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有一种极其常见、极其普遍的宿命论点，认为每个人都有一成不变的本性，认为人有善良的，有凶恶的，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热情如火的，有冷若冰霜的，等等。其实，人往往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余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余愚蠢的时候，热情如火的时候多余冷若冰霜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是善良的或者聪明的，说另一个人是凶恶的或者是愚蠢的，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不合实情的。 人好比河流，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里的水都是有点地方狭窄，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平坦，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浑浊，有的地方清凉，有的地方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本性的胚芽，有的时候表现出这样一种本性，有时候表现出那一种本性，有时变的面目全非，其实还是原来那个人。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芫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义审判了“审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审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贵旅代表们的假面具，剖析他们的肮脏灵魂。而更为深刻的审判则在聂赫留道夫的心灵中进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个罪人。在法庭上认出卡秋莎后，“他灵魂的深处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为的残酷、懦怯、卑鄙，还感到他那闲散的、堕落的、残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样。”从此开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转折，他努力从“动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转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审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为本阶级的审判者。作者通过他的主人公周旋于统治阶级最上层，发现原来掌握生杀大权、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醒悟到“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聂赫留道夫奔走在贫苦人民最低层，看到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昼一样的明显，也就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都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

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达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没有卡秋莎这个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复活》也就不会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作家写到卡秋莎时，流露出那么真挚的同情和爱。少女时代，她身为地主家的养女兼使女，但却没有丝毫奴颜婢膝。她天真无邪，但幼稚无知，凭着一颗单纯的心灵，设想着美丽的世界，沉浸在欢乐的生活中。被奸污后的卡秋莎还曾有过幻想，直到风雨交加的秋夜，聂赫留道夫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牌、谈笑，而卡秋莎在火车旁奔跑、呼喊，却得不到回音。这时，她才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她真想纵身跳到车轮下，了此一生。胎儿的蠕动，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但从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挣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

卡秋莎·玛丝洛娃形象丰满、真实，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画廊中独具一格。其典型意义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通过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宁语）。在形象体系中她与聂赫留道夫相辅相成，体现了作品的主题。如果说，在托尔斯泰的构思中没有任何规律性。物质只是“绵延”停滞或削弱的结果。断，复活节之夜聂赫留道夫的情欲是他堕落的开端，那么，凄风苦雨的车站一幕卡秋莎对善和上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她沦落的内因。他们生活的转折都取决于对待永恒法则——上帝的真理的态度。因此，他们后来的精神复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聂赫留道夫通过忏悔和赎罪，卡秋莎通过宽恕对方，恢复爱的途径。同时，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社会因素、阶级对立，使社会的主题与伦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复活》写的是俄罗斯，但折射的却是人类的困境，包括道德的困境，宗教的困境，法律的困境，制度的困境，文化的困境，生存的困境。小说集中揭示了俄罗斯社会官僚体制和法律制度的荒谬性。 首先是荒谬的、无所不在的官僚体制。 法院审判就是一出荒诞剧。在这个庄严的法庭上，庭长心不在焉，想的是尽快结束案子去会情妇；副检察官寻欢作乐，彻夜狂欢，开审前还不了解案情，匆匆忙忙扫了几眼案卷，便提起了对玛丝诺娃的公诉；还有一个法官刚和老婆吵架，心里盘算着妻子会不会不给饭吃；还有一见玛丝诺娃的美貌便想入非非的陪审员……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就这样在庄重严肃的法庭，被一群尸位素餐的司法人员，按照合法的审判程序，依照既有的法律条款，光明正大的判了谋杀罪。 地方法庭如此，枢密院也是草菅人命。他们不去“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在来往的公文和法律条款中寻找判决的漏洞，而对活生生的事实却置之不理，当然无从发现判决的纰漏。即使呈文送给“皇帝陛下”，也仅被“恩准”把“苦役刑改为流刑”。这么一桩简单的案子，从下到上，从起诉的检察官到审判的法官，竟然将错就错，一错到底，真是荒唐无稽。 但是，谁为这样的荒唐负责呢？大家都是公事公办，照章办事。每个人都是官僚体制的一个环节，人人都在作恶，但人人都不用负责，也没有人来追究你的责任，也没有理由来追究你的责任。对于陪审团的疏忽，庭长当时就发现了，但就是不去挑明说破，而是听之任之。谁能说庭长有错呢？他确实没有错，他在事后告诉聂赫留朵夫真相的时候，依然理直气壮，好像在讲述一件与他无关的事情。 在这个官僚体制下，哪怕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被葬送了，也找不到凶手，甚至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凶手。 在炎热的季节长途押送犯人，连聂赫留朵夫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公子哥都知道会死人，但却没一个官老爷站出来说句话。果然，犯人们在炎热酷暑中一个接着一个倒地毙命。令人震惊的是，所有的人都无动于衷，更没人为他们的死负责。死就死了。聂赫留朵夫想到： “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一旦制度形成了，体制形成了，制度与体制的维系便超越了人性与人道的需要，人们宁可选择服从荒唐的制度与体制，也不愿去本着自己的良心，去搭救一个即将从眼前消失的鲜活的生命。其实，副省长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在这个位置，他们都会不由自主的质疑：这样炎热的天气，怎能叫犯人们挤作一团上路呢？即使上路，中途也该休息几次吧？要是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难道不应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可是，他们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这使他们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同情心。 “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 官僚体制作恶，其罪恶比普加乔夫、拉辛还可怕。可怕之处，就在于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处身其中的人被它所诱惑，所胁迫，久而久之，就会不由自主地放弃自己的思考，放弃自己的责任。就像汉娜•阿伦特在《集权主义起源》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放弃了道德上的自律和思想上的判断，而将自己的良知托付给绞肉机一样的体制。所以，在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残暴中，参与的人似乎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他们这样为自己辩护：我只负责运送犹太人，关我什么事呢？我只负责看守，不允许他们逃跑，这关我什么事呢？我只负责按照命令释放毒气，关我什么事呢？我只负责传达上司的命令，关我什么事呢？ 小说还特意用了一个小节介绍聂赫留朵夫的大学同学谢列宁。谢列宁就是一个被官僚体制毒化和同化的标本。大学时代，谢列宁是个正直、优秀的青年，一旦进入国家机关，进入枢密院，成为公务员，便随波逐流，为别人而活，“听从”大家的安排，服从制度为他作的决定，做体制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不多想，不多说，不多管，这样的日子既安全，又轻松。但是，因为他以前毕竟正直过，思想过，独立过，他又无法做到真正的轻松，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因为保持警醒和思考是很痛苦的，唯有随波逐流，不断地给自己找借口开脱，才能保持“轻松”。怠于思考和反省，导致了他明知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在这种矛盾体中，他只能恍恍惚惚、浑浑噩噩地活着。谢列宁的体制化和平庸化，与聂赫留朵夫的堕落一样，都是一个“温水煮青蛙”似的不自知的过程。 这就是人类面临的一种困境，一种悖论。人们好像忘记了，在巨大的制度与体制面前，我们首先是一个独立、自由和自主的人。托尔斯泰关于官僚体制的思考对于现代都极有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