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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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中国进入现代世界，同时感到欣慰与威胁。这种意识正不断左右着盎格鲁-欧洲人各国。（页1） 从西方的角度审视，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个“域外异国”，与以前没什么两样。 我们的原则和实践若无道德内容就将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式的民主导向严重的衰落。（页2） 实用主义者不过问命题的真实性，却关心信条的实效性。（页4） 对于启蒙运动，现代性及现代化的冠冕堂皇的惟一说明只是另一种褊狭的神话而已。我们这样看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这个神话的主要内容在于——作为人，并且具有人本身的正确概念，就意味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盎格鲁-欧洲人所是，想他们所想。……也就是说，这种心照不宣的或者清晰表述的一些普遍信仰，诸如理性、科学、人权等，是戴在正统西方种族优越主义脸上的面具。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几乎没有中国人会把我们奉为“不言而喻”这些东西也当成真理。（页6） 就“全球化”最富有创意的含义来说，它将构成一个民主的充满活力的过程，确保世界在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泛可进入性”（pan-accessible）。……然而，全球化的进程几乎没有民主可言。直到现在，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包括那些经济、政治和技术上的推动因素，都源于盎格鲁-欧洲人文化，并在这一文化中生存了下来。因此，西方正根据其绝对是褊狭的价值观念，在对世界的其余部分进行殖民，而此后出现的“全球”文化看上去已越来越像西方世界的外地省份。 一个民主化的全球化形式的实现，其希望很大程度上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亚洲——主要是中国——将能够提供文化价值和典章制度，而且这此价值观和典章制度足以对世界的其余部分产生吸引力，以弱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支配地位。（第7页） 需要把中国同时看成是全球化的对象和源泉。（第8页）“现代化即西方化”这一默认的假定必须抛弃。或许，取而代之会是另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容许全球化让“西方化”和“东方化”兼而有之。 我们希望证明，把杜威从中国抹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为保持学术的中立性而拒绝与实际世界接触，导致了学术的边缘化。这种情况太常见了，高明的手段是要在这再者间维持某种平衡。（第13页） 依据约翰•杜威的精神，我们有意称颂民主共同体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人的和实用主义的理解中得以表述。（第13页） 西方的中国民主化倡导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清晰地表述一种社群主义民主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深层次的价值观相一致。……一个有活力的儒家民主必须提倡一种建立在个人的公共源头基础上的平等，而还是一种建立在原子个人主义概念基础上的平等。我们认为，在发展这样一种民主模式的努力中，从总体上讲，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特别是约翰•杜威关于把民主看成“沟通的共同体”（communicating community）的构想，提供了现成的帮助。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一个被自由主义称颂的个人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彻底地致力于工作，为了家庭、当地共同体及政治；他或她并不是被逼、被迫或被拖而投身于这些事情的，而是把这些看成是一种自我表述的领域。在此，自我表述与他或她的自我消失在所从事的工作中是相当和谐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4页 -
对政治理论而言，中心的问题不是自我的构建，而是构建成的各个自我之间的连接，是社会关系的模式。自由主义最好可以理解成一种关系理论，这个理论的中心既有自动的交往，也理解自动性是一种决裂与撤回的权利。使结婚成为自动的东西就使离婚成为一个永久的可能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5页 -
这个事实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看法是不尽一致的。因此，就需要有一种持中立态度的国家来保护多元性与多样性。这一观点看出了下面双方之间存在的一个强烈差别：一方是私下个人，具有道德上的义务；另一方是公众的自我，这个自我必须在共同善或美好生活的任何概念上保持中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9页 -
共同体丰富充实本身并不是目的。个人作为共同体的参与者，从一个丰富人们的环境中得益。由此就导致了益处与共同体共享，即能使其他人进一步丰富充实的资源得以增加。共同体互动之目的就是让个人得到丰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3页 -
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公众范围萎缩、个人范围膨胀。个人的满足不断代替公共责任，成为过好生活的突出特征。由此造成的主要后果是带有缺陷的唯我论。不受身体和道德约束的笛卡尔式的自我意识遨游于虚拟的时空之中。 ……从西方文化叙述中派生出来的现代化冲动，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是倾向于支持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加以解释的。这样，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最强大的后果是社群社会的前提将受到严重的威胁，而这些前提是中国社会从一开始就受其支撑的。 黑格尔最终为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理解画上了句号，将其看做是自我意识的实现……他给现代时段提供了一个清楚解释文化自我意识的一个无与伦比的范例……一面精神镜子，即一种真实的精神地图。这不是……普遍精神地图，而是一副希腊—希伯来—罗马的精神地图。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页 -
康德对笛卡尔的个人主观性成分作了延伸，他发展了精神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这种外部关系不只是强调数学因素，而且强调科学（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实践理性批判）与艺术的文化兴趣（判断力批判）的重要性。 康德拒绝给予宗教自主的地位，不让它与其他三个领域平起平坐……他为道德兴趣提供了自主，为它从宗教的霸权下解放出来提供了手段……也为美学想象提供了一个自主的领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页 -
弗兰西斯·培根……极力主张的并非是“合理便是真实”，而是“知识就是力量”。……这批人把对自然界的自信控制看做是个人与社会自我实现的最高形式。……他希望科学能为人的利益服务，让人驯服自然。……培根对于科学的自我确证的想象使他成了技术冲动的最早支持者。 对现代性作自我确证之解释的其他代表人物包括所谓的“存在主义者”，如索伦·克尔凯郭尔、尼采以及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韦伯解释问题的活力是从传统社会向理性社会运动这个方面展开的。他把这个运动称为世俗化运动。社会的世俗化是这样一种情况的结果：把与艺术、道德、科学和宗教相关的价值观之方方面面的隐含特征提升到意识层面。 传统社会是不经深思便会顺应的东西，理性社会则要经过意识的表述才去顺应。这样一来，恰恰是黑格尔赞同的设想，即获得有条理的文化自我意识，在韦伯队现代性的理解中成了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页 -
实用主义意识在亚洲有着很久的、地位很突出的历史，而其形式则是儒学的思想。 中国人不必为进入现代时代而抛弃他们以往的一切，因为西方本身也正在向一些新鲜的意识看齐，这其中有些还与古代中国人的视角有相当的共鸣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页 -
中国虽已染病，但西方开的这副药却更有毒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页 -
毛泽东坚持要采用马克思主义——“以西方的这一异端学说来对付西方”。我们不应当小看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其革命事业之设定基础的原因。他希望避免西方化的腐蚀性的严重结果，因而采用了一种在西方现代性格局中起对立话语作用的思想形态。附带必须说明的是，我们选择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也大体上是基于这样的见地，即我们必须在西方发现一种不受重视的对立话语来与西方化活力中最糟糕的东西相对抗。当然，我们宣传的是一种逐渐进展的做法，而不是伤筋动骨的革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1页
作者: Roger T. Ames, David L. Hall
副标题: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isbn: 0812693949
书名: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页数: 280
定价: USD 34.95
出版社: Open Court
出版年: 1999-1-20
装帧: Hardc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