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姚中秋
辗转而来的周德伟的著作，几经周折和努力，终于收录在《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二辑，以《周德伟论哈耶克》之名付梓出版。作为《论丛》的主编和本书的审稿人，在此有几个问题需要向交代一二，并借此简单介绍周德伟的思想源流，以助于广大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一、选编辑校
《周德伟论哈耶克》以周德伟1975年于台湾中正书局出版的《当代大思想家海耶克学说综述》为蓝本，收录了该书“导论”以及前三编的全部内容，考虑到原书稿第四编的文章多为一些具体的技术经济问题研究，且涉及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等，所以暂且删去。由于原书稿是台湾上个世纪70年代的繁体中文版本，特别是周德伟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对于哈耶克的思想以及相关知识具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领悟，加之现今大陆学术界的特殊语境，因此，《周德伟论哈耶克》在辑校过程中，我们协同本书的责编对有关问题做了如下处理。
1． 语言文字风格
本书力求保持作者的行文风格，对许多用法和写法与大陆现行使用不一致的词汇未作改动，基本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和写法，如：函覆、型态、诂量、名辞、凭藉等。但考虑到原书稿的印制错讹较多，本书对一些词汇和标点、数字等细节也略作改动，如“元始”改为“原始”，“发见”改为“发现”，“事象”改为“事项”，“含盖”改为“涵盖”，等。
2．人名译名问题
关于本书出现的外国学者人名，周德伟采用的译名比较古朴，许多与大陆目前通用的译名并不一致，本书辑校的原则是对于大量的人名译名，基本上保持原貌，并且尽可能在译名后附上西文原词。但考虑到其中的有些人名译名在国内已有通译，为了读者的阅读顺畅，本书做了更改，如“海耶克”改为“哈耶克”，“玻伯”改为“波普”，“屠克维尔”改为“托克维尔”，亚丹斯密改为“亚当•斯密”，“马克斯”改为“马克思”，“史大林”改为“斯大林”，等。
3．关键词语的翻译
周德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哈耶克研究者，深得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精髓，而且还是一位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者，并把哈氏理论运用于中国思想的输理钩沉之中。所以，他对于一些西方学术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和词语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与体认，例如individualism一般通译为“个人主义”，而他则译为“个人立兹”，“自由主义”译为“自由立兹”， freedom和liberty译为“佛里当”和“黎伯尔特”。周德伟的上述译法有些他在书中做了说明，有些并没有，本书出于对周德伟学问的尊重和全书统一的行文风格，对此均保持原貌，并没有按照时下通行的翻译更改。
4．西方著作的译名
原书稿关于国外著作的书名译名与大陆当前的通译也有一些差别，例如《通往奴役之路》在文中为《向奴役之路》，与此类似的还有《费日多》（斐多），《原富》，《自由论》、《法、立法与自由》等，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对此也均保持原貌。
此外，本书在辑校过程中，对于个别在不同文章中重复出现的段落做了调整，对于一些标点、注释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也做了相应的处理，对于某些不妥的议论也做了删除。
二、思想简介
关于哈耶克的研究，在大陆学界时至今日，已经有多种著述出版，仅收录于《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第一、二辑的就有两部。但对于我们来说，编辑出版《周德伟论哈耶克》却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首先，周德伟系华人学界为数不多的哈耶克的亲传弟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负芨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惠于哈氏的指教。所以他对于哈氏学说的继受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在经济学方面，他的哈耶克研究即便是在今天，也是汉语学界无人望其顶背的。更为难得的是，周德伟进一步发展了前贤的观点，在货币理论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本书第三编“中立货币论”便是见证。第二，周德伟不仅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现代的儒生，他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观念、理论和制度，不仅独尊哈耶克所指征的古典的自由主义一脉，而且贯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理与精神，在他看来，西方的自由理论与中国的“圣学”不但不相隔膜，而且具有内在的关联。诚如陈明先生所评论的：周德伟的典范意义在于，“作为自由主义者，他融汇进了传统文化；作为儒生，他接引进了自由主义思想。”1在他那里，这两者是融会无间的。上述种种，使得周德伟的思想在今天具有广泛的价值和意义。
周德伟在一篇与胡适谈话的文章中，曾谈及他的西学知识谱系：古典经济学，休谟、柏克，新古典学派，北欧学派，奥地利学派，旁及康德和晚近的知识论及精神科学。通观本书，我们认为周德伟的西学思想资源，主要可以归结为二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及哈耶克所代表的、可以上溯休谟、柏克的古典自由主义；此外，他的中学功夫则主要是孔孟儒学和传统的礼仪制度。下面，我们粗略介绍一下周德伟的思想资源，或许对于读者阅读本书有所助益。
技术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框架
周德伟的奥地利学派背景是显而易见的，周德伟自述于1933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当时的经济系主任罗宾斯（Lord Robbins），而当时哈耶克也正在该校任教，并主持当时著名的讨论班，周德伟旋即参加了该讨论班。根据周德伟的叙述，他由此开始接触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并成为其他以后思考关于经济与政治问题的根基。
奥地利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同时兴起之三支新古典经济学流派之一，另外两支的开创人分别是英国经济学约翰•斯坦利•杰文斯和瑞士经济学家列昂•瓦尔拉斯。新古典学派乃是在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分析经济中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无法解释下面一个“价值悖论”：面包对人极端重要，但市场价值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因而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却有很高的市场价值。于是，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出很多概念。其中最致命的一种错误就是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是由其中所蕴涵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这种理论错误轻易地就演变为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基础。
卡尔•门格尔则提出了主观价值论，他认为“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于财货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因而它绝不存在于经济人的意识之外”。每个消费者都是按自己的偏好和价值采取行动；正是这些价值之彼此互动、组合，构成了消费者需求，从而构成一切生产性活动的基础和方向。因而，市场中个体的主观价值判断，就构成了一切市场活动的基本动力。门格尔所开创的经济学，后来被不恰当地简称为“边际主义”。其实，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更愿意自称为“主观主义经济学”。与门格尔同代的维克塞和庞巴维克发展了门格尔的理论。尤其是庞巴维克专门撰写了《资本实证论》，2根据主观价值论，引入时间偏好概念，也即，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地实现其欲望和目标。因而，每个人喜欢眼前的商品而服务，而不喜欢等待相当长时间才得到这些商品和服务。有些人的时间偏好水平越低，他们把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储蓄、并投资于未来的生产，由此形成了利息和利润。庞巴维克以此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有力反驳。
总之，第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似乎主要有六个基本观点，这是奥地利学派一位重要人物弗里茨•马克卢普概括的：（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米塞斯和哈耶克后来又进一步拓展了奥地利学派，他们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出一套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经济周期）理论。周德伟曾经专门撰文介绍过这一理论。他们更大的贡献则在于，在计划经济商没有完全建立之前，就以缜密的理论证明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米塞斯论证说，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经济学家则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哈耶克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反驳，并编辑出版了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关于社会主义之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3，他的相关论文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学》。受此影响，周德伟早在三十年代回国之后，即致力于反驳知识界中流行之对于计划经济的向往和赞美，当时，不仅左翼知识分子，就是政府内部的官员，也醉心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
米塞斯、哈耶克两人借助于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大大地推进了奥地利学派理论，突显了奥地利学派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新古典主流强调的是均衡，而奥地利学派强调过程，认为市场是一个过程。不过，两人的重点又有区别：米塞斯提出了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强调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由此，米塞斯发展出一套“人的行动学”。而哈耶克则提出了知识问题，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知识问题后来成为哈耶克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性问题，他关于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及社会。
文章来源：光延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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