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p3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客观地观察行动者的行为和思想状态，同时依靠研究者的主观直觉和理解对这些行为和思想的意义做出判断。p5研究方法三个层面进行探讨：1、方法论，即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包括基本的理论假定、原则、研究逻辑和思路等。2、研究方法或方式，即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3、具体的技术和技巧，即在研究的摸一个阶段使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和技巧等。p22质的研究中，重要的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针对现象本身再现现象本身的质。是研究者个人拼凑构造的。本质是实物之中抽象的属性，而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情境。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之外的实证主义研究，即存在绝对的真理和客观的现实。更思辨、随意，如包括哲学研究，自认反思，政策分析，而质的研究强调经验主义、要有资料或信息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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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百度百科1形成发展霍克海默、阿多诺与哈贝马斯霍克海默、阿多诺与哈贝马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建于1923年，A.希特勒上台后曾先后迁往日内瓦、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往纽约。1950年，部分成员返回联邦德国重建研究所，部分成员仍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社会政治理论研究。霍克海默1930～1958年任研究所所长,并于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杂志》(1932～1941)。参加研究所工作的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除上述几名代表人物外，较有影响的还有：E.弗罗姆、W.本杰明、F.波洛克、A.施密特、O.内格特等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发展与社会研究所的成长历程具有密切联系,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创立和形成“批判理论”阶段；战后至60年代末过渡到“否定的辩证法”阶段；1969年以后，研究所逐渐解体，批判理论的主旨仍以不同的形式保持在新一代理论家的著述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2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A.叔本华、F.W.尼采和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K.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G.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3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批判理论家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具有强大革命潜能的信念，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用。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成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据此，他们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中，阿多诺进而赋予“否定的辩证法”以否定任何肯定事物的普遍否定性的地位，认为它是一切可能的社会认识之基本原理，从而在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确定了认识论根据。在这些基本原理中,批判理论同社会理论,归根结底把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总体性的理论认识的要求，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阿多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包含着对“虚假事物”的“肯定”陈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以及对历史进程的“肯定”陈述。这样，客观的技术决定论的宿命观点与主观的唯意志论的自由观点之间的二难抉择便被引申为社会的辩证法。在对现代社会的判定上，“否定的辩证法”把认识论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激进的批判主义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一种“统治”和“意识形态”，它通过支配自然界而实现对人的支配。因此，要在工业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拯救人的精神价值是毫无希望的。批判理论与社会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认识上都与现代社会学具有紧密关系，它的社会理论观点被看作是批判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观点的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行动的具体纲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论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形成和社会功能等诸多知识社会学问题，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并对当代有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家K.曼海姆的观点产生了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方法论，批判理论继承了德国人文科学的精神传统，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结构功能主义从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现代社会视为有机的整体。针对这一点，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论述中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而是一个病态的机体，为此不能把偏离这一社会的规范、标准的行为视为反常现象，反之应看成比病态社会标准更为正常和健康的现象。据此，他们指出西方社会学必须正视“价值重估”的问题。批判理论在诘难社会学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即“价值中立”时，把反对实证主义发展到断言现代科学技术是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最深刻根源，把反对自由主义推进到左派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立场，充分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取向。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积极参与了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关于实证主义的论战。他们就晚期资本主义的前景、社会学的价值前提以及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即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家K.R.波普尔和结构功能主义者T.帕森斯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辩。双方的观点可视为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两种传统的概括总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一国和社会学一门学科和范围。理论的演变与学派的解体　60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场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他在学术上也开始怀疑早期“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有效性，并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哈贝马斯按照知识的旨趣把科学分为分析的科学、解释的科学和批判的科学。他把社会学和心理分析视为批判的科学，想通过社会学的批判能力来唤醒人们从崇拜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或阿多诺时期相比已大为改观：它已包含有实证科学的概念和因素，近似于一种实用―心理分析的知识社会学，又接近于一种解释学的“沟通行动理论”。尽管该学派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恪守原先的立场、观点，如施密特仍在力主保持“批判理论”前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内格特还在坚持极端左派的见解，但作为最后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后退，已标志着统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3研究中心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1924年，但要到1930年由霍克海默成为机构主任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方式，包括以马克思及黑格尔、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及文化等等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借助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们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立所谓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相较于传统社会科学要以科学的、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等等的法则规律，他们则更进一步要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哈贝马斯提出的沟通理性等，都是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4代表人物本雅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联系密切，并受到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Gershom Scholem 犹太神秘主义理论的影响。本雅明著作等身，其中一篇作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最广为人知。阿多诺狄奥多·阿多诺 (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 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德国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该学派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霍克海默 、本雅明 、马尔库塞、哈贝马斯 等人。他同时也担任过“电台计划”的音乐部主任。在成为青年乐评以及业余社会学家之前，阿多诺本质上是个哲学思想家。外界给予他“社会哲学家”这个称号，是着重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关于社会批判的面向，其社会批判思想也让他自1945年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取得显赫的学术地位。阿多诺的学说主要受到马克斯·韦伯、卢卡契、本雅明的影响。阿多诺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几位主要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将能抑制或冻结那些能使其崩溃的力量，也就是说，可以将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刻已经过去了。就如他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中所述，哲学仍是有必要的，因为人们尚未对此一光景有所觉察。阿多诺认为，通过侵害革命意识的客观基础，通过冻结曾作为批判意识之基础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阿多诺发现文化产业界缺乏内外批评，没有潜力。就他来看，人们都被文化界的媒体广告操纵。流行文化使得现代人很被动；唾手可得的快乐让人变得易于满足，温良恭顺，忽视现下的经济环境。各个文化产品虽然看来有别，但实际上还是同一模子刻出来的。他写到：“大家都收到标准版消费品。但这些东西藏在‘味道控管和官方文化中的假个人主义’里面。” 这是假个体化及同质化现象。这种大型文化威胁到更具深度的艺术产业。文化产业制造资本主义的供给需求，但这些都是假的。真正的需求具有自由、创造的精神，是真正快乐的。 也可以说，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让真假需求都在市场上，让我们是非不分。弗罗姆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年3月23日－1980年3月18日），又译作弗洛姆，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毕生致力修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处境。他企图调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跟人本主义的学说，其思想可以说是新佛洛依德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交汇。弗氏被尊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后来从德国移居美国后仍然保持与学派的联系。马尔库塞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1898年7月19日－1979年7月29日)，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马尔库塞与马克思、毛泽东并称为“3M”。马尔库塞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弗洛依德的影响，同时也受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的很大影响。早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解释，并以此猛烈抨击实证主义倾向。从50年代开始，主要从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揭露，主张把弗洛依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他试图在弗洛依德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性的文明和非理性的爱欲协调一致的新的乌托邦，实现“非压抑升华”。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责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在《审美之维》中则认为，艺术（主要指先锋派）自动地对抗现存社会关系并加以否定和超越；倾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及普遍经验，促成完整人的再生。在《反革命和造反》里，他强调艺术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的世界与渗透价值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统一。他认为艺术具有对现实的肯定性和保守性以及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的两重性，艺术的肯定性力量同时也是否定这一肯定性的力量。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和革命可统一于改造世界和人性解放的活动中，它用新的美学形式来表现人性，以唤来一个解放的世界。美学是摆脱压抑社会的唯一学科，是单向度社会中双向度的批判形式。哈贝马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为“启蒙”进行了辩护， 称现代性为“尚未完成之工程”，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对话及有力的批判。哈贝马斯在知识论上的主张是：任何一个认识都起源于旨趣(knowledge interest)。他提出人类旨趣的三种类型：“经验─分析的科学研究”包含技术的认知旨趣；“历史－解释学的科学研究”包含实践的认知旨趣；具有批判倾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的研究，包含解放的认知旨趣。5学派详述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过程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一些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个学派的名称来源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创办于1923年。1931年，一个叫霍克海默的思想家担任了所长。他在一篇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中指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和哈贝马斯等人。法兰克福学派在媒介研究中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单向度文化”的概念以及“机械复制”理论。在这些学者眼里，传媒是我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扬、王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最重要，也是影响最为深广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点。以致于不乏有人说，不读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就没有资格来谈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与传媒》）也有人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就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1）1923—1929年为孕育期。1918—1919年德国革命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起义失败，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革命理论分歧深刻。第三国际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萌生。在此背景下，1923年2月3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格律恩堡出任所长。他站在讲坛社会主义立场，主张以从事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研究为该所的发展方向，把该所办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结点。（2）1930—1939年为创立期。1930年霍克海默接任所长，吸收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进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主要从事社会哲学研究，出版《社会研究杂志》。法兰克福学派就此诞生。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研究所被迫迁往日内瓦、巴黎，并于1934年迁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3）1940—1949年为发展期40年代初，研究所又迁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此时，该学派以法西斯主义、大众文化等作为重要研究课题，写了大量著作，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哲学理论。（4）1950—1969年为昌盛期，1949年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回到法兰克福大学，重建社会研究所，出版《法兰克福社会学丛刊》，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留在美国，创立了发达工业社会理论。60年代起，该派成为西方哲学社会学重要流派之一，并在美国和西欧的知识青年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布，对1968年的“五月风暴”起了先导作用。（5）70年代起为衰落期。随着老一代成员霍克海默、波洛克、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相继去世，学派内部理论分歧加深，分为左右两派，并导致哈贝马斯、奥菲等人离开社会研究所，学生造反失败，“新左派”运动趋于沉寂，法兰克福学派整体上已经瓦解。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理论来源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主要理论特征是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相关的人本主义，以左的姿态批评一切的激进主义，用交叉学科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综合性，以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主体”的个人主义，以及继承近代欧洲哲学和文学传统的浪漫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是与社会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批判理论，一般认为，是一种关于国家和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理论，它着眼于哲学、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之间的关系，并且对社会现实提供一种系统的分析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明确地把哲学的社会功能界定为对现存的批判，他说：“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1937年，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批判理论”一词，认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在思维方法、逻辑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同点。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传统理论”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据以再生产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旨在帮助社会的再生产过程；而“批判理论”则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和现行劳动分工的限制之外，使人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旨在推翻这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传统理论”实证主义地从固定不变的既定事实出发，得出同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的“顺从主义”的结论。而“批判理论”则认为自己主要的目的是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性的东西，证明他们是不真实的，所以，它是作为一种否定的理论出现的。创新常常和否定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有关。联系到我们上次课讲到的西方传媒学者的两种不同研究思路，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理论”的研究方法是立足于经验实证研究的方法，“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立足于对社会制度和文化进行整体反思和观照的方法。前者微观，后者宏观。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是来自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我们可以简单地形容它为“两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谓“人类的异化”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成为了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到摧残。劳动不是满足生活本身的需要，而是满足生活以外的需要（比如获取金钱）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劳动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此处加入纪录片《失去平衡的世界》片段或者卓别林《摩登时代》工人拧螺丝的片段更好）法兰克福学派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这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核心思想。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多的看到的是生产过程的异化，而没有注意到现时代同样被异化的消费过程。他们强调异化的“多面性和无所不在性”，异化表现在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上，还表现在人和自然以及人和自身的关系之上。而“消费主义”世界则是全面异化的根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消费过程逐渐浸透到人们的灵魂中，对人的批判意识和自我思维产生致命的影响。卢卡奇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明确表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他的“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化批判。卢卡奇把“物化”现象同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具有的拜物教本质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则使“物化”现象不断加剧。它使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或者说，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人为物役（驱使）。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也存在这种悖论。一方面媒介带给人便利，另一方面，媒介又成为人认识世界的障碍。如今，大量的频道和节目使人无所适从。比如，人被遥控器支配，变成电视动物。关于“沙发上的土豆”的说法。法兰克福学派继承这些理论资源，把自己的批判对象定位于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人的人性是实现了还是异化了。这里，一个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活动中。消费刺激了人的“虚假的需求”，在传媒广告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中，导致人的精神和灵魂被物质产品控制，从而迷失自我，被“物化”和“异化”。我们先来看，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眼里，什么是人的真正需要和“虚假的需要”。马尔库塞在《单面人》这本书里认为，“虚假的需要”就是那些流行的需要，比如按照广告的宣传去休息、娱乐、处世和消费，爱他人所爱，嫌他人所嫌，都属于虚假的需要的范围。这种需要常常是一些利益团体人为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带给普通大众一种强迫性的消费需求。马尔库塞认为这种“虚假的需要”，在传播媒介的帮助下，使人的劳累、攻击性、痛苦以及不义永恒化了。真正的需要是人的内心自由和批判现实的理性思维能力。这些东西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遮蔽和侵蚀了。人的内心失去了美的趣味、善的信仰和真的追求。“虚假的需要”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对人的“强迫性消费”控制。马尔库塞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消费控制”。在他看来，文化工业的先进手段使得“那些为了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从外部强加于个人的需求”不断大量生产出来，特别是所谓“强迫性消费”。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诱导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断得到一种虚假的满足，“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1]在马尔库塞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由于商人和传媒的共同操纵，人们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一旦把追求物质享受这种“虚假的需求”奉为信条，实际上人们已把“商品作为自己生活灵魂的中心”。人同产品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这就是“物化”和“异化”的结局。马尔库塞指出：“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2]大众传媒参与制造的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和传媒文化本身，是包含着某种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举例：比如媒体曾经公开报道的天津一家日资软件企业，开发了一种二战游戏，其中详细地标示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城市和港口。游戏本身是带给人娱乐享受的，但这个游戏中包含的明显的反华、歧视中国人以及拒绝反思战争罪恶的心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后来，在这家公司打工的两名中国青年揭露了这个游戏的实质，并愤而辞职。这家公司也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撤回了这款正在开发的游戏。还有很多类似的事件。比如一些儿童玩具，也包含着不良社会意识。）而“强迫性消费”正是通过广告、通过大众传媒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可以不遇丝毫抵抗就进入人们的私人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将其完全改变，使之逐渐划一，削弱了个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能力。人在文化工业的熏陶下，已经消弥了个性。个人自主性的丧失和个性的泯灭意味着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的消失。人们就自然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此处加入对“单向度”的说明。One-Dimensionality，就是平面化、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不去把现存制度同应该存在的真实世界相对照，也就丧失了理性、自由、美和生活的欢乐的习惯。人变成“单向度的人”是对人的本性的摧残。）在这种模式里，“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它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3]可以说，大众传媒所参与制造的文化工业产品在使人成为“单面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借助各种媒介和舆论工具，比如无线电、电影、电视、报刊、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加强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和操纵，使人最终丧失那种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的自由”。人们把受操纵的生活当成舒适的生活，把社会的需要当成个人的需要，把社会的强制当成个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对现存制度的批判能力。（举例：比如关于成功人士的半张脸的神话，关于幸福家庭的神话，以及关于白领阶层生活方式的神话。可以举例说明广告参与制造人的消费心理，制造人的消费欲望。比如脑白金广告。含有褪黑素，能够刺激人眉骨之间的松果体，科学研究发现，这种东西有助于睡眠。但是没有这种东西，人也睡了几千年，睡的一样很好，不是说没有它人们就睡不着觉了。但大量的广告宣传，使一些人迷信于它的神奇功效，并产生依赖心理。那么，这就是一种被商家、广告刺激和人为制造出来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它的背后是少数利益群体的利益驱动。如果很多人都消费这种商品，被这种商品所控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变成单面人了。）三、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评理论的主要概念和内容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传媒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压迫性结构的大众传播与媒体产生了极浓的兴趣，”所以，“传播在这一理论运动中占核心地位，而且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一直是特别重要的部分。”（1） 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法兰克福学派用语。指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包括商业性的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流行音乐等各种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收入《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在这本著作中，他们首次揭露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具有大工业的特征。这种大工业化的文化生产，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体劳动者的精神劳动。那时，文化是少数“天才”的特权，他们所造就的文化即所谓的精英文化、贵族文化。现如今，由于科技的发展，文艺作品制作的手段日渐普及，文艺创作转变为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可以大规模成批进行生产和复制的活动。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而转变成了“工业”，因此就以“文化工业”指代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其含义是：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批判理论能够也应该被运用于符号产品的生产，应用于具有审美的、娱乐的、意识形态的使用价值产品的生产上。精神文化产品像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工业一样具有以下特征：使用异化劳动，追求利润，依靠技术、机器提供的优势，主要致力于生产“消费者”等等。这就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产品，是一种适合于大众口味的、方便面式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今天流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畅销小说、商业电影、通俗电视剧、流行歌曲、休闲报刊等，都是这种文化工业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工业”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文化工业被满足“大众”需要的商业力量所操纵，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它所制造出来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丧失了艺术作品作为艺术本质的否定与超越精神。同时，这种艺术创造的方式依赖于机械技术，作品内容和风格千篇一律，缺少艺术价值。文化产品“趋于一律”，相互只有细小差异，不追求艺术完美，只热衷投资效果；它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束缚人的意识，剥夺人的情感，阻碍人的自主性发展，它是操纵和欺骗的一种手段，是稳定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文化工业实际上是社会统治的帮凶。另一方面，凭借对媒体的垄断，文化工业控制了大众日常生活直至内心欲望，取消了个体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使之成为“单向度”的人。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文化工业对广大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巩固自身的统治。文化工业的特点包括：（1）先进的传播技术带来的先进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手段。他们认为电影、电视、广播、无线电是“特别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既不存在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而是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是他们的主人的声音的问题。”（2）文化工业混淆了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的界限。“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世上传言愤世嫉俗的美国导演说，他们的影片必须把11岁的智力水平考虑进去。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极其容易把成年人变得象是11岁。”（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引自陶东风等编《文化研究》第一辑198-206页）文化工业也混淆了经典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的欣赏品位降低，对现实的感知越来越迟钝。本来，在古典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和张力的，而大众传播媒介无所不在的渗透，使这种距离消失了。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媒介使文化与日常生活联结在一起，而这带来的结果是艺术的堕落和人的麻木。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详细描述了高雅艺术和现实的距离消失之后，大众的行为模式直接受到了媒介的影响和控制，并且深陷其中，无法摆脱的状况。他说：“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电影观众认为，电影就是外面大街上发生的情况的继续，……生产技术越是密切地和完整地重复经验的对象，人们今天就越是容易产生错觉，认为外面的世界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情况的不断延长。……从倾向来看，生活与有声电影不再有什么区别。由于电影远远超过舞台，吸引住了观众的全部幻觉和思想；……电影总是用它的内容教育观众，促使观众直接用它去衡量现实。今天，文化消费者的想象力和自发性之所以渐渐委缩，这不能归罪于心理机制。文化产品本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声电影，抑制了观众的主观创造能力。……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第117-118页）所以，在文化工业产品的作用下，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下，人们逐渐失去了自由思想的能力。（3）文化工业的本质是赚取利润。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4）文化工业产品构成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扼杀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2）大拒绝（Great refusal）：马尔库塞用语。指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原为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使用，用以表达艺术成就的首要特征。马尔库塞借用这个概念，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重新解释，认为大拒绝是进行抗议的年轻人对不必要的压抑的本能拒绝，是为争取最高的自由形式，创造一种无压抑秩序的斗争，是一种抵制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现代文明的斗争策略。它要求人们拒绝使资本主义统治永恒化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拒绝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包括拒绝使用死气沉沉的语言，穿戴整洁的服装，享用富裕社会的精巧物品，接受为它服务的教育，生产反对人民而保护统治者的物质工具和思想工具等等。60年代末，美国一些“新左派”，把马尔库塞的这一个斗争策略具体化为不事生产、留发蓄须，穿着破烂，聚居生活的“嬉皮士”（街头人）运动，以示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与反抗。马尔库塞认为，艺术，作为文化中的一个最活跃、最不甘于现状的向度，在本质上是否定的，拒绝的。它源于现实又反过来否定现实，他说，“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它揭示现实对人的压抑和排斥，它歌颂现实所没有而应该有的东西。但是在文化工业的大潮中，艺术的这种锐气已经被洗尽了，文化中理想向度与现实向度的巨大差距已经被弥合了。艺术本是一种异己的精神文化产品，如今被强大的物质文化收编和同化，随着这一收编和同化，一个双面的，既肯定又否定的文化变成单面的、肯定的文化。马尔库塞还认为，当代工业/技术社会，作为一个“合理的物化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它与以往的极权社会不同，它不再赤裸裸地压抑人们的物质需求，相反，它通过源源不断地提供物欲的满足和幸福的许诺来消解人们的批判意识和对立情绪，借此压抑他们对超越的追求。马尔库塞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相信，在当代物欲横流的文化生活中，人们失去的不仅是纯真的艺术，而且是爱欲（Eros），即艺术创作的内驱力。爱欲源于性欲又超越性欲。性欲代表身体特定区域（直接的性感应区）的局部冲动，爱欲则代表整个生物体的冲动，后者由生物性的动力上升为文化的动力，不仅生育肉体，而且生育艺术，成为文化的建设和批判力量。但文化工业只会压抑爱欲的升华，它将性引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使露骨的色情描写充斥在电影、小说、新闻等各种传媒作品之中，这些色情描写只会将力比多（Libido，意为性本能）无限期地禁锢在直接的性感应区内。（3）机械复制主义（Mechanical reproductionism）：德国本雅明用语。作为现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根本特征，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认为艺术史在某种意义上是机械复制的历史，现代科学技术无限多地复制作品，使传统艺术的“光晕”消失，艺术原有的功能与价值也发生变化。艺术的全部功能颠倒过来。机械复制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对礼仪的寄生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展示价值的主导地位；艺术接受从侧重膜拜价值的凝神观照的接受方式转变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性接受方式。前者被作品所吸收，在接受中唤起移情作用，达到净化目的。后者把作品吸收进来。如电影的接受通过片段零散的镜头、画面的蒙太奇转换，打破观众常态的视觉过程的整体感，引起惊颤的心理效果，实现激励公众的政治功能。该用语反映了其理论的技术主义倾向。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中，本雅明是对文化工业较为宽容的一个。他特别关注艺术生产过程中，机械复制技术的应用和这一应用的潜在影响。他认为，人类在工业社会之后，进入了技术复制的时代，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现代艺术以机械复制为主导，摄影和电影、电视是其重要的代表。在技术复制时代，艺术从个别文化精英的手中解放出来，成为大众欣赏的对象，但与此同时，大众所欣赏的已不是同一种艺术。以画为例，以前的人欣赏的是画家的画作本身（如毕加索的作品），但是在技术复制时代的大众欣赏的是画的机械复制品。（如毕加索画作的照片）毫无疑问，描绘一幅画和复制一幅画是两道完全不同的工序。好比戏剧和电影，戏剧是表演，电影则只是复制表演，戏剧演员面向着观众，电影演员则必须面对一堆机械从事表演。那么，在本雅明看来，艺术在机械复制时代失去的最灿烂、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艺术品自身的“韵味”。（aura）也有译作“光晕”。所谓“韵味”，指作品独特的质地和由此带来的神秘感，它只属于原创的、独一无二的作品。韵味使人陶醉、神往，所以原创作品具有较高的膜拜价值，本雅明认为最早的艺术品起源于宗教的礼仪。到了技术复制时代，由于照相等复制技术的发展，作品可以随时随地大量复制，而且复制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艺术品于是不再独一无二了，因此不再具有独特的韵味。随之而来的，艺术的膜拜价值受到抑制，展示价值得到加强。艺术不再是宗教礼仪的寄生物，它从礼仪中解放出来，被展示在公共的场合，供大众观看。从某种角度看，艺术被普及了。本雅明不同意阿多诺的看法：当代文化生产越来越标准化、模式化和简单化，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操控——无论是人为的或者是技术的操控。他认为，机械复制技术所大量复制的不只是艺术和艺术的主体，它还复制了消费这种艺术的大众。在艺术品面前，大众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也有选择和判断的权利。总之，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艺术形式。（4）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大众文化”是我们理解电视媒介参与制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关键词。金元浦先生在他的文章《定义大众文化》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说法，“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4]“大众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的消费内涵。甚至可以这样说，“大众文化”的生产就是以刺激大众消费为目的的。没有消费的“大众文化”产品，要么内容不够适销对路，要么根本就不属于“大众文化”产品。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消费内涵抱着明显的批判态度。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大众文化“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5]总之，“大众文化”的消费属性、商品属性决定了它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电视媒介是大众文化生产的主力军，所以电视媒介既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推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的主要力量。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消极意义时，必须指出，这种批判是一种悖论性的批判。对于绝大多数在现代社会中被边缘化和被冷落的弱势人群来说，大众文化是他们最有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消费的文化内容。我们不能以大众文化的商业属性、平面化内涵、维持现存体制的保守性、遏制人的精神解放等等名义取消这些下层民众消费大众文化的快感和幸福。毕竟，从总体上说，文化从精英向大众转向，是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现实。四、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评理论的影响和意义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先河，对于传媒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各种学派的传媒和文化研究取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播批判理论。”而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则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和理论基点。不难发现，在当代的文化评论中，批判理论的踪迹随处可见，结构主义、符号学、意识形态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都可以见到它的影子。它们对大众传媒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对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评理论的争议。（内容见《传媒批判理论》第76页）1995年3月13日，丹麦导演Lars Von Trier 和Thomas Vinterberg在哥本哈根联合签署了《Dogma95》宣言，全文如下：1．影片拍摄必须在场景的现场完成。不得取用道具和加工的场景设计（若是道具是非不得已必得需要，则须在道具可以被找得到的现场拍摄）。2．声音和影像的制作不得分离。（音乐除非就存在于影片拍摄现场，否则禁用。）3．必须是手提摄影。任何移动或是固定的镜头，只允许在手提摄影里完成（不得用脚架，影片必需在取镜的现场完成）。4．必须是彩色电影，不得使用特殊灯光（若是灯光太弱不足以曝光，这场戏就必须取消，或是只能使用附在摄影机当中的单一灯光）。5．禁止使用光学仪器以及滤光镜。6．影片不得用浅薄的动作填塞（不得出现谋杀，武器）。7．禁止背离当时和现场（影片必须发生在当时和当场）。8．不接受类型片。9．必须是Academy的35mm底片。10．我进一步立誓克制作为导演的个人口味，我不再是一名艺术家，我立誓不是要创作一部“作品”，因为我认为刹那比整体重要。我的最高目标是怎么样从人物和场景身上把真实挤压出来。我立誓尽一切之能事，并放弃任何品味或美学的考虑来达到这一点。我仅立下上述守贞誓约。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两位导演拍出了好几部作品，频频在各大电影节获奖。他们的电影像质粗糙，随机性强，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场面调度，没有任何精心的设置，没有任何外在的美感。故事也很是很单一的平铺直叙，每个人看过之后都不会想去看第二遍——故事很清楚，电影语言也无法分析。如果看过了他们的“宣言”，还去分析其镜头运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拉斯·冯·提尔被认为是近年来丹麦最有创造激情和影像表现才华的导演，1994年，他拍摄的电视肥皂剧《医院风云》（The Kingdom），混杂了戏剧、鬼怪故事和超现实主义，营造出诡异的神秘气氛，在丹麦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后来发行的长达280分钟的国际电影版，也陡然使得欧洲“洛阳纸贵”。1995年，他突然放弃商业利益转而投入艺术电影的艰难旅程中，与丹麦青年导演汤玛斯·温特堡在哥本哈根发表了“道格玛宣言”（Dogma95），宣称放弃一切商业电影的刻意制作，要以最纯朴的方式呈现最真实的影像和故事。这一决定带给他极度的资金困难，不过他的影片不需要很多钱也能完成，在1996年的《破浪》之后，他用《白痴》（1998年）彻底地实现了自己的电影理想：完全摒弃人造光源、禁止没有声源的音乐、晃晃悠悠的摄影机永远游离在观众的视觉焦点之外、接近纯自然的表演呈现了绝妙的非专业纪录片效果，在一片充满艺术气息的赞叹声中，《白痴》遭到了票房惨败，而他的信仰伙伴汤玛斯·温特堡则在戛纳电影节拿到了评审团大奖（《欢庆》Celebration，1998年），这个奖，使得丹麦电影终于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得到了大量的投资。承受着背离“道格玛宣言”的指责，拉斯·冯·提尔带着制作精良的《暗夜舞者》来到戛纳，这是一个类似音乐电视的影片，摄影优美，调度灵活，灯光造型极尽完美，为了充分展现火车舞蹈，甚至使用了100台35毫米电影摄影机，除此之外，冰岛女演员比约克的表演也可圈可点。在金棕榈光环的照耀之下，这部由丹麦、瑞典合拍的剧情片取得了世界性的票房胜利，尽管如此，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也仍然不比好莱坞的二流电影更高。《罗塞塔》法国和比利合拍让·皮埃尔·达涅和吕克·达涅编导艾米丽·迪奎恩主演1999年戛纳金棕榈大奖和最佳女演员奖“电影就好像一座房间，你住在里面得感觉舒服才行。”（吕克·达涅）达涅兄弟简介——“ 我们是一个人，四只眼睛。”吕克·达涅（生于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时，他的哥哥让-皮埃尔·达涅（生于1951年）正在接受演员训练。1975年，他们开了一家电影公司“DERIVES”，制作了大约60部纪录片，在1981年，他们成立了“Films Derives Productions”，制作了5部叙事电影。吕克·达涅在布鲁塞尔大学负责一个编剧工作室。他的哥哥让·皮埃尔在里格通讯艺术与科学大学管理一个视听方法工作室。这部影片促使比利时通过了被称作“罗塞塔计划”的立法。该法律禁止以低于最低限度的工资雇佣青少年工作。一部影片促成一部法律的通过真是善莫大焉。主要剧情片：1987年剧情长片处女作《Falsch》1996年《诺言》1999年《罗塞塔》2002年《儿子》一、手持摄影手持摄影的技术历史和美学历史法国新浪潮导演使手持摄影成为一种美学风格；DOGMA95将手持摄影作为一条“教条”，产生了独特的电影语法规则。而这部电影中手持摄影的大量使用，以及极端贴近被摄对象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突和主体介入。创造能够抵抗摄影机存在的情境（拖车内，有助于创造私密空间）创造动势引起紧张晕眩的节奏感（开头，结尾）摄影机对主人公的不断近距离侵犯，拷问，直到她彻底倾颓（结尾）摄影机强烈的主体意识，对主人公的呵护用超16MM拍摄 ，向任何变化开放 （素材达到60小时，而影片只有90分钟；最后一场拍摄10次，使用了最后一次）最后，最主要的，创造真实感人的电影二、夸张声响人物的喘息声扭打的动效声高速公路的车声、摩托车声脚步声、摔门声、冲撞声手与任何物体狠狠接触时的声响夸张的声响与晃动的影像结合，包围着主人公，产生强烈的对抗；时而又非常安静，创造出充满呵护感的私人空间。三、朴实表演极端朴实、粗野的表演风格动与静的对照脸部特写、眼睛特写流露内心对摄影机的对抗、倾颓、乃至虚弱，引起怜悯台词简洁、内敛，韵味深厚你叫罗塞塔，我叫罗塞塔你有了一个朋友，我有了一个朋友你找到了一个工作，我找到了一个工作你要过正常的生活，我要过正常的生活你不能陷进淫荡，我不能陷进淫荡晚安[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3]《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4]《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6日[5]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475页。

社会学派——百度百科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学派。1892年美国社会学家A.W.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开设了第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班，与G.E.文森特合写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1894），并于1895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系创立后，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W.I.托马斯、R.E.帕克、E.W.伯吉斯等人，形成了该系强大的师资阵容。到20年代，在帕克等人的努力下，该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 200余名研究生，300余名本科生，开设 40多门课程，成为同期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以后影响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芝加哥鸟瞰图芝加哥鸟瞰图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托马斯和F.W.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1925）、《都市社区》（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团伙》（1927），等等。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方向对后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30年代，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1935年美国社会学会创办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不再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刊物为全美社会学会刊。这一变更标志着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统治地位的减弱。芝加哥成为社会学家心中的圣地对于每一个或具有宗教，或具有政治，再或具有学术信仰的人来说，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圣地。犹太教徒有他们的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徒有他们的麦加；革命者有红场或是延安；而对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来说，他心中的圣地就是芝加哥。芝加哥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学家心中的圣地，是因为自1892年起，刚刚诞生的芝加哥大学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从那时起它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伯吉斯、麦肯齐、法里斯、奥格本和沃斯，他们因具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长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阿兰·库隆，2000：71），而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上，这是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其实，1940年代之后，在从米德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的旗帜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还聚集了一批享誉战后社会学界的大师，如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大卫·里斯曼等，他们则被称之为社会学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Fine,G.A.,1995）。这些社会学先贤们的学术思想、人生成就、社会活动和后继影响，就是我们这篇包括上下两个部分的文章将要解读的主要文本。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摇篮多少有些偶然。1890年，有着实业界的“强盗大王”和虔诚的浸礼教徒双重身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老板洛克菲勒，同意浸礼教会的提议，在芝加哥这个当时仅次于纽约的美国大都市捐资建立一所大学。威廉姆·哈珀（William R. Harper）这位在耶鲁大学教授希伯莱语的年轻博士，因为其宗教背景（先前也是浸礼会的牧师）和对社会改良运动的热衷，而有幸被聘为这所大学的校长。不过，在威廉姆·哈珀的头脑中当时还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他所领导的这所新兴的大学所以会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只是因为在他开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单中，碰巧有一位社会学家，这就是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 Small，1854－1926）。芝加哥大学建立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是必然的尽管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一种偶然，但这个年轻的学科能够在那里生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美国早期社会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内战之后，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从资本主义营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成为精力充沛的大汉。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在这其中，芝加哥的发展尤为突出。这个1833年还仅有数千居民的原木贸易站，在60余年内凭借当时开通不久贯穿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和1893年为纪念发现美洲400周年而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到19世纪末一跃而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1930年即在我们将要论述的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更是达到350万人！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外，还有一系列因素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孕育美国社会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温床：它是一座工业城市、商业中心和交易所，资本主义在那里获得了近乎野蛮的发展；它的人口十分混杂，1900年时，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国移民构成的，这赋予芝加哥以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受到新教的影响，它还是一座文化与艺术之城，极为推崇教育和书本；同时，它也是一座现代城市，经历了1871年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耸立起了美国最初一批钢筋与混凝土建筑。当然，决定社会学在美国的最初发展的骰子所以最后掷向了芝加哥，还因为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1904年，当马克斯·韦伯访问芝加哥时，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斯莫尔的三大贡献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1892年，当38岁的斯莫尔来到芝加哥之时，具备了在这所有着浸理教会背景的大学中设立一个新的系科并担任其领导职务的全部理由：1879年，这位浸理会教友在结束大学神学学习之后，曾前往德国柏林和莱比锡留学三载（这在当时是美国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并在柏林与后来独领欧洲和美国社会学之风骚的格奥尔格·齐美尔相识。1889年，返回美国的斯莫尔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后三年担任科尔比学院的院长。正是在科尔比学院，斯莫尔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教授这一新兴学科。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这位早年受到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用了相当的精力去翻译前者的主要著作，并一直希望芝加哥的社会学系能够成为德国社会学的前哨阵地，而他自己的著作及其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已经被人遗忘殆尽。不过，这位同哈珀一样有着改良社会之热诚的浸理会教友，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同学者的角色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从1892－1925年，到退休时为止，在斯莫尔担任系主任的33年行政生涯中，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并且担任主编30年；其三，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这是至今仍然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前身。这三大贡献不仅在相当时间内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芝加哥社会学由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组成在1930年代之前，芝加哥社会学由两个主要的社会学分支组成，这芝加哥学派代表建筑芝加哥学派代表建筑就是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所以能够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的主体内容，既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流行范式或“潜在的学术氛围”有关，也与芝加哥突然崛起而又紊乱无序的城市生活有关。就前一个因素而言，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无论是沃德、萨姆纳，还是吉丁斯、罗斯，受到法国心理还原主义者塔德的影响，大都信奉心理进化论，这使得社会心理学成了193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学家的最一般的专业选择（1930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1832名会员中，37%的人是社会心理学家；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在13265名会员中下降到19%）；而就后一个因素而言，正是芝加哥在1833－1930不到100年间的迅猛发展，使得最能够突出现代工业社会本质的城市以及那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美国社会学家关注的主题。在这两个领域中，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而托马斯则是能够在这两者间汪洋恣意的一位大师。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之一，也是最早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教授之一。不过，这位社会心理学家其实并不是社会学系的教师。从1893年离开密执安大学，追随其好友哲学家杜威到芝加哥任教的那天起，到1931年去世时为止，米德都一直是该校哲学系的教授，也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释者。米德在芝加哥社会学中的地位，用罗伯特··法里斯（芝加哥学派的8位主将之一——埃尔斯沃斯·法里斯之子）的话来说，主要是通过其在哲学系开设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奠定的。这门课程从1900年开始，到米德去世前的1930年为止，每年一次，整整开了30年，吸引了大批学生，其中包括社会学系的大多数研究生。在这门经典课程中，米德积30年之功，系统地阐释了后来被其学生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而他死后由几位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辑的《心灵、自我与社会》（Mind,Self,and Society，1934）一书，也因此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圣经”。要想系统地阐释米德思想的来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位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位神学教授家庭的天才，16岁就考入了其父所在的奥伯林学院。因为父亲早逝，米德读完大学后便以充任小学教师、铁路勘探工和家庭教师糊口。1887年，米德再度入学，考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师从威廉·詹姆斯和乔赛亚·罗伊斯。一年以后，米德前往德国深造。在德国莱比锡，他从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那里获益匪浅，尤其是冯特的“姿势”（gesture）概念后来成了支撑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概念；也是在莱比锡，米德遇到了后来使他对心理学产生终生兴趣的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而在柏林，刘易斯·科塞猜测，米德曾听过齐美尔的课，因为后者对互动及整个社会微观过程的关注正是后来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所在。米德的思想直接与三位美国思想家有关不过，米德的思想直接与三位美国思想家有关，这就是他在哈佛时的老《再度发言》《再度发言》师詹姆斯、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时的好友哲学家杜威和社会学家库利。借用乔纳森·特纳的话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为米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显然，从詹姆斯那里，米德获得的是“自我”这一概念，它说明人类具有将自己视为客体看待的能力；在詹姆斯之后，库利完善了“自我”这一概念，论述了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对对方姿势的理解，以及是如何根据他人的看法认识自己的，这最后一点，即库利的“镜中我”，为米德提出“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概念提供了温床；最后，杜威所提出的“精神”（mind）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并在互动中发展的理论，同样对米德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米德的理论在其生前被称为“社会行为主义”，其具有鲜明的反对身心两元论的特征。米德将自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me）两个部分，前者是个体对他人作出反应的动力性趋势，后者是社会的自我，它依赖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是通过在社会互动中概括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后形成的。重要的是，主我和客我总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受齐美尔的影响，米德倡导从持续进行的社会过程或社会互动开始研究社会，因为精神、自我与社会都产生于这一过程。如果说，在米德生前，他的理论将芝加哥社会学的视野从斯宾塞等人对宏观社会过程的关注转向微观的社会层次（包括社会问题的微观研究），那么，在他之后，符号互动论则成了抗衡战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孤军”，这其实也是“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成就托马斯的大业如果单从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时间先后来算，威廉.I.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1863－1947）称得上是一员老将。1893年，当他得知芝加哥社会学系成立时，这个在田纳西大学毕业、在德国过留学，并且已经在奥伯林大学获得教职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然地来到芝加哥，成了斯莫尔和亨德森的研究生，并在两年以后成为系里的教师。这时的芝加哥除了他的两位导师以外，加上一个文森特，就是它的全班人马。1908年，托马斯获得了一笔为数5万美金的资助，并由此开始了他对移民的社会心理与城市生活适应性的研究。5年以后，这项庞大的研究计划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合作者——波兰人兹纳涅茨基。通过对波兰移民家庭的书信往来和生活史的研究，两人合作完成了长达5卷本的巨著《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1918－1920）。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他们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尽管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最早将社会心理学定义为“有关态度研究的科学”，但与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两位社会学家关心的不是特定个体对特定事件的特定反应，而是组成群体生活的每一位成员所普遍采取的态度。《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作为一部文献研究的典范，不仅成就了托马斯的大业，也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有人将这部著作视为定性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将30年后塞谬尔·斯托弗的《美国士兵》（1949）视为定量研究的里程碑。确实，《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科塞），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巴纳斯）。其实，托马斯社会学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他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这一被罗伯特默顿称为“托马斯原理”的假设向人们展示，情境的社会定义尽管是主观的，但却有其客观的结果。如果用“托马斯原理”去解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那么虚心不一定会使人进步，骄傲也常常不会使人落后。因为如果周围的人都将你视为一个骄傲的人，你就别无选择，只能够按让人感到值得骄傲的方式去生活。其实，这已经为贝克尔和勒默特的“社会标签论”提供了理论雏形。尽管在芝加哥社会学系成立后的20余年里，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在那里找到了自己最为合适的生长土壤，但在1915年前它还一直没有获得“芝加哥学派”的美誉，因为到这时为止它最重要的旗手还没有出场。“大器晚成者”的帕克现在，历史的聚光灯该将自己的光芒投向罗伯特·帕克，这个在1914年已经50岁时才步入芝加哥殿堂的“大器晚成者”。虽然他年近半百才来到芝加哥，但在密执安上大学时，受约翰·杜威的影响，已经使他与芝加哥有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大学毕业以后，帕克的经历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887－1898年的记者生涯，在这11年里，帕克辗转于明尼苏达、底特律、丹佛、纽约和芝加哥这5大新兴城市之间，并对城市生活有了独特的感受；第二阶段帕克再返校园，先在哈佛大学后赴德国求学，这期间他不仅在柏林的Friederich-Wilhelm大学成为齐美尔的学生（这也是他一生接受的唯一正规的社会学教育），而且萌生了对社会心理学尤其是集群行为研究的浓厚兴趣，1903年帕克凭《群众与公众》（Crowd and Public）一文从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手中获得博士学位；第三阶段帕克再度回到社会之中，1905年他结识了黑人领袖B.T.华盛顿，并与后者密切合作了7年，“逐渐了解了黑人的生活、习俗和状况”；第四阶段，因为托马斯的热诚相邀，帕克于1913年来到芝加哥社会学系，为学生开设“美国黑人”的课程。尽管由于社会学系没有编制，帕克是以神学院教授级讲师（professional lecture）的名义进入芝大的，并且在这个几乎无薪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九年，但是凭着对城市生活独一无二的理解，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近乎着迷般的倾心，帕克于1923年升任正教授，并很快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中心人物。帕克这位后来者在1920年代以后能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还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1918年，将他引入芝加哥社会学殿堂的托马斯因“生活不检点”而被迫离开了芝加哥；1925年，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创始人斯莫尔退休，1年后去世；也是在1925年，1919年返回芝加哥接替托马斯的社会心理学教席的埃尔斯沃斯.法里斯继斯莫尔之后成为社会学系主任，不知是否与法里斯的儿子罗伯特·法里斯跟随帕克攻读博士学位有关，这位新系主任给了帕克更大的发挥自己才华的空间。有关帕克学术贡献的文献称得上汗牛充栋，2000年90岁高龄的费孝通还为自己的这位老师写下了整整100页学术札记（费孝通，2001：133－234）。确实，帕克和托马斯一样，是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从“扶手椅”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现实品格的第一批学者。在1921－1931的10年间，帕克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进行了15项有关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对象包括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犹太移民等等。1932年，即在帕克从芝加哥社会学系退休的前一年，这个来到中国北京燕京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老人，还带着费孝通“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希望学生能够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学习社会学。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在帕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中，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有两部是不能不关注的：其一是他与伯吉斯合作写成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导论》（Introduction of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1921），其二是他与伯吉斯、麦肯齐和沃斯合作的《城市》（The City,1925）。在前一部长达1000页的教科书中，帕克和伯吉斯共选择了14个主题，其主要内容涉及人类本性、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人的社会化和集群行为，它规整了1920年代后美国社会学的基本发展方向；而在后一部200多页的小册子中，帕克和此时芝加哥社会学的另几位主将鲜明地提出，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众所周知，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麦肯齐提出了后来流传盛广的“同心圆说”，将一个现代都市划分为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帕克和伯吉斯都认为，这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和郊区或往返带（commuters’ zone）；也是这本著作连同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献，确立了城市社会学的最初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衰落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象征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有关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可以找到的原因有许多：包括美国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在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潮已经回落，城市已经多少变得井然有序，人的边际性也开始减少；包括社会学力量在其他学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罗金创办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战后因帕森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和塞谬尔·斯托弗在方法上的贡献而异军突起。使得芝加哥学派开始滑向衰退的原因不仅有已成为中坚力量的布鲁默、里斯曼、沃纳和休斯陆续离去；还包括美国社会学已经从齐美尔的人道主义和解释性传统，转向高度定量化和统计性的，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社会学家普遍怀有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开始下降；最后，造成芝加哥社会学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这一反叛的标志是创立了另一本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它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杂志》（AJS）长达31年的统治。尽管在反叛后的193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大权又重新落到芝加哥学派的埃尔斯沃斯.法里斯手中，但芝加哥社会学君临天下的“霸主”地位已经消失，新的强势集团正在东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浮现。美国社会学改朝换代的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逼迫芝加哥社会学“禅让”的直接事件，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稍前于此，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主要的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社会学才俊，组成了一个青年社会学家团体。这个团体在思想上脱离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传统，在制度上则脱离了芝加哥的组织约束（亚历山大，2000：160）。1936年，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创立了我们前面提及的《美国社会学评论》，它象征着东部新的强势集团开始挑战芝加哥的“霸主”地位。在1930年代，几乎每一个年头都会发生一些后来影响到社会学走向的重大事件。紧接着1935年和1936年，在1937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这个直接引发芝加哥社会学大厦坍塌的“伟大的年轻人”（Merton,1980:69），写出了能够衡量他是如何“再造”社会学之成就的标尺——《社会行动的结构》（赛德曼，2002：59）。这部艰涩难懂的奇书，不仅将韦伯和迪尔凯姆这两位欧洲社会学大师的思想系统介绍到美国社会学界，而且标志着美国社会学改朝换代的开始。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当然，在此之前一直独领风骚的芝加哥并没有就此土崩瓦解。不仅在此之后美国社会学会的领导职务多次再回到芝加哥人手中，而且具有明显对抗意义的事件是，也是在1937年，我们这篇文章将要论述的主角之一——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00－1987）撰写了“社会心理学”一文，第一次将由乔治；米德开创的芝加哥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称之为“符号互动论”（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Schmidt,E.D.,1937）。考虑到布鲁默不但是乔治；米德的学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而且是帕森斯参与的1935年的“反叛”的直接“牺牲品”（这一“反叛”导致了布鲁默被解除了担任多年的美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一职），1937年的“巧合”是颇富于象征意义的：它说明现代社会学的两大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开始了面对面的厮杀，它也预示着10年后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重新崛起。论述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有必要再回到乔治；米德那里。尽管刘易斯和斯密斯两位社会学家通过对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课程注册、论文和著作中引述的次数，以及其他资料的计算和分析，欲图说明“米德并不是芝加哥社会学程序中的中心人物”（David L. Lewis & Richard Smith,1980），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乔治.米德，没有在其社会心理学思想上提炼出的符号互动论，就肯定没有战后芝加哥传统的“复兴”，一句话，没有我们这里将论述的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所谓“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其内涵是确定的。它不仅具有严格的时间（战后到1960年代）和空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在理论上，它继续秉承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主义思想；在方法上则倡导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等一系列定性研究路径。这样一种标准，将赫伯特.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戴维.里斯曼囊括进来，同时将这一时期虽然也在芝加哥任教或求学但却属于定量主义阵营的豪泽、古德曼、邓肯、博格和卡茨排除在外。事实上，1956年的“系主任之争”（Chairmanship Battle），不仅迫使败北的里斯曼出走，而且定量主义者菲利浦.豪泽的成功已经预示着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蜜月”的终结。第三代芝加哥社会学家的领头羊是布鲁默一般说来，社会学史家将芝加哥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以斯莫尔为代表，最杰出的是米德和托马斯；第二代以帕克为代表；第三代的领头羊则是布鲁默。1930年代初，帕克的退休和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加之宏观社会背景的变化，结束了第一个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历史。我们已经看到，芝加哥统治地位的结束直接影响到赫伯特·布鲁默的个人生涯。当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1925年进入芝加哥，1927年从米德手中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31年接替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教席时，正遇上芝加哥社会学一统天下的好时光。单从1925－1934年的10年中，美国社会学会的10任会长有7任落入芝加哥人手中，就能看出当年的芝加哥是何等的气势如虹。不过，1935年的“造反”废黜了布鲁默的“太子”之位时，也正是他扶摇直上的年龄。能够想见，芝加哥和他个人的双重“不幸”，在布鲁默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会化成一种怎样的前行动力。作为米德思想的传人，布鲁默志向远大，他曾说过：“在我看来，尚没有谁曾以符号互动的观点对人类群体生活的本质做过系统的研究。在以往的学者中，米德对这类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基础，但他没有发展出一套可供社会学使用的方法论来，我的目标是提供一套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尽管布鲁默对米德的思想尤其是方法论不太满意，但他却一直恪守米德所主张的互动过程是持续进行的这一基本观点。在布鲁默看来，人们正是通过互动过程，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和相互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并对当时的情境加以共同的定义的。我们曾经提及，在布鲁默发展自己的符号互动论时，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大潮已经席卷整个社会学界。显然，布鲁默对大多数社会学家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结构和组织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将人类的社会行为仅仅视为这种结构和组织的体现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强调结构的决定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在倚重制度、文化、规范、价值、分层、地位、角色和组织这样一些结构性范畴的同时，忽视人们借以积极构造他们行动和互动过程的主观解释过程，而正是在后一过程中，人们通过角色扮演和符号沟通来调整和适应他们的各种行动路线。用最为简洁的语言来说，社会组织或社会结构并不决定互动模式，但它们本身却是在互动过程中突生的。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达布鲁默对结构与行为或互动的关系。在布鲁默眼中，社会结构或文化的可变性，只是在它们影响人们在其中活动的情境时，或人们在主观上解释或定义情境时考虑到它们，才会影响互动过程。因此，社会制度不能够离开人们的主观定义而保持他们的作用；显然，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的主观定义和解释在大范围内发生变化时，社会制度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布鲁默强调人类行为的选择性、创造性和非决定性，强调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行为科学的独特性，认为人类行为的研究者应该进入行动者的世界，他们的“注意中心应该永远是经验世界”，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布鲁默自然会反对操作主义定义、反对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采用测验、量表、实验等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严格说来，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理论本质上具有反理论的特征，他深信社会学家没有能力建立不朽的、客观的理论构架，而这种特征是由布鲁默对经验世界的看法所决定的。在布鲁默那里，由于经验世界是由在不同情境中的行动者之间的不断变化的符号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些只能在特定情境中剖析特定事件的概念就无法把握现实社会的整体性。要想把握现实的经验世界，必须使用那种虽然未被明确规定、但更富有内容的概念——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虽然这种概念缺乏定义性概念所具有的对属性和事件的精确说明，但却提供了从何处能发现各类现象的线索和启示，这类概念包括文化、制度、道德和人格特性等等。从1930年代开始，芝加哥社会学的地位就不断遭到先是来自东部后来也来自西部的挑战。这种挑战除了地缘因素和理论差异以外，还突出地表现为方法方面定量和定性两种传统的水火不容。芝加哥的传统是定性的，但是从1927年倡导“科学的社会学”（scientific sociology）的威廉姆·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1986-1959）自哥伦比亚来到芝加哥后，在芝加哥内部就埋下了这两种传统冲突的伏笔。这种冲突在1936－1951年奥格本任系主任的15年间一直此起彼伏。可想而知，那时的布鲁默多少有些度日如年。不过，在当时的芝加哥，布鲁默并不是孤家寡人，定性传统的另一个积极张扬者是罗伯特·帕克的学生——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这位1928年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毕业生，自1938年重回母系后，就一直是由托马斯和帕克所创立的芝加哥社会学田野研究（fieldwork）传统的积极捍卫者。休斯是芝加哥社会学田野研究传统的捍卫者休斯所以一直倾心于田野研究，同一系列的因素有关：首先，他个人一直对人类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不但在芝加哥，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是帕克的女婿、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弗尔德，而且他本人也“通晓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人类学的各种研究、问题和方法”（Chapoulie， 1987：266）。其次，同布鲁默一样，休斯认为田野研究能够使调查者更好地洞悉和理解社会世界与自身的不同。因此，尽管他对定量研究也能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各种统计数据，强调芝加哥的学生也应该精通统计学，但是他还是更为喜爱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为芝加哥田野研究传统培养了大批的继承者。不过，尽管布鲁默和休斯在维系芝加哥传统方面是一对犄角，但他们在日常研究中却似乎很少合作，这一点和以往的帕克和伯吉斯完全不同。休斯的学生霍华德·贝克尔后来回忆道，“195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休斯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布鲁默的学生，但不会是他们两人的学生”。不过，因为布鲁默和休斯对知识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这种一致超越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以致贝克尔紧接着又说，所以“大多数人（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早些）最终会明白，我们也总是他们两人的学生”（Becker,1988: 19）。布鲁默离开芝加哥1951年，布鲁默的“克星”奥格本退休。这时的布鲁默按说已经如鱼得水，其影响完全控制了芝加哥社会学系。但是，翌年的仲夏，他却离开生活了27年的芝加哥，转任加州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布鲁默离开芝加哥的原因据说与他未能获得系主任的位置有关（起初，他与豪泽都是系主任的可能人选，但最终却是休斯获得了任命），但另一种说法却是，他妻子虚弱的身体更需要加州湾区温和的日光（Gary Alan Fine,1995: 264）。布鲁默的离去，以及在此前后芝加哥社会学系内部的龃龉，肯定对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但在此之后的近10年里，芝加哥的个体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并没有消失殆尽。1940年代末－1950年代末的芝加哥，仍然是美国社会学的几个主要的重镇之一。在那段时间里，爱德华.希尔斯（1945－47，1957再度返回）、威廉.怀特（1945－1948）、彼得.布劳（1954－1963）、詹姆斯.科尔曼（1957－1959）、大卫.里斯曼（1949－1958）这些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都先后在芝加哥落过脚，1951年，默顿还让自己的学生刘易斯.科塞到芝加哥师从休斯。不过，在芝加哥内部，真正继承布鲁默和休斯的符号互动论传统的，还是芝加哥自己培养的两位博士——霍华德.贝克尔和欧文.戈夫曼。贝克尔研究越轨行为领域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1928-）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1946年，这个早熟的芝加哥人在18岁那年就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21岁和23岁时又在休斯的指导下分别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以后，贝克尔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两年，1953－1955年赴伊利诺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自1955年起，贝克尔受雇于自己的导师休斯，作为项目主任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从事社区研究，并在那里一口气呆了7年。在这7年里，他在收集大量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白衣男儿：医学院校的学生文化》一书（1961）。尽管这是贝克尔与休斯等另外三人联合署名的一部著作，但贝克尔应该是它唯一真正的作者。贝克尔最大的贡献，是对1950年代流行的功能主义越轨行为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其实早在1940年代末撰写硕士论文时起，贝克尔就尝试着用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社会标签”的理论，质疑那种将越轨视为是由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压力造成的观点。他发表在AJS上的“成为大麻服用者”（1953）一文（这是1963年出版的《圈外人》一书的第三章）和埃德温·勒默特的《社会病理学》（1951）一书，也因此成为“社会标签理论”正式成型的标志。作为“社会标签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贝克尔和勒默特认为，单单根据越轨者的行为或社会结构是无法理解越轨的，只有认识到越轨行为也像其他行为一样涉及到互动关系，我们才能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它加以分析。如此，在他们眼中，越轨既非与生俱来的品质，也非后天教化的产物，而是社会反应、他人定义的结果。在《圈外人》一书中，贝克尔用明确的语言论述自己的观点说，说到越轨，“我的意思是，越轨是由社会群体造成的。这些群体规定了若干规则（违反它们就构成了越轨），并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被称为“圈外人”的特殊个体。根据这种观点，越轨的根据不是人们行动的性质，而是一些人将那些规则和制裁方法应用于圈外人的结果。越轨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越轨标签的人，而越轨行为则是被人们贴上了这种标签的行为”（Becker,1963:9）。贝克尔在论述中，希望将破坏规则和越轨区分开来。越轨确实破坏了规则，但它仅指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标签的破坏规则的行为。这里，就涉及到正常人向越轨者转变的问题，即他是如何被贴上“越轨”标签的。在这方面，勒默特的解释和贝克尔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社会病理学》一书中，勒默特将越轨划分为“初级越轨”和“级次越轨”。初级越轨，如一个人对税收偶尔错误低报了收入、一个人偶然的歇斯底里、一个人出于好奇而尝了尝大麻是什么滋味。这类行为的发生可以不被人看见，当事人不会认为自己在越轨，同样也不会引起他人类似的看法，这类似贝克尔的“破坏规则”。不过，如果这类行为碰巧被人看见并被公布于众，情况就会急转而下。过失者会处在一种类似加芬克尔所说的“贬黜仪式”之下，并受到指责或惩罚。尤为重要的是，这时他就会被人贴上各种越轨者的标签，如疯子、偷税者、婊子、无赖、同性恋、小偷或吸毒者。周围的人会开始根据这一标签对她做出反应，时间一长，过失者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接受这一标签，形成新的自我概念，并开始做出相应的反应。此时，这一举动已具有“次级越轨”的形式，即贝克尔所说的“越轨”。由于越轨标签获得了证实，越轨行为就会逐渐成为习惯性行为。在这样的基础上，贝克尔在《圈外人》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把越轨理论的分析从越轨行为转移到那些把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Moral Entrepreneur）身上去，最起码也要将越轨视为被人称为越轨者和称人为越轨者这两部分人进行互动的结果（Becker，1963：163）。这样一种思路将人们长期以来接受的“越轨行为导致社会控制”的逻辑整个儿颠倒了过来，在贝克尔和勒默特那里成了“社会控制导致了越轨行为”。戈夫曼对当代社会心理学最有力的贡献尽管贝克尔少年早熟、才华横溢，但因为一者他的研究仅限于越轨行为领域，二者他本人又基本上在密苏里过着学院外的生活，因此，布鲁默之后符号互动论的真正旗手还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戈夫曼1922出生于加拿大，1945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以后移居美国。不久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3年获博士学位；1953－195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958－1968年转往布鲁默任教的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后任费成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兰克林讲座教授；1981－1982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1956）一书中提出的，后经《隔离场所》（1961）、《烙印》（1963）、《日常接触》（1963）、《互动分析》（1967）和《框架分析》（1974）等一系列著作完善的“社会戏剧理论”，用科塞的话说，“在很多方面丰富了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被公认为“对当代社会心理学最有力的贡献之一”。《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是在这样两项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一是他为了撰写题为“有关农村社区中社会互动规则”的博士论文，在设得兰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上进行的为期一年多的社区生活调查；其二是在读硕士期间在E.A.希尔斯的指导下从事的社会阶层研究。这两项研究引发了戈夫曼对微观社会过程的兴趣，也为他描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构成《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书的基本主题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是如何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的？戈夫曼认为，作为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我们都十分关心如何在众多的观众（即与我们互动的他人）面前塑造他人能够接受的形象。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像在舞台上一样，我们应把能为他人所接受的形象呈现在前台，而把他人或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藏在后台。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后台则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表演者在后台为前台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出来的东西。在后台，表演者可以得到放松、休息，以补偿在前台区域的紧张。除了前台和后台，戈夫曼还以极其娴熟的技巧，从戏剧学中借用了全套术语来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其中最为核心、也最为贴切的是他对“表演”的借用和描述。在他那里，人的表现分为两类：一是用各种语言符号或替代物给予的明显的表达；二是通过广泛的行动流露出的隐含的意义。他认为，表演主要是指后一类表现，以及对这一类表现加以控制的技巧。因为自然流露的意义虽是真实的，但未必是为他人接受的，故人们在互动中要造成某种印象的话，总少不了对这部分“未加控制”的流露进行控制。不过，自然的表演总是进行了控制，又显得未加控制的。控制的痕迹过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作”。剧班，也是从戏剧学中借用来的另一个成功而贴切的术语，它指的是“在表演同一常规程序时相互合作的任何一班人”。剧班表演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剧班的任何成员都有权放弃或破坏表演，因此，表演的成功有赖于它们彼此间的配合；其二，通过合作而在观众面前维持特定情境定义的剧班成员，相互间则很难再保持这种特定的情景定义。戈夫曼认为，不能将剧班视为个体表演者的简单相加，因为如果说个体表演者表现的只是自己的特征，那么剧班表现的则是成员间关系和被表演的工作的特征。戈夫曼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严格恪守了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精髓，而且在方法上也体现了布鲁默一贯倡导的非量化的定性研究特性。尽管戈夫曼的研究没有使用精确的测量、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但他的敏锐观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却使人不得不承认，“在戈夫曼的著作中关于人类事件的报告比许多具有大量定性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库佐耳特语）。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持续时间不长因为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变化多端，也因为芝加哥社会学内部的矛盾，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用加里.A.范因的话来说，它的核心年代就是1946－1952年，最长也不超过1946－1960年（Gary Alan Fine,1995:9）。1952年，显然指的是布鲁默的出走所带来的断裂；1960年则是一个多重事件决定的年代：先是1958年已经因《孤独的人群》一书的出版而身名大振的大卫·里斯曼在“系主任之争”失败后离去（这位原本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学家虽然不是芝加哥的传人，但一者因为他与休斯的友情，二者因为他对定性研究方法的痴迷，本当是芝加哥精神的继承人），接着是同一年里戈夫曼追随布鲁默去了加州伯克利，再接着是沃纳的离去，最后是1962年休斯从芝加哥退休。其实，休斯的退休使得在芝加哥外围工作的贝克尔也像断了线的风筝，至此，由托马斯、米德和帕克传承而来的芝加哥传统终告结束。参考文献：David L. Lew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