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自己的”，以证实他们的学说，然而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提出过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

普列汉诺夫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回避整个国家问题，不理会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伯恩施坦非常“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将其歪曲成“马克思告诫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而考茨基不去分析这一歪曲，反而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偷换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庸俗道理当作护身符。

考茨基甚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些企业（如铁路）非有官僚不可，他指出由工人代表组成的类似的机构不是官僚机构，并列举了防止其官僚化马克思曾列举的措施，全然没有弄清楚“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考茨基为代表，好象是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认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909年）；但是，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我还是要从马克思在1852年所说的话向后倒退（1912年）。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革命问题，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正是以机会主义观点偷换革命观点。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拜”。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将来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而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呢，还是破坏它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官僚制的实质即是，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而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即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

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从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看到了一个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由于根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以敢于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

1.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且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2.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1）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2）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镇压是必要的，但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人民镇压剥削者只需要很简单的“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

（3）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

3.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而按劳分配正是被拉萨尔称为“公平的分配”。马克思并不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资产阶级权利”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这个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以不平等为前提，任何权利都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不同、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

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根源之一，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不能立刻消除的。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即当人们已经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极大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但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在此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而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一方面，民主是国家形式，因此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平等，但仅仅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摧毁、铲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更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而进一步，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但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

一、马克思的分析

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巴黎公社建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教训加入《共产党宣言》，即“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兰西内战》）而机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列宁指出了两个注意点：（1）马克思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因为在1871年，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设想英国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但一战期间，英国和美国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的泥潭中，因此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2）“人民革命”的提法。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打碎、摧毁这个机器，就是“人民”，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不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3.取消议会制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摆脱议会制的出路，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这同那些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

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而机会主义者却将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认为相同的。

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但马克思主张集中制，同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联邦制是根本不同的。这个集中不是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集中，而是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使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的集中。

5.消灭寄生物——国家

空想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考虑政治形式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宣布摧毁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骗人的东西。

二、恩格斯的补充

1.《住宅问题》

现代社会里解决住宅问题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解决之后问题还会不断产生。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现在各大城市中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恩格斯）

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比如租金、监督等，但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的军事和官僚机构。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蒲鲁东主义者把恩格斯称为“反权威主义者”，恩格斯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且不革命的，他们不愿看见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和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而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

3.给倍倍尔的信

“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恩格斯在信中批判了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但仍处于在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这种资本主义“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作了三方面的指示：关于共和国问题；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关于地方自治。

（1）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敢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无疑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2）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而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特殊条件（如民族问题）下的“前进一步”。

（3）恩格斯绝对不像资产阶级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在历史上，地方、州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5.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

宗教问题：“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恩格斯）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侩的水平。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恩格斯）

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依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但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像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采取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形式，能够大大便于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6.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民主即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国家消亡，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也将消亡，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1.革命的前夜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2.革命的总结

“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最基本的结论。

（1）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而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寄生体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表现。

（2）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对着各被压迫阶级的独立行动，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变？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官吏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通过这个机构，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并受它支配，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得到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从而居于人民之上。玩弄联合组阁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战利品”的一种表现。

概括地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即可看到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3）无产阶级在对待这个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次数愈多，各被压迫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首，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包括最民主的政党，都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