太太”，而是一位“牧师”，这个病例的大致情形如下：

　　1887年1月20日，罗德岛《普罗文斯日报》刊登了一则“牧师失踪”的简短新闻。失踪的牧师名叫安塞尔·伯恩，他在三天前离家后即一去不回，音讯全无。伯恩牧师在当地是颇获好评的知名人士，过去25年来，一直从事巡回传教的工作。他有头痛的毛病，发作时偶尔会丧失意识达数小时之久。

　　约两个月后的3月14日，在宾州的诺利斯坦，有一名男子惊惶失措地问人说：“我现在在哪里?”这个人在六个礼拜前来到诺利斯坦，自称名叫布朗，他租了一间小店，做贩卖文具、水果、糖果等的小生意，此地居民没有人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或不自然的地方。

　　但这个人现在却说他名叫伯恩，不曾来过诺利斯坦，对现在做的小生意也不熟悉。他最后记得的事是自己曾到普罗文斯的银行取款，仿佛昨日，他不相信自己来到诺利斯坦已经一个半月。

　　后来经当地居民打电话到普罗文斯询问后，知道确有其事，伯恩遂由他的外甥哈里斯来接他回去。

　　重返家门的伯恩，成为威廉·詹姆士的病人。伯恩对失踪两个月的一切行止均不复记忆，在诺利斯坦做小生意的一个半月期间，据当地邻居们描述，“布朗”虽沉默拘谨，但绝非怪人。他自己煮饭，曾数次到费城采购东西，而且有规律地上教堂，有一次还在祈祷会上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一个在“伯恩人格状态”中的目击事件(这表示“伯恩”与“布朗”在潜意识层面仍有某种沟通)。

　　但对失踪两个礼拜的遭遇，则是一片空白。没有人见过他，伯恩自己也记不起来。不过詹姆士利用催眠术弥补了这段空白。在将伯恩催眠后，他又变成了“布朗”，道出了失踪后头两个礼拜的遭遇，以及后来在诺利斯坦做小生意的一切细节。但在这种催眠状态中，他却又忘记了“伯恩”身份时的一切，他说他听过“安塞尔·伯恩”这个名字，但并不认识他；将他的妻子带到他面前来，他也说“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女人。”

　　詹姆士曾利用“催眠暗示”及其他方法，企图将“伯恩”与“布朗”的经验整合为一，但没有成功。解除催眠后，伯恩又对布朗身份时的遭遇不复记忆。

　　“心因性神游”的患者，通常会像变成“伯恩”的“布朗”，有一天仿佛“大梦乍醒”般，一下子又恢复过去身份时的一切记忆，同时忘怀以新身份所经验的一切，而惊讶地发现自己“不知置身何处”。本故事中的B女士似乎比较特别，她以露丝的身份在R镇度过了四年漫长的岁月，若不是被昔日旧识认出来，她是否不会“醒来”，而继续以新身份终老R镇，恐怕将永远是个谜。但这种漫长的神游，通常有维系它的心理动因。

　　布朗为什么会从“牧师”变成“杂货商”，我们似乎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心理动因，但B的化身为露丝，由“不快乐的家庭主妇”变成“成功的艺术家”，不仅可以逃避痛苦，更在复苏的往日情怀中，使荒芜的心灵获得滋润，这也许就是使她“继续神游”下去的主因。

　　“心因性神游”跟我们后面要谈的“双重人格”稍有不同，“心因性神游”的患者虽然也有两种人格状态(譬如B与露丝、伯恩与布朗)，但这两种人格状态并不像“双重人格”那样南辕北辙，而且其人格的“互换”也不像“双重人格”那样频繁。通常只是由A人格状态变成B人格状态，然后再由B人格状态再回复成A人格状态而已。本个案中的“露丝”更是被迫回复原来B的身份，而她在“露丝”的人格状态中，除了重拾以前的钢琴旧梦外，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仅没有再婚，也没有任何性活动，仍保有B的道德观。

　　当医师将B的辛酸病史和她的心事告诉B的丈夫后，B的丈夫似乎是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床头人，他“哀矜而勿怒”地提供给妻子较充实的生活内涵与较活泼的生活气氛，证明他其实是“深爱”着妻子的，只是以前一直爱得不够“深入”，“深”到能进入妻子的“梦”中。

　　每一个人都有无法兑现或难以挽回的“旧梦”，重寻旧梦也许有很多方式，而B的这种方式似乎是令人感伤，但却也暗含某些人生真谛。



三


　　V小姐的高尚自我与下贱自我


　　 “那些熟悉的恶魔又再度控制了我的手……我度过了不幸的一夜，可耻的、道德堕落的一夜，直到天亮都没有阖眼。”

　　V小姐，一个49岁的单身女性，因自觉“心理有毛病”而求教于某精神科医师。

　　她的问题是：在表面上，她是一个稳重、正经的女教师；但在私底下，却不时会被一股强烈的性欲及幻觉所占有。每次发作就会耽溺于幻想之中达数小时之久，而且是一边幻想、一边自慰。

　　她向医师说，她自觉有两个人格，一个是“高尚的自我”——正经的女教师；一个则是“下贱的自我”——耽溺于性的野兽。但这跟真正的“双重人格”不同，她并没有以“记忆丧失”将这两个人格区隔开来；相反的，她的“高尚自我”对“下贱自我”的性活动充满了痛苦与羞耻。

　　V小姐有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里，她详实地记录了自己的行为、幻想、梦、心理冲突等。从这些类似传记的资料里，医师认为她的性冲突显然是来自早年的恋父情结，从她的症状发展、特别是后来与男人交往的形态上，都可见此端倪。

　　医师的治疗方式是将她催眠，给她催眠暗示，要求她自我克制。在治疗一段时日后，V小姐终于慢慢能控制自己的性幻想与自慰行为，将那恼人的性冲动及幻想驱出自己的意识层面。而且在现实生活里，也成功地断绝了与一位已婚男士的交往，因为她一直觉得这种关系是不道德的。

　　表面上，治疗似乎发挥了功效。但就在这个时候，V小姐却开始出现了意识解离的症状——经常陷入一种短暂的恍惚状态中，事后却“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在心理残留着“宗教狂喜”般的美妙感觉。她觉得这是与“圣灵”神秘结合的体验，并在日记里记载了不少这种体验：

　　“昨晚，我获得了有生以来最深邃、最有益的生命体验……我很快就进入深沉的睡眠中，在清晨三点左右醒来，心中残留着作了一个被遗忘之梦的模糊记忆。

　　“在没有特别期待的情况下，我开始觉得对肉体自我的意识正一点一滴地消失，最后不再知觉到自己肉体的存在，似乎只剩下道德与精神自我，而在心中兴起一股越来越强烈、几乎是痛苦的、想和圣灵接触的渴望。

　　“然后，某种焦虑——完全是精神性的——攫取住我。我不想让自己终止存在，不希望自己变成空无。我想在和此一神秘圣灵结合时，仍能保有自己观照与理性知觉的所有意识。我因害怕而抗拒着，但却也同时了解到所有的抗拒都将是徒劳的。

　　“心中的那股浪潮不知不觉地升涌，将我高高举起，浪潮以快速的节奏来来去去，然后防线被冲垮了，我停止了存在。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又拥有了肉体知觉——脑中响起了铃声，就好像一个人在麻醉药作用下失去意识的感觉，那铃声仿佛从无限遥远的地方传来，是一种思想的回音。然后，一切静止了，我开始下沉(此时她已进入完全的失神状态中，醒来后，对此段时间内的经验是一片空白)。

　　“当我的意识又开始浮现时，我立刻有一种内心充满光明的愉悦知觉，然后，手指末端出现某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