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

小说分为四个叙事单元：买“药”、吃“药”、说“药'和”药“效。在第二叙事单元”吃药“中，华老栓将“人血馒头”拿回家后，“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这一单元中“人血馒头”由“红”变“黑”值得注意，它不仅暗示着广大国民并不相信革命者的“天下为公”，同时也象征着愚民意识对启蒙意识的化解作用，这与鲁迅本人的文化“染缸”理论又不谋而合。夏瑜的被“吃”则意味着鲁迅的绝望——启蒙者被启蒙对象的肉体消灭与精神虐杀，思想启蒙的意义究竟何在？更不用去谈有什么实际效应了。 第三叙事单元说“药” 中，作者将各种身份的市井乡民都聚在华老栓的茶店里，纷纷表达着他们对华小栓的“祝福”和对夏老太太儿子的“义愤”。在康大叔“包好，包好”的吆喝声中，人们谈起刚刚被杀的革命者夏瑜，没有任何同情也没有一丝惋惜，花白胡子老头认为他“简直是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青年跟着说“发了疯了”，驼背五少爷也点着头说“疯了”。每一个人都从夏瑜之死中，得到了他们各自所需的东西——管牢的阿义拿走了衣服，康大叔得了二十五两银子，华小栓吃了“人血馒头”，茶客们分享了嗜血欲望的精神大餐，只有夏瑜不光被“吃”，还要落得个“疯子”的骂名。 第四叙事单元里，华大妈与夏大妈坟场相逢，虽说是乡里乡亲却互不相识。华小栓终因痨病而死，固然是“人血馒头”之“药”无效；但夏瑜革命“造反”而死，同样体现着“思想启蒙”之“药”失效。 两个丧失了儿子的母亲之间，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逻辑关系：华家之子“吃掉”了夏家之子，两家矛盾应该是不共戴天；但作者却以“陌生化”的处理方法，使其能够完全隔阂地相处于同一空间。母亲与母亲无意识间的尴尬对话，大大强化了《药》的悲剧深刻性——死者的“无辜”与生者的“无知”，是无“药”可救的“国民性”痼疾。 三个主要人物分别代表着三种社会力量：“华”=“中华”，“老”=“长久”，“栓”=“束缚”，“华老栓”三个字连接起来的完整释义，便是“中华民族长久被束缚”的意义象征；“夏”=“夏天”，“瑜”=“雨”（谐音），“夏瑜”二字连接起来的完整释义，便是“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意义象征；“康”=“健康”，“大”=“强大”，“叔”=“长辈”，“康大叔”三字连接起来的完整释义，便是传统守旧势力依然顽固强大的意义象征。 夏瑜与康大叔之间的关系，是“革新者”同“守旧者”之间的关系，夏瑜之死实属必然；夏瑜与华老栓之间的关系，是“启蒙者”同“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夏瑜之死则又实属非命。《药》是一出振聋发聩的启蒙悲剧，其关键原因就在于革命者夏瑜至死也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他有所“希望”并有所“依赖”的那些“国民”，其本身正是封建守旧势力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温床；而两者自觉形成的强大联盟，无疑又是思想“启蒙”的天然屏障。 “人血馒头”是一个争议最大的象征符号，曾几何时它被作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思想缺陷，受到了学界批判式的“同情”或有条件的“肯定”。现在人们虽已纠正了这种政治偏见，但对“人血馒头”启蒙“药效”的人为想象，却仍然阻碍着我们对鲁迅认识的走向深化。“人血馒头”的词义重心，是“人血”而非“馒头”；“人血”固然是指革命者夏瑜之血，启蒙价值论之说便由此而生。 革命者夏瑜的肉体被康大叔所“杀”，假定康大叔是守旧势力的象征符号，那么夏瑜之死也就完全符合理性逻辑——因为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不是守旧者残杀革命者，便是革命者消灭守旧者，这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而革命者夏瑜的精神被愚昧群众所“吃”，则完全是“出人意料”且有违逻辑的非理性行为了——因为“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应该说对于夏瑜之死，鲁迅既表示了他的由衷敬意，也表达他的无限悲哀：一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另一方面他又告诫人们“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须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这段语言表白，实际上强烈暗示着他五四时期的真实想法：因群众愚顽而造成“中国太难改变”的严酷现实，使他反对“震骇一时的牺牲”；以“韧性的战斗”去另辟蹊径，或许还能寻找出“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人血馒头”的象征符号意义，除了艺术再现“人血”入“药”的迷信陋习之外，更反映出了作者对于夏瑜“震骇一时”的无谓“牺牲”，是抱着一种怀疑与反对的否定态度——流血牺牲固然慷慨悲壮可歌可泣，但如果启蒙者死了，那么将由谁再去进行启蒙呢？ “枯草意象”出现在故事叙事的第四单元，即对“坟地”自然景象的描述之中。作者这样写道： 微风早已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钢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微风早已停息了”，是作者在暗示夏瑜“革命”的短暂性与无效性；“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钢丝”，是寓意作者对于革命者坚强意志与不屈精神的高度赞扬；“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是意指革命者悲壮凄凉的启蒙呐喊，不仅没有引起民众的任何反响，而且很快便被他们的冷漠所稀释掉了。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在鲁迅的呐喊中最喜欢的一篇小说是伤逝，至于原因，可能是没有经过革命的挣扎，便对男女之间的相处有了高一层的感悟。涓生的启蒙者形象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药中的夏渝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让我有了更大的震撼。对于这个可谓成功的启蒙者却比其中任何一个都失败，他也永远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这篇小说不仅只充满了悔恨与哀怨，却是对于一个悲怜自鸣的革命者的怜悯。称他为革命者并不单单因为他对于新时代的革命而是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可被称作如此。他把独立的女性思想传授给了子君，当子君大声喊出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权利干涉我！”他欣慰的认为自己的启蒙成功了。子君是他前往他梦想的艰难之道上的一处美丽的水源，它甜美，不仅解渴更让他有了心灵上的寄托于希望。他便用水壶装了他认为足够的水，携着它，上路。然而他发现水壶中的水越来越少，炎热的天气也不能让它觉得这水甜美沁心。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冲刷中，子君已不是那个他心目中那个美好，单纯，勇敢和美丽的女子了。从前她模仿的他的语句行为也再也不能让涓生感到伟岸，也再也不能感受到甜蜜，代替的只有琐碎和厌恶的俗气。或许是子君变了，又或者她没变，再或者从一开始就错了。涓生不想再用虚伪的语言和行为去附和她，在他看来虚伪是怎么样都不能接受的。再日日夜夜的挣扎之后，他说出了那句话“我不爱你了。”再那儿之后，子君死去了。她的离去让涓生永远都活在悲痛和愧疚之中。难道他错了吗？真实的对待自己的感情，他也错了吗？我一直在心底里也询问自己这个问题，同涓生一样。在他自己的独白中，我看到的不是他对子君的爱，对他说他不爱了，我却没看到任何的爱过。有的只是对自己的辩护和对自己保持真实的渴求。“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的前导……”他没有发现真实并没有错，但事实是他虚伪了，并不是虚伪在敷衍子君，而是虚伪在自己对待的感情。从一开始，他就没有真实意识到自己对子君的爱并不单纯，只是基于一个被成功改造的对象。所以摧毁感情的，并不是粘在额头上的油腻短发，也不是每天重复那些甜蜜小段子的狭隘，而是他根本就没有真心爱她的本身。当她不再是他心中的天使，当他认为她牵绊了他的前途，那一切就已经破灭了。他不肯承认的是根本就只是因为她阻碍了她的前途而并不是因为不爱她而分了手。他骗自己也骗了子君两次，一次是最初的感情的开始，二是分手的原因。当爱情褪去了华丽的披沙，剩下的还是否是你爱的。我们常常享受在自己启蒙者的角色，启蒙了对方的爱，却没有考虑过自己是否做好了这个启蒙者的角色。当然，生活太复杂，我们无法想那么多。

《风波》——连老太太都知道“一代不如一代”的年代，清醒者痛苦前行，麻木者忍受时代变化的恐慌，过去的权贵怀念旧时的种种，妄想再用过去那些可笑的武器来恢复自身的统治。那些陋习并没有因为任何一时性的革命而改变，不知自省的人，永远狡辩自己是对的，把责任推给无辜，而自己继续苟延残喘在那些丑陋的仪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