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两位哲学家

程伊川颐正叔先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千年中最伟大的儒学大家，其坚持儒家的正统思想，又解决了其形而上的哲学终极问题，具体体现在理和气的理论上。通过朱熹进一步的梳理，确定为儒家正统。朱熹可以被视为集大成者，尽管其错误认为周敦颐的太极说是新儒学的发端，而没有认识到伊川先生的理和太极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关联。

而其兄程明道颢伯淳先生则认为理可以通过自身反省来获得，到了陆九渊和王阳明，发展为万物皆备于我心的心性学说。被正统儒学指斥为近佛之论。

而到了清代戴震，则又近了一步，认为理只是气的架构，朱熹的二元论也是被佛学所染，因为朱熹把理视为超越气的一种神秘实在。是否我们可以把戴震学说视为庸俗唯物主义的倾向？

儒家形而上取得进展，必须实现万归一，同时要去掉神秘主义，以表明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一员，遵循道德伦理行事，才能实现自己和世界的统一。

新儒家的一种观点认为，万物归一，万物出自一源，此根源无法觉察又无处不在。这种观点和道家（道德经的“道”）禅家相似，关注生命力和成长，并且意识到万物生生不息和我们自己的心灵中，活跃着一种同样的神秘力量。新儒家发端之周敦颐把一元名之为太极，而张载则名之为太虚。到了二程这里，则断然名之曰理。二程之兄程颢伯淳明道先生，倾向于一元论，而程颐正叔伊川先生则始终坚持下面的二元论。

二元论则认为贯穿万物的是理，而构成万物的是气。理比气更加难以辨认，更空，更抽象，本质上也不同，理需要用心去觉察，而气可以用感官来体察。

明道先生认为，一个人可以在其自身之内发现道德之理，而不要被人指教。他抛弃了道家的静，而主张定-动静中都能保持定，但是他认为我们能通过自身反省发现根本的”一“是理所当然的。在明道这里，我们发现了后世陆九渊和王阳明的源头。

伊川先生同样认为，同一理贯穿于自身和外部世界，但是在我们自身之内，理被构成自身的气所遮蔽，因此比反省自身更好的方法是格物，通过对外部物的调查研究，来发现其遵循的理。

周敦颐的太极说，开始并没有被广泛传播，经过二程-二程弟子侯仲良和杨时，到了胡宏处，太极开始复现，与理并存。伊川-杨时-李侗，则把太极和李同一。

李侗的学生朱熹，探讨了理与太极同一的含义，理与气二元论。但是朱熹错误认为周敦颐是新儒学的开拓者，而实际上真正伟大的儒学思想家是程颐伊川正叔先生，也许是二千年来最伟大的。

中国思想史的两个伟大时代：东周战国时期和宋代。

战国时期产生了儒道墨法杨龙阴等诸子百家。时代背景是四分五裂的社会如何能统一人心。而宋代的背景则不同，主要是佛教对于中国传统儒学的极大威胁，让儒学产生了危机。因为佛学在形而上学上，比儒学更先进。 毕竟，早期的中国思想大体上是作为一种伦理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终极思考而存在。

即使宋代新儒学，把一些佛学形而上的部分加以改造，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是，认定在运动变化的大千世界万象背后，有某种单一的东西来主宰，而通过人的努力，可以在人的内心发现它。具体地说，新儒学表现了单一的传统儒学态度，即人的全部责任在于作为社会一员，合乎道德地行事，遵守儒家经典为五伦所设定的种种责任规范。而不是向内的精神探求和对神灵世界、死后之事的探究。宋代新儒学所构筑了一个哲学体系，让所有儒学的传统概念都各得其所：所有具体的物，都是气的变化，由气凝聚而成；而道、天、性是理的不同侧面，万物统一于理。

儒学的复兴，始于韩愈。但是早期只限于与佛道斗争以捍卫儒家经典所体现的价值观。佛道提倡出世，寻求神秘之悟，而不是让人在世间履行自己的责任。在宋代早期的儒家学者中，如范仲淹和胡媛，也更多的体现斗争的精神，而不是通过完善儒家的形而上方面。被后代归于新儒学的一些人，如刘牧、邵雍和周敦颐等，用太极说来探究宇宙的变化，但是他们实际上是被道家影响的儒家，而非正统的儒家。比如，程颢和程颐就对他们很反感。

宋代新儒学的特点，在于坚持儒学传统观念和哲学体系相结合。

如果说，佛学认为感官所认识的世界是虚幻的，而通过人的禅定修行，可以明白这一点。而儒学则珍重的是人世间的伦理道德活动，人在世间合乎理的行事，就能世界融为一体而得到彻底的解放。也即是说，佛学通过否定世界真实性的存在来达到世界本质的统一，而儒家则通过人和世界一体化相容的途径，来达到世界本质的统一。无论如何，都因此而得以从自身的有限性中升华。

今天和宋兄刘兄就宋兄的一段话进行探讨：

有一个儿童心理学实验证明：没有自我认知能力，就没有记忆力！没有记忆力就没有纠错能力，没有纠错能力只能一错再错直至死亡，循环往复不可终止！这就是中国人的民族性：自我认知功能缺矢，因而不长记性！

刘兄的观点：

普通民众是弱势的，他们必然受社会的左右，无可怪罪！关键我们民族的知识阶层大部分时间是统治者的帮凶和奴才！一种社会制度和利益结构的完善，同时也是新事物最大的抑制力，康乾盛世的闭关锁国和夜郎自大也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的落后和挨打！所以每一次大指标性的社会制度变革都很难从内部完成。国民的劣根性无不来源于统治者所左右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愚民性！百姓何罪，精英之罪！

我的观点：

宋兄这句话具有鲁迅式振聋发聩的风格。

但是说中国的民族性不长记性，也不尽然

更远的历史不说，就说近200年中国历史的过程。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最后一个高峰，由于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大爆炸和政治治理制度革新相互促进的欧洲文明的强势崛起和全球扩张，非欧洲文明系统全部陷入被征服和被殖民的境地。

中国文化从此走向衰弱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探索出路的过程。其中进行了多少试错？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异样不算的话，曾国藩的儒家治世，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帝的洋务改良立宪，早期孙中山的民族共和，蒋介石的西化，我党的苏化，乃至邓大人以我为主实用主义，不一而足。

每一次莫不是长了记性的结果。

也许宋兄所谓的中国人不长记性的民族性，指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在缤纷的现象之下，中国社会的底层劣根性有一种难以撼动的顽固。

的确。中国底层的劣根性，来源于农耕文明的缓慢、狭隘、实用、短视、缺乏公德、奴才心理特点，而这直接和中国人口构成相互作用，加上当局者又据此而治，更导致了顽固性。

好在中国文化中所存之“士”精神，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在提供精神动力。即使在困厄的时候，也总有一批人，舍生取义，薪火相传。

中国当代的危机是“士精神”的丧失。“士精神”的当然传承者是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为主，在朝为官，君相共治；在野为绅，泽被乡里。

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时代，是陌生人大规模协作的时代，原来主要依靠个人道德修养个人责任担当的社会组织模式，难以应对。而陌生大规模写作，所需要的契约精神和法治，本不是我们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内生要素。全球化裹挟下的中国社会发展，缺乏了有能力的驾驭者，盲从而失控，内部有没有合理的内生秩序。这也许是这个时代人人焦虑的原因。@悠闲 @文档信府

改变从现在开始，从自我开始，回归“士精神”，找回责任和担当的“浩然正气”，平衡的心态向外学习，学习欧美能让陌生人大规模写作的契约和法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