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上下）》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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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两脚在地上一，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父母之教与童年生活 -
在广西各界胁迫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的便脱颖而出，至辛亥革命时遂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使滇军成为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消帝，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蔡锣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陆军小学的教育 -
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3页 -
中国之所以形成当今这个局面——不管是好是坏——国民党当年的“北伐”（1926—1928年），实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础则又建立在“两广统一”这个历史事实之上。但是撑起“两广统一”（1924—1925年）这半边天的，则是广西的统一（广西统一较广东为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唐德刚） -
抗战前与南京中央抗衡的地方势力，如盘踞闽、粤的旧“四军”诸将领，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诸马，他们对南京的态度，多半是以广西的李、白马首是瞻的，而他们二人毕竟是这家挂着“青天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也最有实力的股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唐德刚） -
我问那士兵：“你为什么偷人家东西？” “报告司令，”士兵回答，“这些衣物不是偷来的！” “哪里来的呢？” “是前天晚上在寨墟的街上捡来的。” 这时我已决，心整饬风纪，拟重办一二犯法士兵以做效尤。所以我说：“不论你的东西是哪里来的，总是从民间非法取来的。非法据掠民财，我要重办你！” 那士兵闻言，当然发慌，哀泣认错。我说：“认错是不算数的，按军法还是要办。”最后他更哀求说，他是我临桂县两江墟的小同乡，冀求分外宽容。我见他用同乡之谊来请求宽恕，我更要以同乡之名加以重办，庶几大公无私，军威可立。治军之道，原要恩威并济，如今军纪颓废已极，不立威不足以挽颓风，我乃决定牺牲这名士兵，以整饬军纪。 计划已定，我便命令号兵吹紧急集合号。瞬息之间，全军两千余人已在墟前的方场中集合，围成一四方圈。圈中置一方桌，我遂将犯兵押到桌前，我自己则站在桌上向全军训话。略谓：我军是一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参加护国、护法诸役，俱立有辉煌的战绩，功在民国。今日行军至此，愧未能保国卫民，反而骚扰百姓，殊为我军人之羞。现在这个士兵违反纪律，偷窃民财，人证物证俱在，然渠竟以为是本司令的小同乡，冀图幸免。实属罪无可逭。当按军法议处，就地枪决。嗣后，如有任何违法官兵，干犯纪律，也必按律重办，绝不宽恕云云。语毕，遂命令将该士兵就地枪决。 这时全军寂静无声，四面围观的民众，也暗自咋舌，赞叹我军军令如山，纪律严明，为历年过往军队所未见。自这番整顿之后，全军顿形严肃。令行禁止，秋毫无犯。所过之处，军民都彼此相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6页 -
这时黄绍竑和我可说是坐山观虎斗。正当陆、沈相持的紧要关头，忽闻双方开始媾和。和议如成，则广西仍是三分之局，说不定陆、沈还要合而谋我。我便电约黄绍竑来桂平密议，欲趁其和议未成之时，进行讨伐。但是当时我们决定不应先讨沈，而是先讨陆。就道义说，我们应先讨沈，因沈氏为人反复无常，久为两粤人民所共弃，对他大张挞伐，定可一快人心。 至于陆荣廷，我们对他实诸多不忍。陆氏治桂十年，虽无功可言，也无大过。民国成立以来，举国扰攘，而广西得以粗安实赖有他。至于陆的作风陈腐，思想落伍，这是时代进步使然，非渠个人之咎。再者，陆氏出身微贱，颇知民间疾苦。渠因未受正式教育，时萌自卑之感，故处世治民，反而有畏天命、畏人言的旧道德。这一点且非后来假革命之名、行殃民之实的新式官僚所能比拟。是以广西一般人士，对陆氏尚无多大恶感。吾人如舍罪大恶极的沈鸿英不问，而向陆老帅兴问罪之师，心头难免不安。 然就政略和战略来说，若我们备请陆氏下野息兵，实是事易举而势易行。因陆氏在桂林被困三月，已气息奄奄，后方空虚，部队解体，他如下野，则其所部可以传檄而定。陆氏一倒，三分广西，我有其二，则沈鸿英便易对付。我辈此时如舍陆而讨沈，其后果将不堪收拾。因沈氏的力量此时正如日中天，非可一击即败。且此时讨沈无异替陆荣廷解围，纵令我们能将沈军消灭，我军牺牲必大，陆氏反可收拾残部，起而谋我。因此，为两粤乃至中国革命势力前途着想，我们只有先行对付陆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5页 -
如今中山病危，南中国一时无主，唐继尧不禁食指大动。盖中山如死，南方便无人再足以驾凌唐氏。论资望，论实力、孙死唐继，实是天经地义。 所以正当中山病笃之时，唐氏忽然通电就副元帅之职，并拟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 那时驻在广州的滇、桂各军，对唐氏都表欢迎。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且亲往昆明促驾。其他的地方实力派如桂林的沈鸿英、东江的陈炯明、盘踞钦、廉、高、雷一带的邓本殷、申葆藩都暗中向唐氏输诚，表示一致拥戴。 不过唐氏大军入粤，广西的西江水路实为必经之途。然这条咽喉孔道则在我军控制之下，我如果和他人一样输诚拥唐，则号称十万的滇军，不出一月便可越境抵达广州。我们若和唐氏龃龉，则必首当其冲，遭受攻击。因此我们如为个人利害着想，盱衡全局，似应和唐氏妥协。但我一再考虑，对唐氏的为人和作风，实感深恶痛绝。因唐氏封建思想极为浓厚，他的卫士号称“饮飞军”，着古罗马的武士装，手持长枪大戟。每逢唐氏接见重要僚属或贵宾时，他的“饮飞军”数百人，在五华山联军总司令部内排成层层的仪仗队，旌旗招展，盔甲鲜明，传帅令，开中门。唐氏本人则着戎装大礼服，踞坐于大厅正中的高高矗起的黄缎椅上，威仪显赫，侍卫如林。想古罗马帝王接见大臣的仪式，恐亦不过如是。 如果这样一位封建怪物，率大军进人广州当起大元帅来，恐怕正在改革中的国民党和正在滋长中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工农运动、黄埔军校，乃至蒋先生等一干人物和鲍罗廷、加仑等势必被一锅煮去；什么革命、民众运动、北伐等，将全成画饼无疑。 当时唯一足以为唐氏障碍的便是我们。但是我们在广西的力量和唐氏比真是蝗臂当车。所以唐氏也料定我们不敢说半个不字。为使我们平易就范，唐继尧不惜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早在1924年冬，唐氏即派一代表文俊逸前来南宁和我们接治，可见唐氏的东来，早有预定计划。文君为保定军校毕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9页 -
接着，我便问他一个多月来做参谋长的经验和观感如何。白说，事情非常难做。他说他以前做我的参谋长时，凡事他认为应当做的，他都可以当机立断，放手做去，所以工作效率高，事情也容易做得好。但是他现在做蒋总司令的参谋长，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因为广东方面各军人事极为复杂，系统各异。蒋总司令原为第一军军长，现在他虽然是总司令，但对第一军难免有些偏爱，使其他各军感到不平。军中耳语、烦言极多，他身为参谋长遇到这类事件，简直无法应付。加以蒋总司令又耳明眼快、事必躬亲，使参谋长益不易发挥办事效率。所以白说他坐在参谋长的位子上，实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之至，遇事总要请示总司令亲身处理云云。 后来在长沙，我遇见了二、三、四、六各军的高级官员，他们向我询问前线战况，同时也告诉我一些出发途中情况，以及总司令部中许多内幕情形。他们听到我军在前方所向披靡的战绩，都觉得战事前途极为乐观。但一提到补给的情形，不免异口同声地怨言四起。他们举个明显的例子说，各军出发以来，例须按期发放草鞋。然蒋总司令却吩附，他的第一军每一士兵发给两双；其他二、三、四、六各军，却平均每一士兵连一双草鞋还领不到。 他们同时又抱怨蒋总司令治军无法度，遇事不论军法而好市私恩。例如有时第一军中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闹亏空，发不出薪饷来，其上级无法解决时，照例只有报告总司令。蒋总是说：“把他叫进来！”这营长或连长被叫到总司令办公室后，蒋便责问他为什么闹亏空。此人往往坦白地说：“报告校长！我一时行为失检，把饷银赌输了，发不出饷来。”蒋闻言大怒，顿时骂得他狗血淋头。但是骂过之后，还写一张便条手谕，叫他拿去向军需处领钱，将这军官的亏空补发了事。他对这个犯法的军官不特不加处罚，甚至认为他诚实，颇可嘉许呢。 据他们说，诸如此类的滑稽剧，当时在军中时有所闻。黄埔学生都知道蒋总司令这一套作风，因而都喜欢单独求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65页 -
孰知正当敌人陷入泥淖，攻势日弱之时，我方阵营的悲观论者却出人意料地背叛抗战，开始做投降的活动。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汪兆铭突然秘密离渝飞滇，前往越南的河内，并发表反对抗战、诬蔑抗战将士的文告。 汪兆铭的叛国虽出我意外，但是他的反对抗战，我实早已亲自领教过。我在上年10月抵京的翌日，便专诚去拜望汪先生，见汪氏态度很是消极。他一再问我：“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 我说：“汪先生，不打又怎么办呢？不是我们自动地要打呀！是日本人逼我们抗战呀！我们不打，难道等着亡国吗？”汪氏遂未多言。也许他已认定我是好战分子，不可以理喻吧。那时汪派反抗战人士已组织一个“低调俱乐部”，当前方抗战最紧张、后方民气最沸腾时，这批悲观分子却打着“低调”旗号，在后方泄气，实是可恨。直至武汉失守，全国精华地区全部沦陷，他们悲观到了绝望的程度，乃索性不顾一切，掉头投敌，当起汉奸来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73页 -
此时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尚有一部未参战，我乃电令张自忠总司令“派有力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以便将襄河东岸之敌拦腰斩断。自忠乃亲率其总司令部直属的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遵令渡河，于南瓜店附近一举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军被斩，乃密集重兵，自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大兵万余人，如潮涌而来。自忠所部仅两团一营，断不能抵御，随行参谋人员暨苏联顾问都劝自忠迅速脱离战场。孰知自忠已下必死决心，欲将敌军拖住，以便友军反攻，坚持直至所部将士伤亡殆尽，自忠亦受重伤倒地，才对身旁卫士说：“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壮烈殉国。为抗战八年中，集团军总司令督战殉国唯一的一人。 自忠在奉命渡河时，曾有亲笔信致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略谓：“因战区全面战争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本着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足见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决心。 回忆抗战开始时，自忠自北平南下，在南京几被人诬为汉奸而遭受审判。我当时只觉得不应冤枉好人，故设法加以解脱，绝未稍存望报之心。孰知张自忠竟是这样一位血性汉子，一旦沉冤获雪，便决心以死报国。在他暝目前的一刹那，“国家”“民族”之外，对我这位“司令长官”犹念念不忘。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都以“杀身报国”，以及以“死”字来报答“知己”为最高德性。张自忠将军实兼而有之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91页 -
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酬啡，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 在京闲住日长无事，就在宁、沪、杭一带游山玩水。农历中秋曾赴海宁观潮，备受蒋先生故乡各界的盛大欢迎。为结束北平行辕事务，我也曾飞北平小住。此时华北军政大事已由傅作义全权筹划。作义虽是不羁之才，可惜为时已晚，他和我一样，也只有坐困愁城，默待局势的恶化。傅君是个硬汉子，既不愿投降，又不愿逃亡，也不甘心自杀。处此艰难环境，终日深思苦虑，忧心仲仲，无以自解。他的左右告诉我说，总司令常常彻夜不睡，在阶前廊下徘徊不定。他们知道傅君的个性，深怕他觉得事不可为而自杀，要我得机劝劝他。我得闲便向他提及此事。傅君和我开诚相见，无话不谈，他此时心境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与我在北平时如出一辙！他屡屡问我：“到那时，怎么办？”他显然预料到北平必有被合围的一日。傅将军是以守涿州而一举成名的，他可以拿出守涿州的精神来死守北平。无奈时移势异。第一，内战非其所愿；第二，守涿州是待援，守北平是待毙。傅君连连问我在此情况下何以自处，希望能以我一言为依归。但是我自己此时幸能摆脱此恶劣环境，傅君不幸为我之继，我一不能劝他逃亡，二不能劝他投降，三不能劝他自杀，则我又计将安出？最后我只好说：“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久，我便乘机南旋，傅作义送我至机场，彼此执手脚蹰，欷歔而别。想不到几个月后北平被围，他为使故都精华免于炮火，便向共产党投降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72页 -
粤军北上后，中央又施展分割的故技，将一个军拨归黄伯韬指挥，调往鲁南；另一军则调往陕、甘，受胡宗南指挥。此令一出，余汉谋便认为不妥。因为这两军都是岭南子弟，相依为命已久，作战时互相配合尤为有效。如今分调两地，殊无此必要。加以两广人民对陕、甘的气候、语言、生活习惯均不能适应，尤不能发挥作战效能，徒作无谓牺性。 余汉谋首先向白崇禧和我诉衷曲，请向中央说项，收回成命。白崇禧和我都觉得我二人如开口，不但无效，反而得更坏结果。余氏不得已，乃亲向参谋总长陈诚请求。陈诚竟把桌子一拍，说：“你要把两军人留在一起，预备造反啦！”此时抗战新胜，陈诚之势炙手可热，余汉谋何敢多辩，只得黯然而退。孰知三年之后，黄伯韬全军就这样平白无辜地给牺牲了。抗战期中及抗战以后，中央企图消灭异己，结果害人害己的事例，像这样的真是罄竹难书啊！ 黄伯韬兵团覆灭之后，共军陈毅、陈赓、刘伯承等部加上新降受编的国军，不下百万，遂将徐州重重包围。他们的战略是围而不战以坐困国军。徐州至蚌埠铁路交通已全部被破坏，国军的补给全凭空运。军队和居民都煤粮两缺。时已隆冬，黄淮一带雨雪交加，大军数十万饥寒交迫，惨不忍睹。蒋先生乃电令华中“剿总”速遣大军往救。白崇禧乃于11月底派黄维兵团（约十万人）自豫东循皖北一线向徐州增援。黄维师次皖北宿县以南的双堆集时，便为共军围困，战斗不及一周，卒于12月中旬全军覆没，黄维被俘。 当黄维兵团被围时，徐州已完全孤立，蒋先生乃决定放弃徐州，下令各军突围南撤。但此次蒋先生亲自指挥撤兵又重演锦州的故剧。大军数十万并不按战术原则作有条理的撤退。因此一声“撤退”，便人马杂沓，夺路而逃。风雪满天，道路泥行，各地大军挤成一团，进退两难。全军于12月2日放弃徐州之后，勉强行抵徐州以南永城一带，又被共军重重围困。共军并发动民夫数十万，于一夜之间掘壕沟数道，使国军机械部队毫无移动的余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83页 -
我的第一备忘录是在赫、魏两氏抵华后不久便送出的。修缮之前，我曾向蒋委员长提及此事。蒋先生说：“可以，可以，你就送去吧。”在这文件内，我特别提醒美国当局说，德国一且投降，日本不久必然也跟着投降。但是，当时在渝的美国人都认为日本民族性强悍，笃信武士道精神，非战至最后，绝不轻言投降。美国军队若要攻占日本三岛，至少牺牲二三十万生命。其实这估计是大错而特错的。日本民族性恰如日本运动员的长途赛跑。当他看到失败已成定局，便不再跑下去，不像西方运动员，明知失败了，还要跑到终点。如今欧战已急转直下，同盟国应该计划如何应付日本的突然放下武器！我更强调说，从历史上看，战胜并不难，难的是处理战后问题。此次远东方面战后问题的焦点在我国东北。同盟国当局事先便应想到将来的东北问题，所以千万不必要求苏联参战。因为苏联眼见日本战败在即，不论吾人要求与否，它必然要来分一杯羹。故而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与苏联向东北这共同目标作进军竞赛，千万不可让苏联独占东北。 此备忘录发出不久，果然欧战急转直下，盟军正逐渐向柏林缩小包围圈，德国投降已是指顾间事。考虑到我国的东北问题，我便向赫、魏两君送出第二份备忘录，重新提醒华府当局千万不可与苏联在东北划分战区，我们应与苏联向同一目标竞赛。为准备此项竞赛工作，我提议，魏德迈与蒋先生商议在菲律宾设一中美合作训练机构。将我方准备接收东北的军政人员在菲律宾开班训练，与美国陆军、海军密切配合。一旦日本支持不住而放下武器时，我方维持治安的部队和政治接收人员即可由美国海、空军迅速运往东北。我们至少须掌握南满地区，则苏军纵能进驻北满，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中共如得不到苏联的物质援助，中共问题将不致引起中苏纠纷，而事态也就简单化了。我深愿美国统帅部郑重考虑此一问题。 这两件备忘录均由我口述大意，由秘书拟就中文稿，再由行营顾问石超庸和军委会少将参议余兆麒协同译成英文，分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12页 -
在何应钦、白崇禧二人想像中，均认为我军左翼可万无一失。盖宋希濂部十余万人，弹械充足，其防地又左依湘西的大山，右靠洞庭湖，共军短期内绝无法入侵。不料宋希濂竟不听命令，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共军如乘隙南下，即可将白崇禧的主力包围。何应钦见情势急迫，乃以长途电话命令宋希濂，按计划迅速撤往湘西。 何应钦那时是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事。孰知宋希濂态度傲慢，抗不从命。当何氏一再强迫其调兵南下时，宋说：“我撤到恩施去是老总的命令！” 他所谓“老总”，就是蒋先生。 何说：“恩施一带并无敌人，你到那里去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如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负责指挥全国部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气愤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说毕就把电话挂了。 何应钦气得面孔发紫，立即赶来向我报告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白二人的保卫华南计划既一挫于胡琏的南撤，再挫于宋希濂的抗命，则华中战区的彻底瓦解，将为必然的后果。何应钦见势难挽回，再加以政治、经济诸多问题的无法解决，乃向我坚请辞职。最初我曾经诚挚地挽留，立委、监委闻讯亦群起吁请何氏打消辞意。何氏最后竟以最沉痛的语调对我说：“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 他求去的意志既如此坚决，我强留也无益，立委、监委也不再勉强，我乃于5月下旬批准他辞职。 何氏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先生。何氏去后，黄埔系的将领益发不听命令，战局就更不可收拾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42页 -
这次江南的溃败，可以说是空前的。我军有时一日夜退二百里，共军追击的速度有时一日夜达二百华里以上，四处设伏，邀击包围我军。双方并无激烈战斗，我军便俯首投降。从军事学观点来看，此次的大混乱实全由蒋、汤二人不知兵所造成。前已言之，我和白崇禧的战略，原是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敌渡江。万一守江失败，则放弃上海和南京，将大兵团沿浙赣路配备，与华中区大军成犄角，作有计划的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 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执行，则我们可以逐渐形成抗战期间的敌我形势。刘伯承虽十分剽悍，亦断不能对我军直如摧枯拉朽一般。 无奈蒋先生坚持以主力守上海一隅，而皖南方面又故意使其成为真空状态。以故刘伯承一旦渡江，便如人无人之境，沿鄱阳湖东岸长驱直入，至5月中旬竟侵入闽北，致使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防地形成劣势的突出状态。值此紧急时期，白崇禧仍图补救，曾急电蒋先生，请将株守上海的精锐部队速由海道撤往汕头，联合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九兵团约五六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庾。而蒋先生不听。 当上海不堪再守时，蒋把部队先撤至舟山群岛，逐步撤往台湾，刘安琪兵团则撤往海南岛。坐视白崇禧的华中区战事日趋恶化而不闻不问。 还不止此。当浙西战事接近尾声，共军已准备攻赣时，蒋先生突令原在吉安、赣州之间驻防的胡琏兵团撤往粤东避战，南昌一带顿受威胁。白崇禧为抢救此一裂罅，乃将原守鄂东的徐启明兵团迅速南调，鄂东遂拱手让予共军。而武汉三镇更形突出，白崇禧乃不得不作撤守武汉的打算。 武汉既不可守，湖南便受威胁。驻守湖南的两位湖南将军一程潜、陈明仁，为恐桑梓糜烂，遂暗中与共军勾结，整个西南的抗共部署便瓦解了。 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蒋先生原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36页 -
不过近世科学昌明，工业化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准与教育程度都在日渐提高之中。到人类生活水准普遍提高之后，其要求自由的呼声必随之高涨。极权主义的不能持久，民主政治的日益普遍，实为必然的趋势。而资本主义经济蜕变的趋向社会化，英美近代历史中亦昭然若揭。以故今后极权政治的国家与民主政治的国家的同时蜕变而殊途同归，亦为必然的结果。为调剂二者的优劣，我国孙中山先生首已阐明此义。二次大战后英国工党亦试行其制。两者功效虽均未大著，然就近年来世界政治制度演变的推测，民主社会主义终必大行于世界，盖可断言。我国先哲于两千余年前即有“大同”的理想。今后世界政体演变的终点，我亦将视其为国界消灭、种族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后之读者，重读吾书于大同实现之时，亦将有感于斯文！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90页 -
唐说：“安庆没有粮食能供给大军之用，我军必须到芜湖！” 我说：。“孟潇兄，就我所知，芜湖并不产米，只是个米市而已。真正产米地区是安庆附近各县及巢湖周围区域，为军米着想，你应该把军队北调，进入巢湖沿岸鱼米之乡，再北上可以截断津浦路，和我们南北呼应，以解决津浦路上的敌人。你又何必去芜湖为敌人张目昵？”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民国二十三年，一日我问省财承厅厅长黄钟岳说，这些扰民的税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边境税局。黄说，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税收一旦裁去，省经费将如何弥补？ 我问他，这笔税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计一下说，总在七、八百万元之间。我说，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末，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我们可以裁兵。当时我们便这样决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税局外，其余一律裁撤。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无不额手称庆，颂为德政。同时为减少省经费的开支，我即着手裁兵。孰知年终结算，税局裁撤后，税收不特未减少，且拉前多出八百多万元。黄厅长起初极感惊奇，其后仔细想想，道理也甚简单。因自内地各处税局裁撤后，商旅称便，货畅其流，省内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外省的出入口贸易，都大为增加，市场繁荣，税收也就增加了。这一点证明了，福国利民，实在是事在人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74页 -
“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做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45页
作者: 李宗仁 口述, 唐德刚 撰写
isbn: 7563357572
书名: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
页数: 850
定价: 68.00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5-12
装帧: 平装
出品方: 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