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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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苏区历史学家迪安娜·洛林根据回忆写的一个片段说得很清楚。中央苏区的语言不仅对马克思，甚至对西方政治思维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诸如“自由”或“平等”这样的词也需要用哑剧来表演。第一个动作：一个男人手搭在另一个人肩上行走。第二个动作：把手放下，这就是解放、自由。第一个动作：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里取东西。第二个动作：两人共分。后者就是平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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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是他第一次进行反击。用历史进行讽喻很快煞住了，但是算总账是在4年之后才开始的。这时毛泽东还不得不做出让步。1962年8月，重新发表了刘少奇在延安的讲话《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谈到了一些同志，“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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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的发言）“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54岁，十月革命后6年就去世了。”“中国人口比德国多10倍，比俄国多3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林彪的讲话使毛都感到惊讶，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但在当时来说，个人崇拜对达到预定的政治目标还是有好处的。对党的主席也许可以说反对的话，但对一位天才式的人物能这样说吗？再说，谁都想保住自己的脑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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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只印毛泽东的著作或颂扬毛的读物，新闻机构也只剩下中央所属的2-3份报刊，因为，如果仅有一种“信息”，那么就无需要更多的“邮递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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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被称为“叛徒、内奸、工贼”，是“帝、修、反的走狗”，是隐藏党内40多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在这类文件中从未点邓小平的名……他从未象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样，被制作成数百万个会叫的橡皮魔鬼供中国幼儿玩。我在背景亲睹把刘少奇制作成牛鬼蛇神放在商店柜台上卖。在街上手拿毛语录小红书的红卫兵用脚踩着一条刘少奇模样的人面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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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阴谋分子制定了《“571工程”纪要》，这个阐述政变的理由及可能性的文件——之所以称之为“571工程”，是因为在中文里这3个数字是“武装起义”的谐音。在工程纪要里毛泽东的代号是“B-52”，这时他们早就不称他为超天才了，甚至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披着马列的外衣，承袭着秦始皇的衣钵”。这些阴谋分子正是妄图利用连他们自己也要咒骂的“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政治混乱和不满情绪。纪要——政变失败后作为党内文件来证明阴谋活动的证据——罗列了一大堆内政的矛盾。在军队、干部中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农民缺衣短粮；青年人被赶到农村是变相劳改；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的工资被冻结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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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已经察觉到，神化不仅为被神化者服务，而且还能为搞神化的人利用。庐山会议后，他已经在为个人崇拜降温，并以此来削弱林彪的地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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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在上海集团的一批人当中根本没有得到同情和支持，甚至当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谈到四个现代化设想时，连毛泽东也未出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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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确实没有悔改。在一次学生批斗大会上，党列举他的“错误”、要他作自我批评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已经老了，听力不太好。你们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清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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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爬上堆积如山的花圈上高声朗诵诗歌，并向那些出于好奇而靠近的人群发表演讲。他们对秦始皇专制统治的影射和对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可以认为是对毛泽东的间接批评，但没有对他进行直接攻击。同时又有许多标语纪念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杨开慧，这也是他们对江青表达不满的一种形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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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党的新的领导人（华国锋）改变了过去的平头发型，改为留长发并向后梳，经过理发师的巧妙处理，使他越来越象其前任——“伟大的舵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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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说，邓小平用来重新理解毛泽东的活动的方法正在形成。他从这位领导人的相互矛盾的言论中，把符合现行政策的抽出来，并把它列入其全部著作的积极部分，同时指出已经受到批判和过时的部分。但是，这样做本身是不够的。如果简单地用毛泽东的话来批判毛泽东的话，那么，新的或者没有完全肃清的激进分子随时都可能发起新的进攻，他们还会找到根据，恰恰是把强调的重点颠倒过来，把这些提法放到首位。客观标准是什么？衡量的尺度是什么呢？邓小平的回答是：实践。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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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仍然试图既要让羊吃饱，又能保住白菜。他宣扬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华国锋的报告长达4小时。而邓小平随后在大会讲台上宣传：中国“需要的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这大概不完全没有一点针对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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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政治家在同毛泽东打交道时有过痛苦经验的话，那就是邓小平。根据党的主席的个人意见，他不是一次、两次被打进政治的最底层。只不过邓小平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一方面清楚地知道凌驾于党之上地毛泽东不是没有原因地，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全党、或至少是整个领导的产物，换句话说也是他自己的产物。另一方，尽管毛泽东曾两次把他赶下台，但总是给他出路，留有重新出来工作的可能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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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81年这个决议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决议不仅要推翻“文化大革命”的偶像，更重要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的全部活动这块巨大的大理石，雕刻一个符合毛泽东之后时代需要的塑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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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红卫兵公布的）关于“不要怕”新的世界大战的观点：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20几亿人口剩9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