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仿论

__奥德修斯的伤疤__／《摹仿论》第一节 笔记（1-28）

奥德赛，十九卷，_中断描写的40行_（伤疤来历的描写）

荷马史诗中情节高潮的因素微不足道，史诗风格并非要扣住心弦（不同于现代小说）

只是荷马不懂得什么背景故事，他每次叙述的都是目前发生的事情，他的讲述完全占据了活动场所和人的意识。

歌德、席勒：荷马诗篇中的“__延缓法__”——本来属于史诗，与为目的而渲染的紧张气氛__根本不同__。否定他们的两个看法：1⃣️叙事诗的准则2⃣️美学考虑；奥尔巴赫认为的原因：__荷马文体的需要__。

荷马文体：凡是提到的事情就不能模模糊糊，不能不加以表述。——让伤疤浮现于若明若暗的往事中是不能容忍的。

荷马史诗最感人和地道：所描述的事件的每一部分都摸得着、看得见，__可以具体想象各种情况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没有可以隐瞒的、不可表述的事情。毫无保留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世界。__详细道白，没有人因此缺乏语言逻辑，缓解联系非常清楚，层次分明的区分，又有不间断而通畅的联系。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疏漏和裂缝，_不会有继续可以深究的地方_。

地点和时间的现时性。

制造前景和背景是找不到的；荷马只懂得运用__前景__，只会运用着墨平均的客观现在时——视角切入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于是，伤疤的来历便只能是个独立完整的现时故事了。

对比以撒献祭的故事，犹太神的无形、无处和孤独形象。（第7页）没有任何插入情节，甚至“一大清早”不是为了划分时间界限，而是出于道德上的意义：顺从。时间不是用来限定时间，地点也不是用来限定地点，不是对它的限定——令人窒息的紧张局面。“__难以捉摸__”的心理状态

—而荷马史诗中，形容词、情节插入，仿佛是绝对存在的、没有被现实裹挟的东西。他们的命运总是__一清二楚__，感情虽然强烈，却简单。感官生活的愉悦就是一切；没有什么大道理，没有隐藏第二种含义。

圣经故事的作者与故事真实性之间有一种更为强烈、明确的关系。“真”——圣经不满足于历史真实的要求，要求自己是唯一真实的、负有专制使命的世界。（神圣历史作为所有历史的唯一基础和可靠来源）征服我们

这些故事是背景化的、不明晰的、隐含着第二个含义。上帝的干预是模糊的、有所触动、背景性的。要求诠释；“隐藏的上帝”；

“一统天下的要求”

陌生世界一旦不适合，便需要阐释；“这种解释的变换和欧洲人的生活共同处在永无止境的、动荡的发展中”

__世界历史的需要__，与独一无二、且隐且现、以预言和要求的方式操纵世界历史的__上帝__始终纠缠不清的关系，与上帝不断处于矛盾和冲突的关系。

__圣经：宗教—历史的视角；故事和故事的组合联系越是凌乱，平行联系越少，立体的联系就越强__。

圣经：立体联系；选中和塑造；

荷马：整体感

荷马主人公全然没有的个性特征，时间只能给荷马主人公留下纯外表的痕迹。而旧约中的人物，上帝创造、挑选、自始至终的培育，千锤百炼。“在不幸和屈辱中，才体现出上帝的崇高”——旧约的屈辱和荣耀要大得多。

传说 VS 历史，传说明确果断、一清二楚、始终如一，历史支离破碎、矛盾重重、纷繁复杂。（Pilinus和Prajanus的信）

萨穆耶尔书—传说向历史报道的转变；

只要涉及到人类历史时，旧约全书总是具备三个方面的特性：传说，历史报道及阐述性的历史神学。

在描述行动上，希腊世界更为拘谨、平静。这个世界完全是静止不动的，战斗只是在统治阶层的不同集团之间进行，下层人绝无参与的可能。／圣经的动荡、剧烈，旧约更深刻的历史性和下层社会的动荡关联

__崇高—悲剧__：荷马对表现日常生活毫无顾忌，田园牧歌、祥和安宁；旧约故事中，崇高、悲剧和问题从一开始就展现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在旧约中，不断郁结的炉火、经济与精神的结合、父辈的祝福与上帝的祝福的交织，日常生活充满冲突的因素。崇高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对两篇文字及其代表文体进行比较——欧洲文化对现实进行文学描述的出发点，两种文体表现出的不同类型：

—荷马，详尽描述，着墨均匀，各部分联系紧密，表述自如，前景，一目了然，在历史发展和人类问题有限；

—旧约，突出几个部分，淡化其他部分，支离破碎，后景化，含义模糊，需要诠释，世界历史的要求，历史发展观念的形成与问题的深化。

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作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不是一个其主观印象得到再现的主体，而是众多经常变换的主体，在我们这段引文中是

可怜而粗俗的欢乐，身体早衰和快速劳损，无节制的性生活，同生活条件相比孩子生育过多，因为交媾是惟一免费的娱乐。而在这些现象背后，在最坚定和最睿智的人那里，是即将喷发的革命仇恨，这些就是这段引文的主题。这些主题被直截了当地感官化了，毫不忌讳最直白的语言和最丑陋的事件。这种文体的艺术完全摒弃了传统意义上追求令人愉悦的效果，它们服务于恶劣、压抑和惨淡的真实。但同时，这种真实也产生了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进行一场社会变革的效果。

在他们（不仅是他们）的作品中，对下层平民的描写出人意料地与对丑陋、令人厌恶、病态的东西进行感性描述的需求连在一起。这种需求远远超出客观需要，超出典型性和代表性。它反映了作者对于理想化、美化的崇高文体的各种形式的激进而顽强的抗议，这种崇高文体的形式虽早已没落，却仍支配着读者的一般鉴赏力，而其渊源是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则无关紧要。这也是对把文学（乃至艺术）当作惬意的抚慰性调养的观点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