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的孤独

我写的女人更有牢固的现实基础，她们的脚稳稳地放在地上；她们坚强，善于忍耐，持之以恒。男人充满了幻想，善于从事疯狂的和狂烈的事业，但是他们缺乏耐心和恒心，在逆境中表现软弱，总要依靠女人的支持，因为女人在逆境中像岩石一般坚不可摧。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是打破真实的事物同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之间的界限，因为在我试图回忆的世界中，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不过，我还需要一种富有说服力的语调。由于这种语调本身的魅力，不那么真实的事物会变得逼真，并且不破坏故事的统一。

我生活了二十年、写了四本习作性的书后才发现，解决的办法还得到问题产生的根子上去找：必须像我外祖父母讲故事那样老老实实地讲述。也就是说，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用一种遇到任何情况、哪怕天塌下来也不改变的冷静态度，并且在任何时刻也不怀疑所讲述的事情，无论它是没有根据的还是可怕的东西，就仿佛那些老人知道在文学中没有比信念本身更具有说服力。尤其外祖母，她不动声色地给我讲过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仿佛是她刚刚亲眼看到的似的。我发现，她讲得沉着冷静、绘声绘色，使故事听来真实可信。我正是采用了我外祖母的这种方法创作《百年孤独》的。

我不愿意把自己当成新闻人物，我厌恶上电视，出席作家代表大会，做报告，参加知识界的活动。

一切好小说都是对世界的一种猜测。

理想的小说是怎样的？是绝对自由的小说。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写第一段。为了写第一段，可能要花许多个月份，甚至许多个年头，直到把它写好为止。只有写好第一段后才能最后决定是否应该写下去，应该采用什么风格，应该写多么长，需要用多少时间来写。

我每天写作，包括星期天，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在一个安静又暖和的房间里写作。

你每天的进度如何？

如果写的是短篇小说，一天写一行我就觉得很满意了。如果是长篇小说，我就努力写它一页。一般来说，越写就越是得心应手。

请不要破坏我这种孤独人、孤僻人的名誉，这样我可以安心地工作。

我不同意任何一种公共场合的介绍。当然我更不愿在电台或电视台上讲话。不，绝对不行。我认为，作家应该写作，如此而已。

我始终在进行试验，写小说的乐趣就在于此——探索，发现，革新。所以我的文学理论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我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我是自相矛盾的。谁要是不自相矛盾，他就是个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是反动的。我不愿意成为教条主义者。

我讲述的不是某个历史事件。我关心的是为读者描述有趣的历史，真实的历史。

写作是为了让读者读，不只是让作家读。

实际上，一个人只是在写一本书。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我正在写的书不是描写马孔多的书，而是表现孤独的书。

我相信，可以通过写作学会写作。现在我写小说仿佛还在报社里工作：我早晨九点来到报社，坐下来写当天的文章，我知道根据我的工作计划该写什么。下午三点结束工作，我戴上帽子离开报社。

关于《百年孤独》，人们已写了万吨的废话。但是谁也没说到点上，这就是关于孤独是团结的反面的观点，我认为是这本书的本质。这是布恩迪亚家族的人一个个失败的原因，是他们毁灭的原因。他们的失败源于他们的孤独，或者说，是由于他们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马孔多的毁灭，一切的一切，原因都在于此。是因为缺乏爱。

我相信金钱的腐蚀作用。

不知什么人总想说服我们这些想搞革命的人接受关于革命是可怕的、灾难性的、残忍的观点。必须彻底地明白，反革命才是可怕的、灾难性的、残忍的东西。这个数字你是知道：智利政变军人杀死了三万多人，监禁了数千人，拷打了数千人。

我所想象的革命是通过集体幸福寻求个人的幸福，这是谋求幸福的唯一体面的方式。

虽然我从没有写过一行诗，我的文学修养却来自诗歌。我是通过蹩脚的诗走向文学的，是从蹩脚诗明白什么是好诗的。

对我来说，唯一多余的东西是名声。我从来也不希望有这么大的名气，这是世界上是令人不快的事情，因为它只能让你感到厌倦。我讨厌我的生活变得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