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者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这里，书写地方史和国别史的作者必须面对现行的史学实践这个更大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引发的认识论危机看来在许多学术领域已现颓势，可就在这样的时候，它却被历史学那最老顽固的学科拾了起来。尽管赶了晚班，历史学者的痛苦却还是那么真切。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既然不再相信有客观的、可知的、可以重新找回来的过去，那为什么还要书写历史？如果并不存在什么客观事实，那我们毕生的研究所创造的又是什么？难道历史最终说来不过是我们在现时塑造的表征之集合，而这些表征永远都会受制于我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关怀之局限，受制于这关怀中的政治？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所谓的“家庭”名目之下,其实存在着各种经济的安排和情感归属的层次，它不是一套标准的、理想的关系，也不是一个矛盾冲突统统消失了的区域。许多妇女进妓院是由她们自己的家里定的，有时她们本人也参与了这样的决定。国联关于妇女儿童被拐卖情况的调查委员会在1932年的报告中也承认，大多数妓女“最初都是那些对她们能行使家长或准家长权力的人送入这一行当的”

在动荡不定的、事实上已经殖民化了的上海，上层人士本身经历了深刻的经济政治变化，痛切地感受到中国半殖民地状况之不稳定，国家主权之脆弱。正是中国的这种不完全的殖民化状态引发了特殊的、与真正的殖民地不同的焦虑。一方面，形势随时有可能恶化(也确实经常面临恶化的境地)；但从另一方面看，目标明确的果断行动有可能避免更大的政治灾难。上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主张。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以建立强盛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这个现代强国应能采纳殖民者的方法并作这样那样的变通，以此来挫败殖民扩张，防止“半殖民主义”深化，并最终击退殖民主义势力。

形形色色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所要争取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清断的界定。现代性是个闪烁不定、不断退移远去的目标。它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很多人感到也必须对文化习惯进行彻底的检讨修正。现代性能使半殖民状况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在娼妓间题、性、婚烟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大辩论，与界定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虽说引起这些讨论是因为上海存在着显著的外国势力，而且讨论处处受到这种存在的影响，可讨论本身却很少直接提到外国人。中国的文人作家说到洋人时，通常是为了拿欧美、日本的娼妓或婚姻状况来作比较。在上海从业的洋妓女、她们的洋嫖客、嫖华妓的洋人，以及更广义地说，对塑造上海的形态和历史起了重要作用的半殖民主义势力的活动等等———凡此种种，在大多有关娼妓问题的文献资料中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在半殖民化的城市的缝隙之中、决意要在内部进行的一场有关现代性的对话。

在上海，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娼妓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它提供了城市所特有的愉悦，有的说这是充满寡廉鲜耻工于心计的贪婪之辈的行当，有的将它看成道德败坏，容易染病上身的场所，还有的认为这标志着国家的衰落。讨论中也有人认为这是妇女及其家，人作出的痛苦的经济选择，因为卖淫有时成了在上海寻找就业机会的妇女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或惟一能带来收益的活动。人们通过娼妓业的类别理解这个行业，但这些类别范畴并非固定不变的，要探索这些类型必须注意城市的历史，殖民和反殖民的立国行动，关注“性”、尤其是女性的“性”与初露头角的民族主义话语的交叉重叠。每一种社会阶级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点；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组合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妓女被赋予了变动的多重性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用超历史的方法谈问题，例如称娟妓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不能局限于一个个朝代地列数有关高等妓女的书籍和文字记载。我们必须超越以上的做法，对性劳务进行因时因地的历史化本地化的研究。娼妓业从来就是从事性服务、性买卖的行业，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交易中了解多得多的内容:例如性的意义、其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性”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政治权力和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依感等等问题的讨论。

阿兰·考尔班在讨论19世纪法国的情况时写道：“人们所写的、所议论的娼妓问题，实在是集体妄想的聚集点，是各式各样焦虑的汇合处。”

新近的学术见解中第四个主题是竭力摆脱将妓女刻画为牺牲品的做法，力求寻找从事性行业的妇女在历史上所起的能动作用，无论这种作用多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