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危险的愉悦
ISBN: 9787214034151

作者: [美] 贺萧 / 贺萧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译者: 韩敏中 / 盛宁
出版年: 2010-7-1
页数: 612
定价: 6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34151

豆瓣评分

8.6

1071人评价

5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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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内容简介 · · · · · ·

《危险的愉悦》是一部上海娼妓业史话，但它是产生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史学著作，得益于20世纪后半叶丰富的理论探索、思想对话与多重视角，作者尤其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中“下属群体”概念等的影响，将“史料”和自己所生产的“历史”都看作是无比生动的、复杂的、开放的“过程”中的对话、商谈、记忆、建构、创造活动。《危险的愉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娼妓”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如何扭结了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等的丰富的语义场，成为相当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危险的愉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这是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

作者简介 · · · · · ·

贺萧（Gail B. Hershatter），女，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她长期从事文化史、劳工史、妇女史、性史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她的著作丰富，有《天津工人：1900-1949》、与霍尼格合著的《美国女学者眼中的中国女性》，与吉尔马丁等合编的《中国的产生：妇女、文化和国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与霍尼格等合编的《重新勘测中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霍尼格等合编的《中国妇女研究指南》（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1999年）等书。现正在研究中国西北农村的妇女问题，主题也是历史、记忆与社会性别身份问题。

目录 · · · · · ·

插图目录
第一部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
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第二章分类与统计
第二部愉悦
第三章妓院规制
· · · · · · (更多)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我已不再相信将别人的故事整理出条理是可行的、合乎道义的、明智的做法，我也怀疑，历史学者除了像唱双簧般老练地代替被压迫者发声外，究竟能否做更多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历史被书写出来或干脆拒斥书写历史的世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在那些一边做着令历史沉默不语、对集体记忆加以重新整合的事情，一边又声称自己在为被压迫者说话的政权已成为过去之后，这种可能性尤其让人感到痛心。 (查看原文)

🐯😺🐶🦊 3赞 2021-11-02 17:02:44

—— 引自章节：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历史学者如将这样支离破碎的东西读作一成不变的“事实”是很危险的，这并不是因为数字必然带有欺骗性，也不是因为被拘留的街头拉客女通常总会撒谎装假，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连串“事实”，而是它们的炮制过程；我们对“事实”及其出笼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应关注（当然，还绝不能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背负着什么样的历史包袱，可也绝不能时时催逼读者记住这些，搞得读者不堪重负）在精心刻画中国近百年娼妓史的时候，我力图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关联。我始终不忘“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 (查看原文)

🐯😺🐶🦊 3赞 2021-11-02 17:02:44

—— 引自章节：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 全部原文摘录

丛书信息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共284册), 这套丛书还有《晋武帝司马炎》,《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文书行政的汉帝国》,《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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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愉悦的书评 · · · · · · ( 全部 33 条 )

热门 / 最新 / 好友 /只看本版本的评论

安提戈涅 2019-07-05 11:44:15

沪上风月史是谁的历史？

人类的文字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诅咒：当它们脱离言说的唇齿，变为实体的铅字时，一场对言说者无可奈何的叛逃就开始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言说者的本意，与精确的逐字落实相比，从言说到文字的过程可能更的充斥着逃逸、耗损与丢失。所以，诉诸...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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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酉 2022-06-18 22:12:28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版

《危险的愉悦》：你愿意听听她们的声音吗？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在阅读近六十万文字之前，我们首先要看看作者要讲什么，怎样研究——作者将研究时间限制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地点主要看向上海，参考资料不仅限于非虚构材料，也包括了虚构小说（黑幕小说、短篇小说为主，名妓小说一笔带过）。你会说，到底研究什么呢？本书副标题给出了...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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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屑 2007-06-20 19:02:53

系于女性身体的国家

早在几年前，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一书作为女权主义研究的革命性成果，剧烈地冲击了人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使人们看到了在看似私密的“性”与公众的政治之间竟然存在着如此复杂的权力关系；而以直接出卖自己的“性”——或者说身体——为生的娼妓则毫无疑问地与国家政治有...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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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小姐 2010-12-28 21:32:33

身体不能承受之重

关于民族国家与女性身体的论述所在有多，从今天看，本书的大体观点并无甚新鲜之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只为了“娼妓”二字拿起此书。娼妓，是一个复杂的意象。从身边想起，是在街旁游荡的夜莺，是倚门张望的发廊妹……她们代表了城市夜里的另一面，我...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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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ry 2022-06-19 15:47:53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版

倌人与历史

今年2月份又把侯孝贤导演的《海上花》观看一遍。影片以舞台剧的形式和淡入淡出的画面讲述了上海滩长三公寓几个高级倌人的故事。长三公寓是个大千世界，恩客与先生在推杯换盏间谈天论地，海阔天空；长三公寓又是一角逼仄得无法腾挪转换的空间，有人一生困守其中，无法出走。各式...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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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分殊 2020-01-14 18:27:02

毕向阳：他者的历史与身体的政治——读《危险的愉悦》

一在历史的分层体系中,被压迫群体的知识如何可能? 这是越来越多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危险的愉悦》这部著作中,贺萧以其涉猎广泛而又细致入微的“声音考古”工作,在纷繁芜杂的各种档案和文本中认真地挖掘并建构着20 世纪中国上海娼妓的历史,用...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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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多 2009-05-06 08:37:45

李银河：评《危险的愉悦》

李银河：评《危险的愉悦》书评人：李多评《危险的愉悦》文：李银河出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贺萧Gail B.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一书是西方女性主义者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典范之作。该书在出版当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研究著作奖项，充分证明了它在历史学...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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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熊尾巴 2016-04-07 20:19:26

危险的愉悦

《危险的愉悦》是一部性别史的著作，作者贺萧，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现代中国社会史、劳工史、性史、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贺萧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时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末的上海作为一个特殊的语境，研究在中国的都市化、现代化进程...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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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2021-03-21 01:25:14

【摘记】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美）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个人年度阅读TOP 10预定。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3 本书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却又甚于想象性重构。说算不上想象性重构，是因为娼...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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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坐白云中 2012-12-08 00:05:5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版

几年前做的笔记

这本书可以和Christian Henriot, Prostitution and Sexuality in Shanghai: A Social History, 1849-1949, (French edition 1997, English edition 2001) 一起读。后者更偏向社会学，用了很多档案和数据。 Gail Hershatter and Christian Henriot both focused their women’s...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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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uku

二三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经常替工农、妓女和其他位卑者诉苦为己任。这些知识分子感到，在西方政府和西方知识分子面前，自己只是人下人；因此，必须牢记他们是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说话，他们的文章针对着这个世界而写。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里做文章的修辞手段。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还利...
2019-09-20 21:24:18 4人喜欢

二三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经常替工农、妓女和其他位卑者诉苦为己任。这些知识分子感到，在西方政府和西方知识分子面前，自己只是人下人；因此，必须牢记他们是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说话，他们的文章针对着这个世界而写。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里做文章的修辞手段。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还利用妇女、尤其是妓女作为隐喻，表现自己在军阀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经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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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

我已不再相信将别人的故事整理出条理是可行的、合乎道义的、明智的做法，我也怀疑，历史学者除了像唱双簧般老练地代替被压迫者发声外，究竟能否做更多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历史被书写出来或干脆拒斥书写历史的世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在那些一边做着令历史沉默不语、对集体记忆加以重新整合的事情，一边又声称自己在为被压迫者说话的政权已成为过去之后，这种可能性尤其让人感到痛心。历史学者如将这样支...
2021-11-02 17:02:44 3人喜欢

我已不再相信将别人的故事整理出条理是可行的、合乎道义的、明智的做法，我也怀疑，历史学者除了像唱双簧般老练地代替被压迫者发声外，究竟能否做更多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历史被书写出来或干脆拒斥书写历史的世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在那些一边做着令历史沉默不语、对集体记忆加以重新整合的事情，一边又声称自己在为被压迫者说话的政权已成为过去之后，这种可能性尤其让人感到痛心。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历史学者如将这样支离破碎的东西读作一成不变的“事实”是很危险的，这并不是因为数字必然带有欺骗性，也不是因为被拘留的街头拉客女通常总会撒谎装假，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连串“事实”，而是它们的炮制过程；我们对“事实”及其出笼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应关注（当然，还绝不能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背负着什么样的历史包袱，可也绝不能时时催逼读者记住这些，搞得读者不堪重负）在精心刻画中国近百年娼妓史的时候，我力图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关联。我始终不忘“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20
1949年后的中国，当下属群体（通常是工人和农民）开口发言时，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在革命进程中所提供的词语。用这套词汇发言并与其他类似（虽不尽相同）的声音汇合成合唱的过程，反过来也塑造了发言人，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国民类型。 ……而这套话语既确认他们所吃的苦，又赞扬他们的反抗行为，与此同时却也抹去了他们的历史中任何不符合苦难与反抗两大范畴的方面。 ……上述程序再清晰不过地体现在对20世纪早期上海娼妓史的研究工作中。1949年以后收集的几乎所有陈述，都是使用阶级压迫的语言讲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用这套语言回忆出来的）。尽管阶级压迫的语言无处不在，历史学者却也不能因此认定下属群体对革命利益有“天然的”认同感。至少在中国，无论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为了将下属群体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等同起来，就必须在组织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甚至是语言层面上作出巨大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市政府高级官员谈到政府送妓女去改造的情况时，曾这样描述妓女们疯狂的、充满敌意的反应：“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认为共产党是来解救她的。”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男人的声音提供了一套与社会性别密切相关的、关于（男性的）愉悦和（对男人的）危险的话语。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29
富有成果的提法应该是承认有些话语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看到其意义。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对诸如此类的行为不应求意过深是十分重要的。不应参与莱拉・阿卜卢格霍德所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读作覆性举动，但也可以将它们当作是“使体制得以运转”的表现，那样最终还是证明了统治规范的合法性。它们不仅没有质疑、实际上反而再度定了将妓女约在多重隶属关系中的总体社会安排。……当妓女以被迫非法卖淫为由获准脱离妓院的时候，她其实也在做着使法庭的权威合法化的事情：法庭有权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妇女可以被依法安置在妓院中，或更普通的情况是，法庭有权确认妇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转移性服务。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在西方政府和西方知识分子面前，自己只是人下人（他们确实也被看作人下人）；因此，必须牢记他们是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说话，他们的文章针对着这个世界而写。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体做文章的修辞手段。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还利用妇女、尤其是妓女作为隐喻，表现自己在军阀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经受的苦难。甚至就连1949年以后成为社会话语主要塑造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处于下属群体地位：先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从属单位，作为中国政体中个小小的、濒临危亡的小团体；取得政权后，它仍然（即使现在也仍时不时地）认为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是受到通迫的下属群体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对此可用“套中人”下属群体身份命名之，意思是说有些群体煞费苦心，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当然，“套中人”的说法也有问题，它唤起的形象过于呈序列状，而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场合中，从属地位的构成和消亡的方式则多有交叉、重叠和不稳定性，故“套中人”的比喻无法全部传达其中的复杂情形。但这样说至少可以不再将“下属群体”当作大一统的单范畴。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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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作为说话与抵抗的下属群体、作为民族危机的隐喻

吃云 ((￣o￣) . z Z)

禁娼的法令往往使劳工阶级妇女的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 1 “下属群体”是否可以“说话”？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体位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人士指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属群体本身进行干预才形成了这样的位置。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下属群体的成员——也可以说是任何人——有没有始终如一的、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我们要追溯的，是一种关系，我们确实希望能从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
2022-04-17 00:29:31 2人喜欢

禁娼的法令往往使劳工阶级妇女的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1 “下属群体”是否可以“说话”？
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体位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人士指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属群体本身进行干预才形成了这样的位置。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下属群体的成员——也可以说是任何人——有没有始终如一的、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我们要追溯的，是一种关系，我们确实希望能从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假如我们不用斯皮瓦克的命题——“下属群体不能说话”（我以为“下属群体不能在社会话语中表述自身”更接近斯皮瓦克的实际论点），假如我们这样说：“许多下属群体成员发出刺耳的杂声，有的把持着话筒，许多人则断断续续地说话，所说更不见得是心里话，而所有的人多少都意识到在那一历史时刻他们的表述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那么我们可能会更贴近历史学者面对的实际情况。此外，所谓下属群体一旦开口说话便自然失去下属群体的地位的说法也是一条死胡同；假如我们运气好，便能钻出这个“消失的下属群体”的死胡同。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种居高临下、把持一切的话语所生成的图像，即下属群体只出现在其上层发言人为其指定的位置上；现在我们也有机会使这幅图像变得复杂起来。我们不是要用“相互竞争的话语”这样一个概念替代原先的图像（“话语竞争”有自由市场十分繁荣、最佳话语有望胜出的意味）；富有成果的提法应该是承认有些话语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看到其意义。在上海娼妓的问题上，想调和不同的话语以产生惟一的、浑然一体的叙述不仅绝无可能，而且也是有害无益的。可能正是在不协调的嘈杂话语之间才会产生最有意思的绘图。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2 不应将抵抗浪漫化：
不应参与莱拉·阿卜-卢格霍德所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读作颠覆性举动，但也可以将它们当作是“使体制得以运转”的表现，那样最终还是证明了统治规范的合法性。它们不仅没有质疑、实际上反而再度肯定了将妓女约束在多重隶属关系中的总体社会安排。例如，高等妓女为了收取小费和私下里得到馈赠，就要设法让客人养成恩赐的习惯，但这样做会使她越来越离不开客人，也使她更容易受到客人的伤害。当妓女以被迫非法卖淫为由获准脱离妓院的时候，她其实也在做着使法庭的权威合法化的事情：法庭有权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妇女可以被依法安置在妓院中，或更普通的情况是，法庭有权确认妇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转移性服务。再者，为了离开妓院，许多女人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希望被送回到父权家庭中去；她们心里也许根本不这么想（考虑到其家庭条件），但表达回家的愿望表明这是让法庭看到其为受害人而非犯法者的最佳机会。当然，和“雄赳赳气昂昂”的大规模工人起义、农民造反的宏图相比较，这样的抵抗行动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也必须抵挡为女性反抗行为建立“单独领域”的诱惑。重要的在于能识别妇女能动性的事例，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事例，既不夸大也不加浪漫化，也应该承认，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混和暖昧，因此我们对能动性事例的阐释最终仍会受到根本的制约。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3 民族危机中的知识分子以妓女作隐喻：
一个群体可以既享有特权又从属他人（如半殖民地上海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地位更低下的下属群体（如娼妓）为隐喻，来表达自己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此虚弱的根源；他们往往探讨国内的文化成因，其中包括普遍的狎妓行为。二三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以替工农、妓女和其他位卑者申冤诉苦为己任（同时也为其福利和对之的管理出谋划策）。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在西方政府和西方知识分子面前，自己只是人下人（他们确实也被看作人下人）；因此，必须牢记他们是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说话，他们的文章针对着这个世界而写。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体做文章的修辞手段。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还利用妇女、尤其是妓女作为隐喻，表现自己在军阀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经受的苦难。甚至就连1949年以后成为社会话语主要塑造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处于下属群体地位：先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从属单位，作为中国政体中一个小小的、濒临危亡的小团体；取得政权后，它仍然（即使现在也仍时不时地）认为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是受到逼迫的下属群体。
引自第一章导言：认识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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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2022-04-17 00: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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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ripcord

危险的愉悦一书主要讲述了近代以来中国上海的娼妓史。优点：有问题意识，认为以往研究娼妓的著作都是出于男性作者之笔，而不是当时娼妓之口，因此很大程度上缺乏真实度，作者认为更应该关注下层群众，也就是妓女本身的表达。史料翔实，民间、官方、小说、报纸等等时间跨度大，从民国初年一直考察到二十世纪初，让读者纵向看到娼妓史的发展历程。将娼妓史与国家、社会、文化、革命等各个方面连接起来进行叙述，以小见大。外...
2021-11-12 14:42:16 2人喜欢

危险的愉悦一书主要讲述了近代以来中国上海的娼妓史。
优点：有问题意识，认为以往研究娼妓的著作都是出于男性作者之笔，而不是当时娼妓之口，因此很大程度上缺乏真实度，作者认为更应该关注下层群众，也就是妓女本身的表达。
史料翔实，民间、官方、小说、报纸等等
时间跨度大，从民国初年一直考察到二十世纪初，让读者纵向看到娼妓史的发展历程。
将娼妓史与国家、社会、文化、革命等各个方面连接起来进行叙述，以小见大。
外国学者所著，不受意识形态所束缚，揭示了五十年代废娼运动其实并没有那么彻底的成功，以及八九十年代废娼运动的不足之处。
作者注重与当代的对话，通过对过往废娼运动失败之处的分析，为当代提供经验。
缺点：作者强调了要更多关注妓女自己说的话，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可能是因为史料的缺乏）
多视角看问题：娼妓、嫖娼者、改革者、管理者、社会学家、革命者
运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读者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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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2021-11-12 14: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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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

彰彰鱼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者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这里，书写地方史和国别史的作者必须面对现行的史学实践这个更大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引发的认识论危机看来在许多学术领域已现颓势，可就在这样的时候，它却被历史学那最老顽固的学科拾了起来。尽管赶了晚班，历史学者的痛苦却还是那么真切。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既然不再相信有客观的、...
2019-04-03 16:54:34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者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这里，书写地方史和国别史的作者必须面对现行的史学实践这个更大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引发的认识论危机看来在许多学术领域已现颓势，可就在这样的时候，它却被历史学那最老顽固的学科拾了起来。尽管赶了晚班，历史学者的痛苦却还是那么真切。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既然不再相信有客观的、可知的、可以重新找回来的过去，那为什么还要书写历史？如果并不存在什么客观事实，那我们毕生的研究所创造的又是什么？难道历史最终说来不过是我们在现时塑造的表征之集合，而这些表征永远都会受制于我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关怀之局限，受制于这关怀中的政治？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所谓的“家庭”名目之下,其实存在着各种经济的安排和情感归属的层次，它不是一套标准的、理想的关系，也不是一个矛盾冲突统统消失了的区域。许多妇女进妓院是由她们自己的家里定的，有时她们本人也参与了这样的决定。国联关于妇女儿童被拐卖情况的调查委员会在1932年的报告中也承认，大多数妓女“最初都是那些对她们能行使家长或准家长权力的人送入这一行当的”
引自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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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

eleven

2019-10-07 14:10:40

作者的行为架构反应的只是他本人抑或那个时代的诉求
历史学家的毕生诉求到底是什么
剥洋葱
（笑…）
娼妓的用途
（哈哈哈…）
这方面的资料还是太少了
士大夫与妓
（试问谁又不想被富婆包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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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笔记

lianghao

2020-04-30 0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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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页

eleven

2019-10-07 14:15:00

那是
太有趣了，当小说看亦可
复杂的家庭诉求
妓女自己的声音也有所隐瞒
时人女子对妓女的看法
妓女对不同群体的效用
“危险的女人与良家受害者”（哭了😭…最想写的一类文）
中西方男人嫖娼心态对比
女人的美貌的是资本哇
性解放于中国的变态发展
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大家如今还是喜欢荤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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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2019-10-07 1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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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解释

闻夕felicity (此时正是修行时)

社会科学工作者强烈反对将卖淫者与嫖客的关系说成是公平交易。他/她们在著作中反复提到，妇女是因为缺损才卖淫的——她们缺乏金钱、缺乏教育、缺乏机会或失去了心理平衡。卖淫人员因为“素质低”（体力弱、脑力差、道德观念不牢固），无法适应改革阶段的新挑战。从这些著述中可看到，卖淫者缺这缺那，惟一不缺的是爱慕虚荣、好逸恶劳。学者们虽然承认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使大多数妇女只能得到“低薪的待遇、清苦的岗位”，但他/她...
2022-06-27 15:36:01

社会科学工作者强烈反对将卖淫者与嫖客的关系说成是公平交易。他/她们在著作中反复提到，妇女是因为缺损才卖淫的——她们缺乏金钱、缺乏教育、缺乏机会或失去了心理平衡。卖淫人员因为“素质低”（体力弱、脑力差、道德观念不牢固），无法适应改革阶段的新挑战。从这些著述中可看到，卖淫者缺这缺那，惟一不缺的是爱慕虚荣、好逸恶劳。学者们虽然承认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使大多数妇女只能得到“低薪的待遇、清苦的岗位”，但他/她们仍用贬斥的词语谈卖淫问题。他/她们认为，“在很短时期内不付出劳动而获得大量财富的卖淫，对少数虚荣心强的女性有吸引力。”[215]谈到嫖客则相反，嫖客的特点不是缺损而是富有：他们有钱，有走动的机会，有艳遇的条件。王行娟论道，卖淫者和嫖客之间地位的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卖淫女在社会上永远被当作卖淫女，而且也只当作卖淫女，也就是说，她们只是用商业化的性行为加以界定的人，然而嫖客一旦结束了商品性交易，就回到了别的社会位置上，不可能只单独分出来作为一种人对待。[216]许多学者解释说，卖淫者和嫖娼者之间的不对称性是性别歧视的后果，但他/她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不是消灭性别歧视，而是通过持续的社会改造来提高“主体的素质”。
引自第十四章解释
我在这里提出了中国分析家认为不适宜的说法，并不是想论证做娼妓“确实”是一种劳动，而中国的评论者还都笼罩在虚幻的意识中。我的意图其实是看看人们选择了哪些说法，又排斥了哪些说法，并要问为什么人们会作出如此选择？当代西方有关娼妓问题的论争同样是由诸如此类的选择所产生的，对它们同样值得作历史的分析。西方的争论并非判断中国的争论的标准。正如中国的评论者清楚表明的，他/她们对卖淫嫖娼问题的表述涵盖了许多问题，不仅有劳工问题，也有性（男性和女性）、疾病、婚姻市场、拐卖人口和本地的“现代性”建设等等。但无论如何，假如我们在收容教养所以外的地方能够更清晰地听到中国妓女这个下属群体的声音的话，那么她们有可能比管教她们和研究她们的人更会使劳动的说法凸现出来。上海虹桥饭店30层楼迪厅中的女人，当她们冷静地同顾客接洽并交涉价钱的时候，是那么专心致志，那么严肃，人们完全可以将她们的表现和工作联系起来。再者，如果性学专家潘绥铭是对的话，那么娼妓们自诉她们的职业挺没意思，甚至心离得很远，这也是人们在工作中常有的心态。潘绥铭评论说：同卖淫妇女的谈话……发现大多数人形容自己的经历时说“厌烦”、“无所谓”、“没别的办法”、“只好忍着”……现在有个笑话，说有个妓女叫她的客人“头别过去点，我在看电视呢”。[262] 潘绥铭比任何其他中国学者都更接近于对卖淫作出劳动市场的分析，而这仍是通过一则笑话传达的：一家三口正在谈论卖淫嫖娼问题。丈夫说，“某菜市的一个妓女做一次就拿到我三年的工资！”妻子立即说，“那就绝对不找妓女。”没想到女儿说：“我去干这事吧。”
引自第十四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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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革命者

闻夕felicity (此时正是修行时)

当警方的大卡车载着妓女到达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大门口时，工作人员们列队对她们表示欢迎。对于没有经验的改造人员来说，集中在一起的妓女们给她们的第一眼印象是震惊：我们以前也没见到过妓女，总想妓女大概蛮漂亮的，很好看的，或者脸长得好看，或者打扮得好看。结果来了以后，这些人一点也不好看，她们来的时候，因为这天她们不做生意了，铺盖行李装好以后，有些人就不打扮了，有些人在哭，样子不好看，脸也不好看，这些人好像...
2022-06-27 14:54:43

当警方的大卡车载着妓女到达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大门口时，工作人员们列队对她们表示欢迎。对于没有经验的改造人员来说，集中在一起的妓女们给她们的第一眼印象是震惊：我们以前也没见到过妓女，总想妓女大概蛮漂亮的，很好看的，或者脸长得好看，或者打扮得好看。结果来了以后，这些人一点也不好看，她们来的时候，因为这天她们不做生意了，铺盖行李装好以后，有些人就不打扮了，有些人在哭，样子不好看，脸也不好看，这些人好像比一般人好像难看一些。[
引自第十二章革命者
20年代和50年代的改革者都认识到妓女的两重性：她们既是受害者，但有时她们又从自己被害者的境遇中得到好处。前一批人承认妇女是经济压力的牺牲品、是被迫沦为娼妓的，但更强调她们在性的方面所受到的伤害，她们要反反复复地满足男性的欲望，而她们本人想必并没有这样的欲望。有些道德促进会成员的文章还暗示，妓女都是一些虚荣贪婪的女人，她们将本应该用来行善的钱财转用到了个人的妆饰上。然而，在20年代关于娼妓问题的话语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妓女本身并不在那个话语的中心。很少有时间或注意力放在她们的境况上，更不要说她们的欲望了。相反，讨论总是集中在“商业化卖淫”对外国人社群的危害和影响上。造成这样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大多数的妓女是中国人，而改革者心目中所关心的嫖客是白人。种族歧视和文化沙文主义使这些女人在这些改革者面前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们更关注的是从娼妓业中拯救出那些白人（还有女人和孩子），而不是把妓女从她们那个环境中拯救出来。尽管外国人开办了希望之门一类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与把妓女视为受害者一点是吻合的，但是与他们在谈论所谓“社会罪恶”上花的时间相比，他们对妓女本身的谈论则太少了。相反，50年代的改革者们把作为受害者的妓女放在了他们改革话语的中心。她是“旧社会”许多不幸者中的一个，但她在50年代关于社会改造的文字中，则属于受到了多重压迫的受害者：经济剥削，性迫害，绑架，强迫劳动，看不了病，肉体的摧残。无论是妓女一方还是嫖客二方，性和性欲在这一话语中都没有位置。改革者的描述和妓女的描述都是一样的，性要么被描写成强奸（被地主，被人贩子，被妓院主），要么被描写成一种强迫性的劳动（在经期，在流产后，被毒打）。但就像在20年代的运动中一样，妓女作为受害者（当然不会是性行为者）的说法被阴郁地影射她们性格缺陷的说法冲淡了些。警告的说法是，女人很容易习惯于一种奢侈的生活，但她们这种吃得好、穿得好、闲适轻松的日子，却不是她们通过劳动挣来的。改革的过程不仅意味着要让妓女远离剥削她们的人，给她们医治生理的和心理的创伤，而且还要让她们习惯于劳动，使她们以后能走上生产岗位，纠正过去那种生活给她们造成的性格缺陷。这两种描述同时存在，有点不伦不类：如果说一个女人是通过她被迫从事的下贱的性劳动来养活一个妓院主——如果她反反复复这样地被剥削着，成为它的受害者，而且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那么，她如何又同时能成为一个社会寄生虫呢？然而，这样的双重形象——受害者和寄生虫——却有某种重要的共同之处，即都不承认女人在决定自已解放前的处境问题上有任何的能动性。相反，她们被给予另一种能动性，即通过全身心投入改造过程获得重塑自我的机会。
引自第十二章革命者
于是，这两种改造话语都把妓女描写成基本上是被动的，从而把妓女部分地遮掩起来了。这样一种典型的表述，一方面无疑反映了20世纪上海的妓女无法掌握自己的身体、劳动和性事。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这两批改革者在面对摆脱了家庭所代表的良好社会控制的妇女时所感到的一种尴尬。20年代的改革者未能消灭娼妓业，因为他们无法改造那个让妇女们脱离她们的家庭的社会制度。而50年代的改革者们则成功了，他们让上海的妓女重返贤妻良母的行列，而这又是一个更宏大的计划的一部分：重新建构家庭体制[358]，并使妇女“重归”家庭。
引自第十二章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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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管理者

闻夕felicity (此时正是修行时)

检索警方迄止1946年8月的工作，市议会赞许其在控制娼妓业方面的进展，但也指出还有好几项重要工作尚未完成。市议员们认为，除了进一步对妓女加强体检和改善妓院的卫生设施以及严厉禁止上街拉客之外，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救济机构。他们说，昔日的妓女可以在这里学习缝纫、编织、刺绣、排字和烹饪，学习维持生计的手艺和技术。同时，议员们还把这样的机构看成是让这些女子学习成为“贤妻良母”的地方，使她们不再当那种只知道...
2022-06-27 14:46:54

检索警方迄止1946年8月的工作，市议会赞许其在控制娼妓业方面的进展，但也指出还有好几项重要工作尚未完成。市议员们认为，除了进一步对妓女加强体检和改善妓院的卫生设施以及严厉禁止上街拉客之外，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救济机构。他们说，昔日的妓女可以在这里学习缝纫、编织、刺绣、排字和烹饪，学习维持生计的手艺和技术。同时，议员们还把这样的机构看成是让这些女子学习成为“贤妻良母”的地方，使她们不再当那种只知道消费不知道生产、游手好闲的人。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后来共产党对妓女进行改造，使她们重新返回家庭的那个计划的雏形。[267]而它缺乏的是实施计划的组织能力。
引自第十一章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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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改革者

闻夕felicity (此时正是修行时)

中国的社会批评家往往把娼妓问题视为中国文化贫弱的一个标志，而这又关系到社会性别关系与国力问题相重叠的更大的争论，其论点是，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将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产生弱国。正如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的，从清末以来关于妇女地位的讨论，向来都与国家富强的急迫要求联系在一起。改革者们把妇女的地位低下，既看成是国家贫弱的原因，又看成是它的结果；女权主义通常都从属于为数众多的、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
2022-06-27 12:51:56

中国的社会批评家往往把娼妓问题视为中国文化贫弱的一个标志，而这又关系到社会性别关系与国力问题相重叠的更大的争论，其论点是，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将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产生弱国。正如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的，从清末以来关于妇女地位的讨论，向来都与国家富强的急迫要求联系在一起。改革者们把妇女的地位低下，既看成是国家贫弱的原因，又看成是它的结果；女权主义通常都从属于为数众多的、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议程。[1]在这一点上，晚清的作者亦间或把娼妓问题列入妇女问题，作为中国危机深重的一个标志。康有为关于妇女问题的乌托邦论述被许多学者讨论过，他主要讨论的是妇女的放足、教育以及改革中国的婚姻制度等问题，娼妓问题只是偶尔提及。[2]他那年轻一点的同事梁启超关注的也是妇女的教育和就业，用夏洛特·比翰的话说，梁心目中的妇女是“这个国家十分重要、但却危险地遭到忽视的一项资源”。[3]与他们对妇女从属地位的分析相一致，清代思想家在他们策划的戊戌变法中，列入了消灭缠足和建立女校等内容。[4] 但这种常见的女权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的联系，却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例外。无政府主义起初兴盛于20世纪初在东京的旅日华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宣布，“性别间的绝对平等”是他们的一个奋斗目标，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废除国与国之间的界线，打倒专制主义。[5]对于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何震来说，对妇女的性压迫根源在经济方面。[6]她指出，所有的妇女都因依附于男人而受压迫，但三种人尤甚：一是女佣，因为她们依附于主人；二是工厂的工人，她们得依靠工厂老板；三是妓女，她们挨打、受污辱，她们得依靠嫖客的钱生活。（妻妾也依靠男人，但她们的痛苦不及以上三种人那么剧烈，那三种人是“必须立即在屈从与挨饿之间作出选择的”。）这种对于妇女从属地位的控诉被包容进一个更大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中，是资本主义逼迫妇女卖掉自身当工人或当妓女。[7]但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如同在民族主义者那里一样，娼妓问题一般都只是被当作妇女受压迫问题一带而过，认为它将随着革命的胜利而被消灭。[8] 在民国初期，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女权主义的以及无政府主义的——不仅从改善妇女地位，而且从更大的政治目标出发，要求男人们改善自己的行为，而好行为有一个方面就是心甘情愿不再嫖妓。主流报刊和一些小报的讽刺评论家对高官政客们发表评论说，他们原本应该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进行谈判，然而他们却终日与妓女们嬉戏调笑。[9]由陆绍芬（音）等妇女发起、名叫“改造民国家庭会”的一个女权主义协会主张，要通过给女性以同等受教育权、婚姻自由权来提高妇女在家庭结构中的地位，然该会十条纲领的最后一条是：“消灭赌博、嫖妓、看戏、喝酒和吸鸦片之恶习。”[10]1912年，无政府主义社团“进德会”（Society to Advance Morality）在上海和北京成立，该会要求其成员弃绝狎妓、赌博和纳妾。其他一些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组织也提出类似要求。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家将此类恶习与中国国力贫弱联系在一起，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拒绝强调国家的作用，主张强调个人改善各自的道德行为。[11]但奇怪的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与中国基督教教徒是重合的，后者为其“德福会”（Moral Welfare League）起的中文名字也是“进德会”，稍许不同的是这个进德会基本上是一个外国人的社团，它为在上海取缔娼妓业所作的努力，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1
引自第十章改革者
中国基督教徒也把娼妓问题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软弱相联系。一位中国基督教徒讽刺道，“上海半年来花在妓女身上的钱，已足以赎回典押给日本人的铁路。”[14]另一位评论者说，日本在中国国土东北打的那场日俄战争中所以取胜，原因就在于百分之八九十的日本兵没有沾妓女。[15]这是在观念形态上“摆放”层层相叠的从属地位，这时，中国的娼妓业被当作了社会衰败的标识，而唤起的这种衰败的形象又被用来解释中国在面对各殖民大国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中国的基督教徒从外国传教士那里接过了他们使用的概念分类，也把妓业之根源归之于个体的道德弱点。男女之性欲、经济需求、社会习俗等虽然力量强大，但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引自第十章改革者
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中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五四示威游行，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很大范围内的一场运动，这场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批判运动，通常被中国许多历史学家当作是中国进入“现代”时期的肇始。[21]在中国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娼妓、纳妾以及奴婢买卖等恶俗均在扫荡之列。[22]五四时期著名作家、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9年号召正直的男人和有觉悟的女人联合起来，彻底铲除这三大恶习。他将娼妓问题与国力的贫弱联系在一起，上海一家报纸就妇女地位问题征询读者看法竟无人应答，他谈及此事时感到非常恶心，因为它证明了“中国人一般的心理，都不认为妇女有个人格”。他列举了必须消灭娼妓业的五条理由：娼妓业是对人类价值的亵渎，因为它逼迫妇女从事最卑贱的生活方式，饱受种种侮辱和虐待。它降低了人生最重要的爱的价值。由于无法控制性病的蔓延，它危及大众的健康；医生们还说，妓女长此以往会“变性”，将危害到民族的繁衍生息。它也违反了人在法律之下的自由，这是所有实行民众自主的国家所不允许的事情。最后，它降低了妇女的地位，因此废止娼妓业应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李具体提倡的改革措施，后来变成了奋斗目标：禁止人口买卖，限制妓女的数量，送她们进公费赞助的慈善机构学习工作技能，帮她们结婚成家。更为重要的是，为所有的妇女提供免费教育；而“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要把这个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卖淫就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改造过来才行”。[23]李将卖淫业与妇女的地位、民族健康、根本改革和现代国家行为联系起来，在这种联系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态度的抨击中，他清楚地论证了娼妓业是落后的表现，而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义无反顾地将它抛弃。他强调工作技能和婚姻，认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妇女摆脱卖淫；在这几个重要的方面，他为后来共产党所选择的社会性别的现代性指明了具体道路。
引自第十章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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