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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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曾想使他对宗教发生兴趣，但没能成功，而姨妈却使他深深地沉浸在宗教书籍中，尤其使他迷上了他所喜爱的神学家、新英格兰神父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伊达那种坚强的个性，她治理家务所奉行的毫不妥协的宗教准则，使她把大量时间投入到慈善工作中的那种深深的社会责任感，给韦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看到姨妈把母亲那种价值观和倾向付诸实施之后，他开始赞赏他们了。也许正是在斯特拉斯堡时期韦伯获得了保持终生的对新教美德的向往，尽管他并不赞同作为这些美德的基础的基督教信仰。他始终尊敬那些不仅如钱宁一样具有虔诚的信仰，而且以他的道德哲学作为生活指南的人。 (查看原文)

  Polynesia 2赞 2022-05-02 00:17:56

• 他在昏迷中最后说的话——他的体型曾被一位同时代人比作丢勒笔下消瘦的骑士——是“真理就是真理”。韦伯与德国文化史上的一些英雄很相似，他们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和真理而战斗，对平庸之辈所说的权宜之计毫不关心。他是个遵循路德传统的人：“我在此站立，别无他求。”有时，在同时代人眼里他更像个堂·吉诃德。 韦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完全独立的政治立场，拒绝屈从任何思想路线。他主张，在德国战败后第一个踏进但泽市的波兰军官应被枪毙，因此看上去是支持右派政治的；但他又强烈要求处决杀死巴伐利亚革命政府领袖、社会主义者艾斯纳（Kurt Eisner）的右翼凶手。他憎恨鲁登道夫这个可恶的总参谋长，然而又在战后企图保护他，甚至想用公民投票的民主方式为他开脱。 每当他发觉不公正的事，总要站出来像个愤怒的预言家那样责备他的同胞在道德上懈怠，缺少忏悔，正义感迟钝。当学术机构当局拒绝承认桑巴特、西美尔、米歇尔斯这些人的价值时，韦伯满怀激情地为他们辩护，他甚至不怕得罪老朋友——如果他感到一些同事受潮流左右不肯把教授职位授予犹太人或激进分子。当可敬的德国教授们回避俄国人、波兰人、东部犹太学生时，韦伯把这些人召集起来，邀请到自己家中。在战争期间，当和平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如诗人托勒尔（Ernst Toller）受到迫害时，他请他们来到他那著名的星期日开放的房子。后来托勒尔被逮捕，韦伯到军事法庭为他作证，并使他获释。当反犹的右翼学生们在慕尼黑侮辱一名犹太学生时，韦伯找到他们的领袖，要求他立即道歉。他的一位朋友格罗斯（Frieda Gross）与一名瑞士无政府主义者发生恋爱，被人威胁说取消她对孩子的监护权，韦伯在法庭为她辩护了一年多，保住了她作母亲的权利。特洛尔奇在战争期间作为一所军事医院的负责人拒绝让德国人看望法国战俘，韦伯得知后斥责说这是“沙文主义的卑劣作法”，并中断了与老朋友的关系。 无论何时何地，韦伯只遵从自己守护神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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