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

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应当承认：作为改革思想先驱，康有为提出的整体变法主张，在最初实施时，其实是获得皇帝和太后共同支持的。皇帝颁布改官制、废科举、办学堂、兴工商、设邮政、裁军练兵等措施，事先全都征得太后同意。从宫闱的角度论，慈禧不算是个有懿德的贤后，但在治国 上她还是个通达的女人，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领导下进行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必须变法以求生存的客观形势，她也了解。她不搞「引蛇出洞」，明明不同意的事也先同意，让维新派 表演一番再来收拾。当然，对于变法，她的认同是有界限的。康有为引入 的立宪法、开国会等激进的西方政治主张，她就不能接受，但皇帝同样也 未必会接受。所以光绪和太后在对待变法的态度上，并无本质区别。过于贬斥她反对变法，并不符合实情。

以往国内史学界似乎有个传统，总是从历史事件来进入人物研究。 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被分割成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 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 等几大块，每一大块中的人物，又依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抵抗派与投降 派、帝党与后党、保守派与改革派等等政治概念，而定位爱国与卖国、先 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结果，复杂的历史研究被简化为区分「好人」、「坏人」的儿童游戏。相当部分历史人物被过滤掉了，长期没人搭理。剩下的，则被拔高或贬低、溢美或丑化，然后是翻来覆去的炒作。集中在某些 人身上的研究论著之多之重复，令人叹为观止。

摘抄原文: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孔，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李鸿章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俄国代表还逼迫他将东三省路矿及其利益全部让给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引发他激动、争辩、呕血，并导致死亡。李鸿章内心抱着「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的主旨最后却只能发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的哀叹，令人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