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ver Town》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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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吧，”我说道，“四个世纪前，莎士比亚爱上了一个女子，并为她写了一首诗。他说要让她的美貌永存——这是他的承诺。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莎士比亚四百多年前爱过的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教室里一片静默。通常，涪陵充斥着车船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喧闹声，可在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在这一刻的静默里，既有崇敬，也有惊叹，我与他们感同身受。之前，我已经把这首诗朗读了无数次。但直到我站在涪陵的这些学生面前，聆听他们思考这十四行诗的奇妙时的静默，才真正地听到了它。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7页 -
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人们会说那个女子“偷人”，或者“偷汉子”。但没有“偷女人”这个说法。如果单身男子跟已婚女人有染，人们会说这个女子“水性杨花”。同样，这个词语不会用来指称男人。因此，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示出性别歧视。你如果想把某个女人臭骂一顿，可以骂她是“臭三八”，因为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 [...]总体上说，中国百分之六十六的农村劳动力由女性构成。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失衡现象正式女性自杀率高居不下——其中又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原因之一。农村的自杀现象很少因为贫困而引起，事实上，大多还发生在那些相对较为富裕和读书较多的农民身上。亚当的学生简奈尔就是这股潮流的经典案例：她不算穷，受教育机会远甚于其他农村女孩儿。但简奈尔的职业道路极有可能是回到家相当教书匠，对她这样聪明的人来说，这样的职业前景显得非常令人沮丧。我觉得，她对自己的潜力心知肚明，对自己暗淡的前景同样心知肚明：回到乡下当教书匠、早早地嫁人、生儿育女。到头来，她要么承受不了，要么全都承受。 [...]跟中国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一样，女性的独立问题已经走到了转折点，但这个过程似乎尤其艰难。 由于受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法——在我看来，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与此。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303-305页 -
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穿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7页 -
长江沿岸有着丰富的历史，根本无法幻想哪里还有人类未曾涉足的大自然。每一块岩石看上去都像某样东西，每一条支流都充满了传奇，每一座小山都包含着往日的故事。正是有了这样丰富的历史，你根本不能说新建的三峡大坝是一种纯新的违背自然之举：王昭君曾经把家乡的那条小河变得香气四溢，现在，李鹏和他的工程师们不过是把他们的江河变成电力而已。就连文物古迹白鹤梁最开始也是一种破坏性的艺术——唐代的船工们在那一片无辜的砂石上留下刻痕——那么，如果认为修建的大坝破坏的是认为留下的刻痕，那可能也正是恰如其分的。那些凿痕因为船工而存在，正如江河为人类的诸多用途而存在。 但是，仅仅为了这样活着那样的原因而让它停滞不前——把滔滔的河流变成了沉闷的湖泊——带给我的困惑远胜于其他。从自私的角度来说，即将消失的寺庙、大打折扣的风景和背井离乡的移民统统与我无关。最令我困惑的，是那一汪停滞的死水，我可不想看见大宁河、香溪河、长江的水变缓。无可辩驳的是，他们注定应该奔流向前，那时它们生活的本质。这些江河充满着力量、生命和激情，但这一切在十年之后将荡然无存。 整个春季学期，我们的关系因为学习材料里面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弄得颇不健康，充满了火药味。我们有些针锋相对，却又非常小心翼翼，中文课总是充满了无尽的紧张气氛。学到鸦片战争那一章时，她平静地指出，美国也在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到了实惠，并几次提及外国人在颐和园烧杀抢掠的事情。复习到科学技术那一章，她说尽管美国科学家断言中国不会有大型油田，但中国的本土科学家在解放后发现了大庆油田。这让廖老师颇为得意——她指出，中国人现在实现了用油自给，而美国人还要依赖中东石油。 我从来算不上是个爱国者，更不是什么石油爱国者，但这下子完全不同了——我是个外国人，我也逐渐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形成了外国人的敏感性。廖老师又一次为中国的石油自给沾沾自喜时，我提醒她注意中国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6页 -
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3页 -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经验。” “但即便那些老教师也没这样的想法。” “当然！他们每周都上政治课——他们必须得相信共产党说的。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学他们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明白了，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任何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4页 -
中国的女人比男人更有自杀倾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其女性自杀比例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其自杀的女性多过男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5页 -
他告诉全班有十五分钟的写作时间,然后叫他们"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学生们写了.下课的时候亚当把作业收了上来.学生们写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于是他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页 -
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来看，他们宗教观念淡薄，对于非汉人的观点嗤之以鼻。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身上，一大优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豪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尽管经历了“CR”期间的自我毁灭，紧随其后又亟不可待地对外开放，何谓中国人的确切意识依然存在着。我相信，这会让他们顺利地熬过现代化进程。不过，这样的观念也极其狭隘，汉人仿佛根本不可能来到新疆这样的地方，学习别人的语言，并跟当地人交朋友。在他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汉人很明显对于开疆拓土没有多大的兴趣。时至今日，这样的性格特点极大地限制着他们，哪怕就在自己的疆域之内。在他们看来，做一个中国人是一种极尽满足的事情。他们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觉得。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0页 -
中国的历史课本不大强调“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激进行为被邓小平的一句断言处理得滴水不漏，他说主席是七分正确三分错误。好像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数字，而且都有护身本领，可以把过去的事情简而化之。有时候，为了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会很淡然地提到，毛泽东是六点七分正确。听到这话的人无一例外都会立马纠正我的说法。这使得“文化大革命”显得极为遥远，不过是一堆统计数据而已：毛泽东一生的平均正确值。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4页 -
在汉语中，Peace Corps被译为“和平队”，但这几个字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达到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美国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识形态影响第三世界，从而把它们引向帝国主义阵营（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会喜欢吧）。如今，人们不再说这些了，但影响尚在。无可救药的是，这个词不再纯洁。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人民一样，早就学会了跟着政治随风倒，所以和平队在1993年进入中国时，另取了一个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名字虽说复杂了点，但含义更简单了。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在称呼我们时，不管用英语还是汉语，绝对不要使用“和平队”这一字眼，大多数人确实也不用这个词。因此，在改换头衔之后，我来到这所在“文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校任教。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页 -
他们想的是尽可能地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原著，要把他的讽刺意味融进涪陵的生活环境，同时还想着怎样尽量地取悦听众。然而，在党的体制下，讽刺和娱乐这两样都是十分危险的东西。在这种体制下，它赖以存在的监控和管制只会把任何一部高质量的喜剧作品破坏无遗。 最主要的是，这种不太光明磊落的举动多少有些令人失望。事件的重要性还不学生们满怀激情学到的知识——姑且不管那是什么知识，唐·吉诃德也不会引发人们的反革命行为（尽管几位不巧的是，异议分子1989年在北大校园的塞万提斯雕像下面举行过几次重要集会）。不管怎么说，即便是中国要垮掉，也不会开始于有这么一群农家子弟大学生小丑般骑着拖把乱窜的涪陵城。令人难过的是，有些人无法在观看了这样的戏剧后一笑了之。毫无疑问，这场表演具有滑稽的成分，但书读得越多、头脑更聪明的张书记他们却时时刻刻听到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们：我应该大笑么？真就那么好笑吗？是不是有违规又危险的因素存在？从这些方面来说，这才是我对这个制度越来越憎恶不已的地方。错误和谎言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一旦没有了笑声，中国也就成了阴森凄冷的地方。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07页 -
从我的阳台上望去，城市在夜里可算美丽。在 白昼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能 看得出，这里的一切都被建设得过快，而在夜里，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只是水 与光————明亮的灯光与幽暗的江水， 乌江的黑色 镜面被染成一条条红， 黄， 白。 有时在夜里一条船逆流而上， 稳稳地推进船首的一个三角状灯光， 马达在河 谷的黑暗中突突突响。每过半小时，长江上便有一艘大型 客船经过，一条明亮 的光带游过，在庄严的寂静之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页 -
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之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六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爱我中华》是一首糟糕的歌曲，令人大倒胃口，但它跟电视台上播出的许许多多低劣音乐节目一样，有着要命的吸引力——我常常要耐着性子才能看到它的结尾。歌曲的结尾部分讲述了身着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地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7页 -
涪陵的人要想知道消息的真相，要么依靠同为宣传工具的美国之音，要么依靠“小道消息”，依靠口口相传。简直难以相信，在中国这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大国，很多人要了解事件的真相，竟然觉得谣言才是最可靠的渠道。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7页 -
宴席进行到这个份上，就要讲点策略了。在碰杯前，通常会有一阵交头接耳，几个老师在用方言低声交谈，我和亚当则用英语相互闲聊着。其中的花招就是“二对一”——如果张书记给我和亚当敬酒，我和亚当两个人都得喝上一杯。紧接着，傅主任可能会如法炮制。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先发制人。如果感觉到他们在使诈，我们中的一个就会同时向他们中的两个乃至一桌人敬酒。然后，他们会稍稍喘口气，作出下一轮反击。偶尔，他们会把火力集中到我身上，以为我会弱一些。可每当这时，亚当都会挺身而出为我打掩护。在四川，这样做是允许的——朋友可以替你干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3页 -
在我来涪陵之前，我曾经想象过他们都是什么样子。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是些有头有脸的角色——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1989年的时候，也许真就是那么一回事；在大点的城市，现在也许仍然还像那么回事；但在涪陵，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最好的几个学生……也就是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的那些人——很早就被吸收入了党。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玩转各种制度；入党对职业发展非常有利……我想象中的异己分子在涪陵没有现实土壤。 只有一个瑞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他是个失败者。他的学习成绩不好，社交能力也不强。他没有几个朋友。他还取了个女生的名字。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他游离开，而他那些酸溜溜的想法无疑使他离党的路线越来越远。如果中国的将来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很难想象会有瑞贝卡这样的人物崭露头角。……我再一次意识到，大的变化一定会首先发生在北京、上海。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才会投射到涪陵这样的地方来，就像以往无数次的情形那样。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1页 -
有些涪陵男人会让自己的小手指甲留到一两寸长，因为这可以表明，他们从事的不是体力活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7页 -
偶尔，几个比较出色的学生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夹杂着冷静的准确和盲目的乐观，这让我觉得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如果要我们指出这两代人对中国看法上的差异，就应该提到这两个人。 我的父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中国还很不富裕。人民甚至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那时的形势十分艰难。由于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解决好一些问题。也许，那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最艰难的时期。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独立和民主这两大目标。所以，人们从心底里崇敬他。这种崇敬延伸为对中国的极大热爱。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然后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东西。但他们认为中国是最好、最优越的国家，有显著的国际地位。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中国才能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有关市场经济的东西都是右倾主义。我的父母是别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考虑其对错。 今天，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那段岁月时，会觉得我们父母的思想和行为都有些盲目和狂热。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那一段时期，我想我们应该、也能够理解他们。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各自的悲欢。对年轻的一代人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责备。我们的上一辈人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好的机会和环境去实现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的精神，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页 -
这在中国的每一个自然景点已经成了俗套，自然界如果不跟人找到某种结合点就一无是处。一座山要么长得像什么，要么某人写过一首什么诗词，要么有过一个远古的传说，这一切都让岩石具有了生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4页
作者: Peter Hessler
副标题: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isbn: 0719564808
书名: River Town
页数: 416
定价: GBP 10.99
出版社: John Murray
装帧: Paperback
出版年: 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