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

那还是在大学时期，读了许多的的网络小说， 个人喜好不同，这本是我尤其不喜欢的，甚至不喜欢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 还记得，是在大学前门等公车时，读的这本书，现在依然记忆如新， 正是因为不喜欢，可能印象越发的深刻，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惊人。 也许这正是文学的力量，影响如此多年，可能心有余悸，一直以来再也不曾碰过棉棉的作品。

我曾在家翻箱倒柜地为旗找书，我对赛宁说这是个可怜的女孩。赛宁冷冷地说你怎么可以随便说一个人可怜？你对病态的人寄予厚爱，其实这很不道德。你只是空虚，你只是想给自己找机会。我说你这是什么话？现在变得怪怪的，以前你也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我只知道她是个需要帮助的人，而我是那个必须去帮助她的人。

高中时读的，断断续续读了半年多，字数不多但内容沉重。还让我抑郁了好一阵，但我觉得是本好书，青春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迷茫，堕落，颓废，叛逆，天真。因为这本书让我对爱情向往但不幻想。

父亲为什么会把我逼到蒙娜丽莎面前，并且给我听交响乐？我想这是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到了27岁，我才敢向他提起这个问题（以前我甚至怕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他说肖邦是好东西，当我号陶大哭，他就是要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听肖邦。那时周围没有人家像我们一样拥有唱机和电视机，那时肉、布、油等物品还在实行配给制，那时周围有很多邻居还靠到菜场拣菜叶过生活，而我们是这幢楼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认为我应该感到幸运。 父亲说他根本想不到我会怕那幅挂在墙上的复制品，他说你为什么不看挂在旁边的世界地图、中国地图，或者我的图纸，你为什么要看那幅画像？最后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会那么怕她？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问多一次，我的恐惧就减少一次。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就像我不明白在我那么小，几乎还不怎么会说话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什么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对付我的哭泣。 因为太害怕，其实到现在我都没仔细看过这个女人，然而有关童年的记忆，最清晰的，就只有这个女人的画像。 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开始确定：她的眼睛，就像一场正在发生的车祸；她的鼻子，是黑暗发出的一道命令，是黑暗里笔直的梯子；她的嘴角，是灾难的漩涡；这个女人几乎没有骨头，除了她的眉骨，她光秃秃的眉骨，是无所不在的嘲讽；她的衣服，是一个能把我拐走的大伞，还有她的腮，她的手指，毫无疑问像腐烂尸体的一部分。 这个女人权危险，而我曾是如此靠近这危险，似乎我什么都不怕，就怕看见她。在历史课上，在这幅画像的幻灯片面前，我曾持续惊叫，喉咙发紧，因此被老师当成坏学生罚站，接着被叫到教导处训话，并被追问是否看过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 从那时起，我开始恨画她的那个人，我恨所有自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这种恨就是很，当我敞开我的心扉，这痉挛着的愤怒便跳动在我的血液里，我把这种感受命名为“恨”。 对于这幅画像毫无疑问的惊恐，带走了我对父母所有的亲密，并使我过早确定了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 渐渐的，我找到了对付这种恐惧的力量，那就是月亮，月光；或者像月光一样的光线；像月光一样的眼睛。嘴唇；或者像月光一样的男人的背。 下雨的时候常会想起玲子。玲子对我说过有一首诗里写着：春天总是要下雨，那是大地和天空在做爱。对此我们都曾迷惑。那时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小问题纠缠，例如病菌，例如恐高症，例如“爱情是抽第三根烟时的想象”。玲子是我高中时的同桌，她长得像一张白纸，她的苍白是一种状态，一种出神的状态。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把所有的人分为做过爱的人和没有做过爱的人，那时我是个爱吃巧克力的女孩，郁郁寡欢，成绩不好，我收集各种糖果纸，用糖果纸和放针药的盒子做太阳眼镜。 高二第一学期开学不久，玲子的头发开始变得这里短一截那里多一块的，她的脸上经常会有被指甲抓伤的痕迹。她本来是个极安静的女孩，那时她的安静变成了古怪。后来，玲子告诉我她可以确定班上有个男生在注意她，并且目光“炽热”。我记得她当时对我用了“炽热” 这个词。她说他炽热的目光没完没了地围绕着她，这让她满脑子私心杂念。她说她是决不可以为读书以外的事分心的。玲子认为他看她是因为她漂亮，玲子认为自己很漂亮，玲子认为自己的漂亮是一种问题，她为此羞耻。所以玲子开始把自己搞得很难看。她以为这样事情就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她认定她丑了就不会有人再看她了，没有人看她了，她就可以好好念书了。玲子说她是必须要好好念书的。 在那整整一个学期里，玲子千奇百怪地变换着她的样子。很多同学为此费解，并且不再接近她。我并不觉着原来的玲子有多漂亮，我理解她，我想她只是太紧张，我们所在的学校是重点中学，这种学校的孩子是很容易发疯的。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她是那种平面的、静止的。刀枪不入的。 有一天，玲子没来上学。那个位子从此就一直空在那里。听说她有暴力倾向，她被父母用绳子绑去了精神病医院。 大家说“珍子疯了”。我开始拼命吃巧克力。我一紧张就需要巧克力的毛病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11年后的今天，我因此有了严重的血糖问题。 我曾偷偷跑去精神病院看她，我穿着红色的滑雪衣在星期六的下午钻进医院的铁丝网。 我想其实我是可以从大门进去的。我在冬天给玲子带去她最爱吃的娃娃雪糕，香草橄榄和杏话梅。我不停地吃着巧克力，她吃着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揽。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话，不管我说什么，只要一个话题结束玲子就会笑，那是真正的银铃般的笑声。 玲子是说过些什么的，玲子不断重复“在医院里吃药人吃得这么胖人吃得这么胖。” 后来听说玲子出院了，她的家长请求老师通知大家谁也不准去看望她。 一个雨天的下午，玲子的死讯传到学校。据说有一个男生在某个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时拿着一束鲜花去看她。那个时候上海是很少有人买鲜花的。当天夜里，玲子在自家的洗手间切腕自杀。据说她是站着死的。 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使我迅速地滑入“问题少女”的泥潭。我开始不相信所有人的话，除了吃进嘴里的东西，我觉得没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当我不相信一切，我就完了，而我在16岁时就他妈的完了。奇怪的日子到来了。我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越来越沙哑。对着镜子或桌子随时随地玩着自己的身体，我并不是想了解，我只是想自己跟自己玩。 朝镜子里看一下自己，我就看到了我陌生的欲望。我的器官向冰冷的桌角秘密靠近，我第一次明白我的“快乐”也是我不可以控制的。 我残酷的青春由此开始。玲子那特有的银铃般的笑声从那个冬天起就一直飘荡在我身后，它逼我走入无边无际的黑暗，永不回头。 玲子自杀的那个学期我退了学。我被介绍到一个穴头那里，顺利地开始了我短暂的“小歌星走穴”生涯。我爱唱歌，那可以舒展我自己。我穿着可笑的台湾80年代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放作感伤，那时我喜欢把眉毛画得又宽又浓，那时我喜欢苏芮、娃娃。 我们团里有一个伴舞的男孩比我还小，我们很要好，常在一起抽“凤凰”牌香烟。他叫小虫，可他什么都大，一点都不像小虫。有一次我们去西宁演出，小虫显得特别激动，走路都踩着他特有的像在作广播体操似的舞步。小虫从小在西宁长大，他喜欢西北的黎明，他说西北的黎明饱含着光明。 在去西宁的火车上小虫跟我讲他的朋友白脸：体育老师在打我们，我们的教室是矮平房，白脸是突然从教室的房顶上跳下来的，他跳到体育老师面前给了他一记耳光。大家都笑了。 老师拿他没办法，很多人都怕他，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但他很出名。当时我没认出他是谁，我只知道他叫白脸。我爸妈都是文化大革命从上海去西北的，虽然我在西北出生，但我是外地孩子在西北，所以常被人打，有一次我被堵在铁道上，有人向我要钱，我没有钱，我知道我又得挨打了。西北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很不一样，他们经常打来打去，我们班有个孩子老被欺负，有一天一个最狠的学生当着大家的面把一个孩子的裤子脱了，放学的时候这个被欺负的孩子拿一个墨水瓶向欺负他的孩子砸去，就这么一下就把那孩子砸死了。扔墨水瓶？这种事我们都干过。可是谁也不知道死是这么容易，所以我真的怕西北的孩子。这天，在我就要被打的时候，突然有一帮人过来把诸我的人教训了一通。听说白脸关照过我们年级里的“老大”保护我，我才知道原来白脸是我童年的朋友，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打弹子。我去找他，我们又开始一起玩。白脸有五个姐姐，他妈死得很早，他是被宠坏的。但他对朋友极有感情，两肋插刀。他有很多女人，他搞过我们那儿“老碴子”的妹妹，搞了人家又丢掉人家。他还坚持为我找女人，带女人约我在林子里见面，可我那时多＊。0阿！ 我见到了白脸。他长的确实很白，出乎我的意料，他很好看，大双眼皮，眼睛很黑，目光空洞，平头，头发微卷，头发很黑，我发现他的脚非常小。他请我和小虫去舞厅跳舞。那时没有迪斯科，那时只有交谊舞厅，舞厅里什么年纪的人都有。西北的舞厅很乱，经常为了争舞伴而发生打架事件，这对我们这些上海人来说是很新鲜的事。 那天白脸身边有个女孩，长得有点古典美，看上去比我还小。白脸当着我们的面对小虫说他要求交换舞伴。我不喜欢他的这种做法。我想如果他想和我跳舞，他可以好好的过来请我。我当时认为这是上海人和西北人的区别。但是小虫很开心地答应了，我想我得给他一点“面子”。我和白脸跳舞的时候放的是《友谊地久天长》，所有的人都一本正经地跳着舞，包括白脸，这让我觉得很怪，一直想笑。 在我们第二场演出后的第二天，白脸来请我单独和他去跳舞。我说你为什么要请我去跳舞？可能是我当时的语气不太好，因为那天我心情不好，团里的大人们为分钱的事一直在吵。也可能是我这句话本身弓！起了白睑的什么误会。总之他生气了。他看着我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请你去跳舞？我说我没说你不可以，我只是问你为什么？他说你去不去？我说你有病吧？哪有这样说话的！他说你去不去？白脸的口气始终是没什么感情，音量不大不小的。 我说不去！ 白脸来的时候我正靠在招待所的床上着诗集《城市人》，当我说“不去！”时，这本书被我从床上甩了出去。接着我就闪电般地挨了白脸的那一刀。我没看到他从什么地方拿出的刀，我没看到他的刀朝我伸过来，我也没有看到他拿刀的手放回何处。我只看到他拿着刀站在我面前，面孔苍白，好像有点抽筋，有趣的是他并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窗外。 他划了我，我浑身发冷，身体脱离地球的感觉在疼痛中瞬间降；临，我全部的精神在为之振奋。后背一阵阵发麻，大脑一片空白，眼泪莫名其妙地流下来。我开始发抖，这和我读到某首诗、唱到某首歌、听到某个故事时的感动有点类似，但要强烈和迅速得多。 白脸继续问我你去不去？他还是木看我。我说去哪里？他说去跳舞。我说好吧，你等我去洗手间把血擦掉。 我重新出现在白脸面前，当他抬头看我，我手中的刀朝他的小腹直刺了过去。我的刀刺进去之后没有拔出来。这刀是我爸给我的，是把新疆刀。我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会给我这把刀，这就像我爸会答应我退学一样奇怪，要知道我爸可是知识分子。 白脸一动不动站在我面前，我们两个就这样站着看对方，他空洞的目光令我迷惑，我突然虚弱得想倒下，我彻底飞了，飞走了。大人们过来了。两把刀，两个流血的人。小虫也来了，他和白脸一样站在那儿看我。不知是谁报了警，我被关了起来。西北的警察很猛。我想白脸是当地人，我这次完了。每天早上我得和别的犯人一起到院子里对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双手挂在背部蹲一会儿。牢房里有很多气势澎湃的怪异标语，都是用什么尖锐的东西刻上去的。我不和任何人说话，我不和别人说话是因为我害怕。当一切已被铸成事实，我实在无事可干，我不停地看我的腿，那个时候我确定了自己有一双美腿。 小虫来看我。他问我刀捅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想了想什么也没说。其实我认为那就跟捅了一个棉被的感觉一样。小虫说你后悔吗？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我也木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他一刀，我只是非这么干不可，我没想过我几乎杀了个人，我愿意接受惩罚。 可是这里太脏了！到处都是屎尿，外面真好，哪怕饿肚子都好。小虫说你别哭，别哭，你不会有事的，我去找过白脸了，他愿意帮你，你很快就会出来。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离开那里真好！我有一种“一切有趣的事情就要开始”的感觉。我长时间地看着车窗外，茫茫无尽的旷野是我的感觉，没有树叶的树枝是我的思维。而夜晚的时候，火车在夜晚里穿梭，我爱那种声音，我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了“我愿意用我的飞翔来展示我的翅膀”。 我突然开始喜欢白脸，我想我是在喜欢他，他的脸在那里闪闪发光，我被好奇之心充满。 可能是因为白脸身上有一种我绝对没有的什么在吸引着我，可能是因为他首次给了我“彻底飞走了”的感觉。我开始给他写信，不过这些信从未寄出去过。后来我有了赛宁，就再也不想白脸了。 听小虫说白脸后来因盗墓罪被判了十几年刑，最后他被减刑，现在他自己在西北开了个小店。 十年后的那个下午我在家里烧信，这些往事又被我重新找了出来，触摸着右手臂上那条快乐的小伤疤，我重新回味起我的那把刀捅进去的感觉，就像体会着无边的空虚。我反应不过来这事是我干过的。而那些信，闻起来就像青春的味道。 19岁之前，我喜欢我高中的同学苹果，我还喜欢白脸，在想他们的时候我开始写诗歌。 在这之前我看过《恶之花》，看过徐星，看过陈先发。 有时候我很喜欢我的诗歌，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诗歌什么也不是，我想我得有些故事，我想我必须得有些故事。 在那个寒冷的黄昏，小虫叫我陪他去一个女孩家，我们又慌张，又兴奋，因为那女孩怀孕了。女孩不在家，我们俩蹲在大楼外抽香烟，我拿出我的诗歌，我读给小虫听，最后我说小虫你说这算不算诗歌？ 小虫给了我五块钱买下了我的诗歌，他说我全买下来了，将来我会发财。你会是个革命诗人，或者作家，或者在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总之你现在的诗会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