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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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第二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他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大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点看，底层文化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页 -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页 -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朝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而历朝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页 -
他怕乱，怕社会的自由演进，怕任何一颗社会原子逃离他的控制。在朱元璋看来，要保证天下千秋万代永远姓朱，最彻底、最稳妥的办法是把帝国删繁就简，由动态变为静态，把帝国的每一个成员都牢牢地、永远地控制起来，让每个人都没有可能乱说乱动。于是，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的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髓里注射从历朝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6页 -
君为正本，从伦理上讲，君臣重于父子。旧时代的士人对皇帝，真有一种如夫如父的感觉。忠君观念的进一步演化，变成了中国士人特有的恋君情结。“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其心理真像失恋的状态。而孟子则认为恋君是人的一种本能：“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人小的时候，爱自己的父母；长大了，则爱女人；而入仕之后，就会爱君主，如果君主没有注意到自己，就会因单相思而受煎熬，是所谓“热中”。海瑞怒皇帝的无道是真实的，哀皇帝的崩逝也是真实的。在海瑞那里，皇帝就是他的“天”，他的主人，他生活的目标，他无条件尽忠的对象，他的希望所在。不管皇帝如何对待臣子，从伦理上讲，都是恩典，臣子唯有欢喜承受，不应用丝毫怨言。忠君观念由于不断内化，在海瑞心里达到了高度情愫化的境界，以至超越了理智的范围，喷发为感情的激流。皇帝去世，于他，就是儿子失去了父亲，老马失去了主人，怎么能不恸于心？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7页 -
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几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社会动荡时期的某种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发挥作用，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越来越硬化，这就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困难，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大放纵大宣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69页 -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激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9页 -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威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虽然表面上赫赫扬扬，但他心里总是没底，深夜做梦，他经常梦到自己被人褫去权位，又成了一个赤贫的农民，回到早年住过的那三件破草房里，原来的哥们儿们又来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来后，经常惊出一身冷汗。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贤一直期望自己能出人头地，他绝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甚至还认为自己颇为杰出。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还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地灌溉了他干涸已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地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渐渐地上瘾了，对别人的恭维越来越饥渴。如果没有这些恭维，他无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种上瘾和毒瘾是那样的相似，只有剂量越大，才能满足他不断增长的要求，于是，恭维之词越来越夸大，越来越离谱。由于缺少文化，那些在别人看来夸张得可笑的言辞他却受用无比，他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底细，其实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底细，于是他只好变本加厉地虚张声势，构建一个高大完美的自我。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3页 -
中国农民被称为“民”、“百姓”，而西方农民被称为“农奴”。从字面上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然而，事实却是相反。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徙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内。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朝政府有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的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5页 -
西欧的农奴不仅比中国商周时候的“众人”、“农夫”具有高得多的独立性，就是较之秦汉以后的“百姓”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活动余地。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他们当然也有可能受到过度的侵害，但是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刚性的程度，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进行请愿。欧洲国王们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约关系。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被统治阶级有渠道进行诉求，不同利益集团会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这就是西方社会没有中国这么多而且剧烈的农民起义的原因。 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诉求渠道。他们是被取消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盘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数”，是社会中最容易受损害的群体。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推举自己的代言人来与其他阶层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爷”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又太少。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也会自发选择聚众示威甚至小规模暴乱等手段来进行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抗争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为，触发了历朝统治者的大忌，帝王们对这类行为从来都是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5页 -
关于民众与政府的纠纷，乾隆讲过至为精彩的话：“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并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虽然爱孙子，但是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就会反抗祖父。 这就是专制统治的逻辑。 在专制思维的禁锢下，政府面对百姓，永远是一副严厉的面孔，绝不认错，从不退让，永远保持着不断逼近的姿态。百姓面对官府，永远是一种恐惧、躲避和驯服的表情，只有永远不断退却、无限度忍让这一种选择。一方过于蛮横，缺乏约束，一方过于懦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社会里，当官进民退到逼近仅生存这一底线时，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9页 -
一提起农民，我们的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罗中立《父亲》中那个满脸苦难、善良、坚忍的形象。 然而，随着深入阅读明末四川的那场大劫，我的思维定式逐渐被打破。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农民还有着“粗陋”、“浅薄”，甚至“野蛮”、“丑陋”和“黑暗”的另一面。农民们被贫穷和专制统治双重镣铐着。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群“残缺不全的人”。 底层文化中的第一个缺失，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在正统文化中，“人命”起码从理论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间最贵重的事物。“天地之间人为贵”、“人命至重”、“仁者爱人”等字眼，充斥儒家经典。专制法律虽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全国所判的死刑，都要呈报给皇帝，由皇帝亲自校核审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层思维中，人命却是不甚值钱的东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头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些专一杀人害命的人渣，如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居然成了底层人民的英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2页 -
底层文化中的另一个严重缺失是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部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明。 正如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分析的那样，正统文化本身虽强调男女不平等，所谓“夫为妻纲”即为明证，但是正统文化还是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正妻的家庭地位，欣赏在“夫为妻纲”基础上的夫妻间的“举案齐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层文化对妇女，却是赤裸裸的贱视甚至敌视。正像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黑帮老大所说：“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个中国底层社会男人几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绿林世界里，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别无用处。《民国时期的土匪》提到，一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妻子小脚走得慢，就毫不犹豫地一枪把她打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2页 -
底层社会里物资极度贫乏，饥饿是每天必须解决的功课。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不需要太多迂阔的大道理，不需要什么“终极理想”、“人道关怀”之类的思想奢侈品，更无法谈什么“人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每个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第二天的早饭在哪里。底层生存更需要的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2页 -
素质问题，是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阿喀琉斯之踵。 无庸讳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们大都在无“余粟”、“余力”、“余智”的条件下长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因此，大部分农民领袖都习惯于浅层思维，缺乏系统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他们目光短浅，见解狭隘，缺乏想象力，只恃一时之勇，缺乏治理一个国家的大政治家所必需的知识储备、人格素养和智力基础。他们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千年间千百次农民起义里，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个人最终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出身社会底层的英雄豪杰，结局不过四种：一是大事未成之前默默无闻地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这是绝大多数起义首领的结局，比如明末起义那百数十名外号各异的首领。二是虽一时据地称王，掀翻了旧王朝，而战斗成果终于被贵族们夺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绿林首义，豪杰纷起，结果却是把宗室刘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岗寨程咬金们虽一时做了皇帝，最终还是被谙于统治术的前贵族唐王李氏收服。三是距一统天下只差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于酒色，最终亡国，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四则是只会攻城略地，四处流动，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黄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4页 -
农民起义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 与其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的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以下功用： 一是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中国的大型农民起义短则一、二年，长则延续到一、二十年。少则波及数省，多则席卷全国。一处揭竿，全国蜂起。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起义军人数都在百万直至数百万以上。每一次起义，都是官兵义军双方军队所过之处，残破殆尽，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农民起义之后，全国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而中国史书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全国之力，建造辉煌富丽的皇宫。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只有北京故宫一座。其原因是因为清朝并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帝王将相遭遇如此，幸存下来的普通百姓的苦难由此可以想见一斑。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的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 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已因素。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于专制体制。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这就决定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7页 -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朝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娇花，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而历朝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着命运。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以习以为常。”令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像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页 -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的统治者的权力总是或多或少地产生于契约关系。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制下，国王只能对他的直属附庸的封地享有契约规定的某些权力。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民主制下，权力的产生给予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公民们在一个国家之内共为众人服务。所以西方行政权力的表情有点像一个雇工，毕恭毕敬，一副被选票所操着那个的窝囊样。 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辩尊卑”。他们较量武力，比赛智谋，来进行颇似大猩猩群中争夺首领的惨烈斗争，用朱元璋的习惯语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最后，唯一的一个胜利者穿着血迹斑斑的征衣，踩着失败者的头颅登上王位，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生杀予夺，即“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而其他活下来的竞争失败者和那些胆怯的旁观者，于是立刻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从此成为王者统治下的顺民。 因此，同样是分封制度，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封建并不是一回事。两周时代的分封关系不是在大小贵族之间经过博弈产生的，而是作为最后的战胜者的王，以帝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资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授”下去以后，“王”仍然拥有最高的所有权；而且授受双方之间，只存在下级对上级的单方面服从关系，而不存在契约性的互相制约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2页 -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但为人”、“固定人”，每个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唯帝国机器所控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1页
作者: 张宏杰
isbn: 7563357432
书名: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页数: 335
出品方: 理想国
定价: 29.80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6-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