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有一种极其常见、极其普遍的宿命论点，认为每个人都有一成不变的本性，认为人有善良的，有凶恶的，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热情如火的，有冷若冰霜的，等等。其实，人往往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余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余愚蠢的时候，热情如火的时候多余冷若冰霜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是善良的或者聪明的，说另一个人是凶恶的或者是愚蠢的，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不合实情的。 人好比河流，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里的水都是有点地方狭窄，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平坦，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浑浊，有的地方清凉，有的地方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本性的胚芽，有的时候表现出这样一种本性，有时候表现出那一种本性，有时变的面目全非，其实还是原来那个人。

《复活》写的是俄罗斯，但折射的却是人类的困境，包括道德的困境，宗教的困境，法律的困境，制度的困境，文化的困境，生存的困境。小说集中揭示了俄罗斯社会官僚体制和法律制度的荒谬性。首先是荒谬的、无所不在的官僚体制。法院审判就是一出荒诞剧。在这个庄严的法庭上，庭长心不在焉，想的是尽快结束案子去会情妇；副检察官寻欢作乐，彻夜狂欢，开审前还不了解案情，匆匆忙忙扫了几眼案卷，便提起了对玛丝诺娃的公诉；还有一个法官刚和老婆吵架，心里盘算着妻子会不会不给饭吃；还有一见玛丝诺娃的美貌便想入非非的陪审员……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就这样在庄重严肃的法庭，被一群尸位素餐的司法人员，按照合法的审判程序，依照既有的法律条款，光明正大的判了谋杀罪。地方法庭如此，枢密院也是草菅人命。他们不去“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在来往的公文和法律条款中寻找判决的漏洞，而对活生生的事实却置之不理，当然无从发现判决的纰漏。即使呈文送给“皇帝陛下”，也仅被“恩准”把“苦役刑改为流刑”。这么一桩简单的案子，从下到上，从起诉的检察官到审判的法官，竟然将错就错，一错到底，真是荒唐无稽。但是，谁为这样的荒唐负责呢？大家都是公事公办，照章办事。每个人都是官僚体制的一个环节，人人都在作恶，但人人都不用负责，也没有人来追究你的责任，也没有理由来追究你的责任。对于陪审团的疏忽，庭长当时就发现了，但就是不去挑明说破，而是听之任之。谁能说庭长有错呢？他确实没有错，他在事后告诉聂赫留朵夫真相的时候，依然理直气壮，好像在讲述一件与他无关的事情。在这个官僚体制下，哪怕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被葬送了，也找不到凶手，甚至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凶手。在炎热的季节长途押送犯人，连聂赫留朵夫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公子哥都知道会死人，但却没一个官老爷站出来说句话。果然，犯人们在炎热酷暑中一个接着一个倒地毙命。令人震惊的是，所有的人都无动于衷，更没人为他们的死负责。死就死了。聂赫留朵夫想到：“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一旦制度形成了，体制形成了，制度与体制的维系便超越了人性与人道的需要，人们宁可选择服从荒唐的制度与体制，也不愿去本着自己的良心，去搭救一个即将从眼前消失的鲜活的生命。其实，副省长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在这个位置，他们都会不由自主的质疑：这样炎热的天气，怎能叫犯人们挤作一团上路呢？即使上路，中途也该休息几次吧？要是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难道不应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可是，他们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这使他们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同情心。“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官僚体制作恶，其罪恶比普加乔夫、拉辛还可怕。可怕之处，就在于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处身其中的人被它所诱惑，所胁迫，久而久之，就会不由自主地放弃自己的思考，放弃自己的责任。就像汉娜•阿伦特在《集权主义起源》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放弃了道德上的自律和思想上的判断，而将自己的良知托付给绞肉机一样的体制。所以，在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残暴中，参与的人似乎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他们这样为自己辩护：我只负责运送犹太人，关我什么事呢？我只负责看守，不允许他们逃跑，这关我什么事呢？我只负责按照命令释放毒气，关我什么事呢？我只负责传达上司的命令，关我什么事呢？小说还特意用了一个小节介绍聂赫留朵夫的大学同学谢列宁。谢列宁就是一个被官僚体制毒化和同化的标本。大学时代，谢列宁是个正直、优秀的青年，一旦进入国家机关，进入枢密院，成为公务员，便随波逐流，为别人而活，“听从”大家的安排，服从制度为他作的决定，做体制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不多想，不多说，不多管，这样的日子既安全，又轻松。但是，因为他以前毕竟正直过，思想过，独立过，他又无法做到真正的轻松，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因为保持警醒和思考是很痛苦的，唯有随波逐流，不断地给自己找借口开脱，才能保持“轻松”。怠于思考和反省，导致了他明知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在这种矛盾体中，他只能恍恍惚惚、浑浑噩噩地活着。谢列宁的体制化和平庸化，与聂赫留朵夫的堕落一样，都是一个“温水煮青蛙”似的不自知的过程。 这就是人类面临的一种困境，一种悖论。人们好像忘记了，在巨大的制度与体制面前，我们首先是一个独立、自由和自主的人。托尔斯泰关于官僚体制的思考对于现代都极有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