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一、出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以前，刘新园竟从未在大陆出版著作，二十年来，就连论文也绝少发表。但同时，他却在海外频频刊布著述、不断演讲学术，其研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于是，其新作难见，便常被大陆学人引为憾事。如今，情况终于改变，这应当感谢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努力。
刘新园之所以引人注目，当然首先在于其学术贡献。我的工作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包括陶瓷在内)的研究和教学。由于这个学科的稚嫩，由于刘新园的出色研究和这个稚嫩学科至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他的学术贡献，我或许有比较特殊的体认。以下，想约略谈谈的，就是我所认识的在当代陶瓷史研究背景中的刘新园及其新著《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考》。
应当事先说明，刘新园此著本是篇讲演稿，原是给第八届波普纪念会写做的，纪念会于美国弗利尔美术博物馆召开，那还在1994年10月。约翰•波普为著作宏富、影响深远的美国现代东方学家，在中国陶瓷的学术史上，这个名字也极其响亮，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元青花就是从他开始的，著名的“至正型”也是由他提出的。1995年，讲演稿以《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考》为名，由台北的艺术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还被译为英文先发表、后出版。如今，为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大陆版，刘新园又做了不小的修改，主要是增写了关于鹰犬纹的讨论，添加了《清宫藏瓷不见宣德虫罐的原因》一节。
二、如果说，刘新园的工作有一个核心，那么，它显然是景德镇的陶瓷考古。倘若只从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成立算起，在这个元明清最重要的陶瓷产区，刘新园和他的同事也勤奋工作了近二十年。他们的工作虽艰苦而琐细，但成绩斐然，令人感佩。因为，至少人们知道，有权在景德镇考古的，不只一家，但唯独刘新园领导的研究所，以大大小小的残片，粘对复原出了上万件元明官窑瓷器(还有许多重复品，因库房狭小、不能存放而暂未粘对)。围绕这些科学发掘的出土物，十多年来，刘新园在海外刊布了大量深刻而绵密的论著。
刘新园何以被看重，一个基本的原因便是其研究的实物证据充足、可靠。这同拉扯出片断牢靠或不大牢靠抑或甚不牢靠的材料，发表些胡言乱语截然区别，也和随意牵引材料，做高屋建瓶状，凌空驾虚地说“道”论“器”根本不同，而后两种轻浮的态度，不仅已在工艺美术史研究中风靡多年，并且，还在蔓延扩展。与刘新园辛勤著述同时，国内的收藏风气日盛一日。元明官窑瓷器是古董买卖的一大热点，于是，关于它们的鉴定论著也铺天盖地。有心人不难发现，那些论著大多陈词滥调充溢，稍好的，虽然编排巧妙，但实质言论却依然似曾相识。假如不考虑出版家、撰著者的商业动机、专业能力的话，资料的问题就是症结的所在:他们依据的实物大抵是传世品，这些传世品非但往往来历不清、时代难明，且数量也常常不多。
对研究而言，资料的准确至关重要。传世品常常浸染着造作时代欠准确的先天弊病，因为，从北宋末年开始，中国制作里的仿古作旧便逐渐发展为专业，形成了传统，并且，时代越晚，摹仿的手段也越加高明，那些材美工良的精妙官府制作就是摹仿的重点。这样，传世品会在艺术价值往往较高的同时，还伴生着科学价值常常较低的缺陷。对研究而言，极其重要的还有资料占有的充分。一个常识无须证明，如若依据片断的资料，结论的客观也无法想象。
刘新园终归不同，以数量言，他和其同事粘对出的元明官窑瓷器远远超过今世公私收藏的总和，至于其品类之全，也令任何公私收藏无法比拟。这样，若以景德镇瓷器的鉴定论，刘新园的意见也一定比其他人更可信赖，而基于资料的差距和方法的区别，刘新园的结论常与他人有不小的出人，甚至截然相反。
仅以此著的资料为例。以前议论宣德官窑蟋蟀罐，实物资料不过寥寥数件，被刘新园引人讨论的则将近30件，不但数量相差悬远，且与通常所据为传世品不同，其核心是得自窑址发掘的22件。如果只讲鉴定，刘新园也做了不少远比他人细密严谨的工作。比如，经过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他指出，坐盖式的蟋蟀罐制作在宣德元年至五年，平盖式则烧造于八年到十年。这个结论的获取及其可信性无疑是鉴定家难以梦见的。
说到底，刘新园的卓然成家，正在于他心存高远的学术理想，这使其工作比习见的鉴定学或艺术史研究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而这个理想显然是捕捉行将消逝的历史信息，揭示器物与人、与时代的内在联系。
三、尽管刘新园的工作依靠着最充分、最可靠的实物资料，但是，如果止步于准确的描述它们，只配进行即令比“瓶儿高，罐儿低”高明，也必定有限的讨论，因此，其后继的工作便是对实物的全力解说。
以此著为例，为深人、全面地解说这些蟋蟀罐，刘新园大量引用了文献等其他资料。其中，不仅有正史、笔记，还有实录、政书、韵书、类书、别集等等。实录里，不仅有中国的《明实录》、还有朝鲜的《李朝实录》。一般研究古代陶瓷，所用图录多仅限于陶瓷，而此著引用的却大多是绘画图录。至于前人、时贤的直接成果和相关研究，更被作者一再称引。借助它们，刘新园分别判定了坐盖、平盖两式的烧造时间;认为传世宣德官窑蟋蟀罐是赏赐臣工之物;指出了器物年款和若干装饰粉本可能的作者，解说了宣德官窑蟋蟀罐不见于清宫旧藏的缘由等等。以我的见闻，在一般的艺术史或鉴定学论著中，这类讨论绝对新颖、绝对独特。
自不待言，引出这些讨论的依据，就在丰富的文献等其他资料。其实，同绝大多数陶瓷史论著比较，大量引证文献正是刘新园著述的又一特色。依靠这些资料，刘新园论证了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如他建立起元青花同浮梁磁局以至蒙古帝王的联系①，提出《陶记》并非出自元人之手、而是南宋著作②，近日，又率先解说了元文宗时代的官窑瓷器③。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一些羞于诉说的原因，早些年，他曾获罪于少学多术的若干名人，于是，他的大量参证文献竟被斥为“迂回论证”，居然还引来了“蹈袭古人”的昏话。
为何必须引证大量文献?道理也真单纯:古代陶瓷都是某人或某些特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背景下，为着某种特定的目的，选用某种特定的材料，采用某种特定的技术，为特定的某个人或某类人制作的。因此，不同的制作者、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目的、使用人不同的身份和喜好等等，都会招致作品造型、装饰、质料的种种差异。合格的陶瓷史研究应当认清这些差异，并竭力解说它们。而陶瓷毕竟无言，仅凭它，无从获取隐藏其中的历史信息，无法揭示器物与人、与时代的关系。
当年，在讲授历史方法时，洪业先生沿用其美国老师的教诲，要学生掌握五个W、即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以后，其弟子、已故的周一良先生执教，又加了一个更重要的W，即WHY(为何)。④可以说，掌握了这六个W，历史问题就明晰了。然而，由于资料的限制，这在陶瓷等工艺美术史通常太难，但先求真，遇有可能，再去求解，总是份内之事。
所谓求真，即判别真伪、讲清哪个时代有什么、哪个名词指什么;所谓求解，即在求真的基础上，努力解说某种艺术现象的出现何以在此时，而非彼时，它何以是这样，而非那样。我相信，刘新园依靠充分且可靠的实物资料，再引证大量的文献史料，目的必定在此。除了为求真、求解之外，看重文献史料的原因起码还有:时代悬隔，今见的实能全部明了;年代湮远，今见的实物绝不是古人创作的全部，难以说明陶瓷史上的更多现象。因此，文献既是解说实物的依据，又是补足实物欠缺的知识来源。特别是在史学传统优秀和文字记载无数的中国，文献将永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称引文献史料的必要，似乎早已尽人皆知。不过，该称引什么，却并非人人明白。所谓文献史料，主要指与所述议题同时或时代接近的古人的记载。之所以特地强调时代，全因为符合这样的史料通常更少三人成虎的弊病。可惜，一再有人表现出对此的茫然，尤其是在充溢市肆的各类鉴定论著里，所引文献竟大都出自明清的古董著作，哪怕议题是在此数百年前的艺术。尽管明清的古董议论也不乏真知灼见，但他们对唐宋古物的知识却不会多过今日。其间的道理实在简单，除去学术的积累以外，还有，今日的考古学手段他们绝不掌握。
另有一种现象令人骇怪:往往越爱滥引的作者就越爱轻松指责文献史料。其实，如同今人对眼前事物的议论也常有偏差一样，文献史料出现失误本无足奇，而今人的认识水平不高出古人反到应受指责。毕竟千百年过去，今见的实物和文献不仅都必有遗缺，而且也难以一一直接对证。因此，有实物而无文献，不该苛责文献的疏漏，有文献而无实物，也不该指斥文献的虚妄。也因为今存的实物和文献都必有遗缺，所以，严谨深人的艺术史才应当由实物和文献共同构建，所以，艺术史研究才有意义，专家支薪领铜才有理由、学者交稿取酬才不惭愧。
近年，又新添了一种自残式的奇妙论调，说工艺美术史研究应该自有特点，不该用大量引证文献的历史学高标准来拘束。再清楚不过，如果乐意冠自已的研究以“史”，那么，就必须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则，一旦改变了这个规则，就该给研究另觅新名。就象是玩扑克，如果把“升级”的规则变易为“拱猪”，那么，扑克戏的名称也只能从“升级”换成“拱猪”。倘若说工艺美史研究自有特点，那么，就是应当比一般的历史研究更关注考古学和科技史。
我想，刘新园肯定赞同我的说法，因为，他早已做出表率，这不仅表现在实物和文献的充分、可靠，还反映于他对工艺和材料的深人研究。
四、陶瓷器必定是利用某种材料，又借助特定工艺制成的。因此，器物的美以及形式特点必定受到材料和工艺的制约，不同材料、不同工艺必定引出器物形式的变化。为准确把握古代陶瓷，合格的研究者理当充分了解材料特点和工艺条件。与绝大多数陶瓷史家不同，对此，刘新园有充分的了解;同少数充分了解这些的陶瓷史家区别，对此，刘新园有深人的研究。从艺术史的角度关注并研究制作工艺和材料，显示的自然是刘新园识见的深宏，学术的广博，而其研究大多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意义。
二十年前，刘新园便已成名。在其早期论文中，就包括了
探讨制作工艺和陶瓷材料的篇章。我以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篇是《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⑤和《高岭土史考》⑥。
前一篇从生产者的工艺条件和作坊主的经济利益、需求者的实用和审美要求，考察了由五代至明的六种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变异，指出，在这四者之中，工艺条件最为重要。此文中，刘新园着力尤多的是装烧，因为，多年的研究令他确信，在涵盖了原料的选择与制备、成型、装烧、烧成等多环节的工艺因素中.，装烧对造型的影响最巨大、最直接。在文章发表的年代，讨论造型的流行角度是审美，若干艺术史家正痴迷着对形式因素的分析，但说来说去，不外那么几个公理式的原则及其浅近的引申。刘新园的结论真有振聋发耽的作用，令那些艺术史家突然醒悟，原来导致造型变迁的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居然新的工艺能引来新的时尚。如果追溯，此文的一部分已经刊布于6年以前，即《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⑦，近日，还有考古学家向我谈起它的启发意义，而附于文中的支圈组合式匣钵的覆烧工艺线描示意图，直到今日，仍在被陶瓷史论著一再引用。
《高岭土史考》是篇在地质等自然科学会议上宣读梗概的长文，总约4万字。文中，刘新园不但从原料的变迁及官府对原料的控制，讨论了景德镇10至19世纪的制瓷业的盛衰、高岭土名称的历史变异，又专门研究了不同原料的物理、化学特性和它们对瓷器质地的影响，还从万历至乾隆时代高岭土矿遗址现存的尾砂数量，参以丰富的工艺知识和大量文献史料，推算了那200年间景德镇所产瓷器的总重量。可惜，发表此文的刊物不大著名，故文章的知名度也不甚高。因此，近年还上演过一幕闹剧: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大获赞扬的某公“论文”竟是《高岭土史考》的部分不很准确的摘要。
其实，对制作工艺和材料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几乎贯穿在刘新园所有的论著里。近例就有，在研究宣德祭红釉时，他讨论了祭红釉和寒水石的关系，为此，特地就教于精于仿制的著名老艺人，并检索过20世纪50年代献给国家的民间配釉秘方等，又参证了《明实录》和《本草纲目》⑧;他研究元代孔雀绿釉瓷器同波斯陶器的亲缘，不仅从釉色的相同出发，更以丰富的工艺知识，根据化妆土的使用，证明了蒙古族上层喜爱伊斯兰文明的深挚⑨。
五、和刘新园一样，我做古代工艺美术，也是从中文转行的。甫识门径，便常对时贤的论著生出种种的不满足。一日，读到刘新园的《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大受启发，极为振奋一一原来，工艺美术史可以这样做!以后，在交往中，愈益深切地体会到，在我的学术朋友中，他是思想最活跃、最敏锐的一位;以丰富的学识做基础，他的研究常常蕴涵了迁想妙得、甚至异想天开的成分。按说，年纪愈长则创造力愈低，但他虽年愈花甲，却仍鼓涌着日益高昂的创造激情。以我熟悉的元代情况说，近来，他几乎从资料的绝境中，梳理出元文宗时代官窑瓷器的脉络，而正在研究的则是资料同样匾乏的元顺帝时代的官窑瓷器。我以为，对其他任何陶瓷史家、艺术史家而言，这应当是无从措手的。
学术史早已证明，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都不会穷尽真理，而只能接近真理。据此，包括古陶瓷研究在内的合格的艺术史，都是在严肃讨论着历史的可能性，希望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样，刘新园的学术也只是提出了种种尽可能客观、严密的推断，或许，它们难以令所有研究者赞同，不过，我相信，但凡具有学术良知，都不会因观点的差异而否认刘新园研究的价值，若身在鉴定学、陶瓷史学科，还该感谢他的开拓之功、启发之惠。因为，他不仅依据了充分而可靠的实物与文献资料，并且，学术器局开阔，思想填密，从多层面、多角度、深人、绵密地提出和解决了许多重要的课题。尽管他的结论会被动摇，甚至推翻，但不应怀疑，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常常为后继研究铺设了崭新的学术平台，推开了当时尚无人启用的认知窗口。
因此，我确信，学术史将会证明，刘新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意义不仅在于在具体课题上，他硕果累累，更在于对现今仍然大大落后于其他相邻学科的国内艺术史、鉴定学而言，他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富有创造力和启迪性。至少在艺术史、鉴定学领域中，刘新园是位既开风气且为师的人物。
将近20年了，我每次读到刘新园的新作，都会从专业的角度，感受鼓舞、体验愉悦。而以著述不断令更多的大陆学人有同样的感受和体验，就肯定不是我个人对刘新园的热望和祝福了。
①《元代窑事小考(一)》、《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
浮梁磁局和画局》.《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2卷第1期页67一78、
第3卷第，期页9一20。
②《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此文初发于《景德镇陶瓷》
1981年第10期负5一35，修改后，又被收入中华书局的《文史》辑刊
第18辑页们1一130、第19辑页97一107。
③((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文物》2001年第It期页46一毛5。
④周一良:《毕竟是书生》页20，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年。
⑤《文物》1980年第11期，页50一59。
⑥《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页141一，s2。此文与白合作。
⑦((考古))1974年第6期页386一393转405。
⑧《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页175一176，鸿禧美术馆，台
北，1998年。
⑧《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文物》2001年第11期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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