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语录

我们承认世间非有几个超人——改变历史进化的探险家、征服者、大发明家、大总统、英雄——不可，但是最快乐的人还是中等阶级者，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可是不多；在社会上稍有名誉，可是不太显著。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名字半隐半显，经济适度宽裕，生活逍遥自在，而不完全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人类的精神才是最快乐的，才是最成功的。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我相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世人是憎恶一个跟同伴们来往时过于精明的人的。袁中郎曾写过一篇文章，表白他和他的兄弟为什么情愿用四个极愚笨而极忠心的仆人。任何人想起所有的朋友和同伴时，都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喜欢的人，并不是才能受我们尊重的人，而才能受我们尊重的人，也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人；我们喜欢愚笨的仆人，因为他比较靠得住，因为和他在一起时，我们尽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不必处处提防他。智慧的男人多数要娶不太精明的老婆，智慧的女人多数要嫁不太精明的丈夫。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傻瓜，都因为他们的真癫或假癫，很讨人喜欢，很受人的爱戴。例如，宋代的著名的画家米芾，号“米颠”（即癫），因为有一次穿了礼服去拜一块岩石，叫那块石头做他的“丈人”，遂得到这个名号。他和元朝的著名画家倪云林都有洁癖。又有一个著名的疯诗人，寒山和尚，蓬头赤足，在各大寺院跑来跑去，在厨房里打杂，吃人家剩下来的残羹冷饭，而在庙寺和厨房的墙壁上写不朽的诗。饮食是人生中难得的乐事之一。肚子饿不像性饥渴那样受着社会的戒律和禁例，也大致不会发生什么有损于遭德的问题，这是值得愉快的。人类在饮食方面比在性方面较少矫揉造作。哲学家、诗人、商贾能跟艺术家坐在一起吃饭，在众目昭彰之下，做喂饲自己的工作而毫不害羞，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虽则也有些野蛮民族对于饮食尚有一些羞怯的意识，仍愿独个儿到没有旁人的地方才敢吃。我曾经说过，中国人对于快乐的概念是“温暖、饱满、黑暗、甜蜜”——即指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上床去睡觉的情景。一个中国诗人也曾说：“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大自然本身始终是一间疗养院。它如果不能治愈别的疾病，至少能够治愈人类的狂妄自大的病。大自然不得不使人类意识到他自己的分位；在大自然的背景里，人类往往可以意识到他自己的分位。中国绘画在山水画中总是把人画得那么小，原因便在于此。人类往往忘记自己是多么渺小，而且常常是多么无用的。世上最快乐的人，也就是不被世人所求的无忧无虑的人。道家最有名最有才智的哲学家庄子，他时常告诫我们，不要太著名，也不可太有用。太肥的猪要被人杀死，去供神；羽毛太美丽的飞禽，易遭猎户的注意。他又说了一个譬喻：说两个人协同去掘坟，偷窃死人所穿戴的衣物，为了要得到死人口中所含着的珍珠，竟连死人的头颅，连同颊骨和下颚都用铁锤给敲碎了。 记得曾有一句诗这样写着：“让我们相爱的时候亲吻，不爱的时候分开”，这种恋爱方式，多是发生在艺术家的身上，这种人的生活与思想，本身就是非常罗曼蒂克的，而能够和他们发生感情关系的异性，必然也多少具有同样的气质，因此，这类恋爱才容易发生。这种介于庄重与游戏之间的恋爱，因为当事人在发生恋爱的时候，不问已往，也不管未来，他们所注重的只是“现在”，所以，他们的恋爱是一个时期的，至于时期长短，没有一定，能够延长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到了热情冷淡或爱得厌倦时，大家便毅然分手，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留下罗曼蒂克的回忆。这种恋爱之所以稀罕的地方，在于难得男女双方的“恋爱观”相同，更难得是双方却能够碰在一起。我们知道“到处留情”的男子是多着的，但要所碰到的女人也能适应这种“恋爱观，却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志趣协调的恋人，他们的爱情较能保持得坚固；志趣不同的恋人，却缺乏这种维系的力量，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