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新资料：梁启超写给大隈重信的四通集...

梁启超致大隈重信佚札考释

李成晴（清华大学中文系）
来源：《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

摘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大隈文书”中，存有梁启超致大隈重信佚札四通，未被《梁启超全集》、《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等书收录。经考证，四札皆作于1899年，“大隈文书”裱糊四札次序与作札时间不完全一致。四札以前二札更具有史料价值，分别是梁氏与大隈重信讨论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之创立以及就即将发生的“废立之举”请大隈重信相助。四札所涉及的人事及思想，可补梁启超《年谱》及晚清史事者颇多，札中许多内容可与已刊布资料互证，是研究梁启超生平及思想、戊戌政变后史事以及维新派与大隈重信关系的新材料。
关键词：梁启超；大隈重信；“大隈文书”；佚札；1899年

一、佚札的发现

梁启超先生的翰札，自《梁启超全集》及《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出版以后，续有新资料面世， 迄今尚未有完整的汇辑本。就目前已刊布梁启超书信的情况来看，大多属民国时期所作，而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的翰札往来，却鲜有新材料的发见。笔者在从事日本“大隈文书”档案编目方法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其中有编号“イ14 B0351”的装裱函札一轴，共裱书信六通，其中有四通为梁启超戊戌政变后避难日本时致大隈重信之函，前两通尚存有信封。诸札为《梁启超全集》、《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梁启超著述系年》等书所未收，学界关于梁启超生平及戊戌变法的研究专著及论文，亦皆未加征引，故而颇有整理考释之必要。
大隈重信（1838-1922）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改革家，曾历任外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位，并创办了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大隈很注重文书资料的保存与整理，殁后档案文书托于早稻田大学保管，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专门设立了“大隈文书”档案库进行整理研究。“大隈文书”式的文书资料编目方法，已经成为近代史资料保存的一个典范。大隈与近代中国多位政要如孙中山、康有为皆有往来，相关资料完好地保存在“大隈文书”之中，例如孙中山著名的《致大隈重信函（1914年5月11日）》便是《孙中山全集》的编者根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大隈文书”孙中山原函照片而辑入。
以册页或卷轴的形制装裱往来信札，是民国及前代士人的传统。其同一人不同日期信札，皆据书信时间先后为次第，盖文物、史料保存之中兼寓系年之意。近代日本也存有这一风习，“大隈文书”对于诸家写给大隈重信的翰札，皆归类装裱，大抵以六通裱为一轴。上文提及的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裱于“イ14 B0269”号卷轴中，同卷尚有康有为致大隈函四通以及佚名“中华某书翰”一通。而“イ14 B0351”号卷轴，除保存梁启超四通佚札外，尚裱有王照、蔡钧札各一通，今就其装裱次第，列表如下：
著录号 函札题名 帧数
イ14 B0351 0001 梁启超书翰：大隈重信宛 4
イ14 B0351 0002 梁启超书翰：大隈重信宛 4
イ14 B0351 0003 梁启超书翰：大隈重信宛 1
イ14 B0351 0004 梁启超书翰：大隈重信宛 1
イ14 B0351 0005 王照书翰：大隈重信宛 1
イ14 B0351 0006 蔡钧书翰：大隈重信宛（《早稻田大学藏书目录》误“蔡钧”为“蔡钓”） 2
（表1）
梁启超的四通佚札皆作于1899年，而“イ14 B0351”号卷轴对梁札的编排次第与作札的先后日期不符，下文将详加考释。戊戌政变后，康、梁避难日本，颇得到大隈重信的帮助，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一八九八年”引《戊戌变法记》及《任公先生大事记》记其事颇详， 可以参看。据《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知梁启超于1898年8月赴日本，1899年12月19日离开东京往檀香山。在日本居停的一年多时间中，梁启超创办《清议报》、与孙中山及章太炎交游、参加保皇会、创办高等大同学校，颇有作为。但《年谱长编》中关于梁启超与大隈重信的交游，却可称得上是“文献不足征”。今得梁启超的四通佚札，可补证梁启超思想及在日行止史实多处。兹据手迹释文考证如下，并附佚札照片于文末，以供学界之参考。

二、佚札释文及考证

本节先据梁启超佚札原件释文，后于每通释文下考证札中所涉及的史事，原札为表礼敬而提行处不再呈现。

第一通（著录号：イ14 B0351 0001）
大隈伯爵阁下：不侍几杖，忽已逾月，盛夏溽暑，伏惟自爱万福。今窃有所欲陈者，横滨大同学校承明公及木堂先生热心提倡，横滨绅商固感激涕零，启超等尤钦佩无似。虽然，大同学校，其规模不过一小学，其来学者，局于横滨商人子弟之一部分，固不足以得非常之才。而经费有限，又校区在于市廛之间，不能施完备之教育，此启超所深以为遗憾而不能餍于心者也。是以近者与滨中同志计画，思设一高等学校于东京，今得寄附金八千，大略规模，可望有成。然启超此次之计画，其目的专在招集内地之青年志士（以湖南两广为主，他省副之），使之就学。而此项学生，多属寒士，非惟不能自备学资，即衣食舟车之费，亦须待人而给。故今者企兴此学校，其岁出经常费，视通常之校，殆数倍焉。滨中诸人，拟募寄附金六万，然后此校之基础乃巩固，求诸于南洋、米洲居留之人，此企似尚非难。虽然，诸同人之意，以此校托庇于日本，尤深望日本热心同志之人，有所赞助，以表两邦人士组织密接之实情，尤愿得一世之人杰、内外所仰望如明公者，乐赞于其间，则登高以呼，景从者众，而集事更当易易。诸同人皆怀此志，不敢请也，而属启超介绍之。启超窃惟敝邦之危局，至今日而极矣。而近年由官吏派来游学之生徒，虽有其人，然志气软弱，见识隘陋，必非可以救危局之人物也。愿得此人物，正不可不求诸于草野贫贱而坚苦卓立之寒士，故非设此校，无由达此目的。而此校既设，各省之青年志士咸集，则贵邦青年有欲通支那内部细情、增一层社交之亲密乎，亦可以来学于此校，斯实双方之大利益也。想明公与贵党诸达人君子，必乐赞之。故敢冒昧陈此情，若承不弃，则该学校之发起人等，尚欲以日间求谒于左右也。如何之处，伏望赐一答言，不胜荣幸。本欲造谒面陈，以通译人不便，故以笔代舌，伏惟亮鉴。不备。
梁启超顿首拜上
大隈伯爵阁下，八月二十五日。
其学校创立之趣旨书，曾刊登于《清议报》中，今附呈一览。
[信封]：
缄，吉田晋。
大隈伯爵阁下。

按：第一通乃就拟立高等大同学校事寻求大隈重信的襄助，据札中“不侍几杖，忽已逾月”及“八月二十五日”的落款，可知此札不可能作于1898年，因梁启超1898年8月初赴日本，与“不侍几杖，忽已逾月”之语不合。又梁启超于1899年12月即赴檀香山，故可推此札作于1899年8月25日。
首先，此札可补正丁文江、赵丰田《年谱长编》者数事。
其一，《年谱长编》谓“七月，先生联合华侨曾卓轩、郑席儒等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公启》虽于本月登载于《清议报》， 但据梁启超致大隈重信此函中“是以近者与滨中同志计画，思设一高等学校于东京”、“则该学校之发起人等，尚欲以日间求谒于左右也”数语，知本年8月25日高等大同学校尚仍在筹划之中，故不可遽依《公启》发表时间定作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创办时间。
其二，横滨大同学校之创办，实得大隈重信、犬养毅之支持，即佚札中所谓“横滨大同学校承明公及木堂先生热心提倡”。木堂先生即犬养毅，《年谱长编》中引杨维新《任公先生事略》中述横滨大同学校事，未涉及大隈重信、犬养毅在其中的作用。实则从情理上看，当时虽康梁及门弟子众多，且有华侨支持，若无日本巨公之襄助，举事也很难告功。又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引杨维新《任公先生事略》原初稿批注曰：“大同学校创于光绪二十四年，先生未亡命日本。” 然据《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中谓“民国纪元前十三年，己亥夏四月，梁任公先生因横滨大同学校成立，专来神户与麦少彭翁商设华侨教育。” 据文意，则己亥（1899）夏四月当距横滨大同学校成立不久，又上录梁启超佚札中谓“横滨大同学校承明公及木堂先生热心提倡，横滨绅商固感激涕零，启超等尤钦佩无似”、“此启超所深以为遗憾而不能餍于心者也”，则梁启超实参与横滨大同学校之创立，故《年谱长编》引《任公先生事略》原初稿批注不可据。
其次，此札多有可与其它文献互证之处。
其一，梁启超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事相请，且曰“该学校之发起人等，尚欲以日间求谒于左右”，是希望大隈重信担任或介绍日本闻达之士赞成此事。考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二章《革命党与日本志士之关系》曰：“犬养对于革命、保皇两派，皆目为新党，一视同仁，始终取调停主义。……徐勤任大同学校校长，因与兴中会派不惬。该校董事多怀退志，几致解体。乃推犬养为名誉校长，以维系人心。……己亥，梁启超赖华侨郑席儒、曾卓轩等资助，创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任校长者为柏原文太郎，犬养之左右手也。” 则合理的推测是大隈重信得梁启超函后当与犬养毅相商，后命柏原文太郎出任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校长一职，以表示对梁启超同人的支持，一如此前大隈、犬养“热心提倡”横滨大同学校之事。
其二，札中所谓“招集内地之青年志士，（以湖南两广为主）”，与学校建成后的实际情况相合。冯自由《任公先生事略》曾提及学校成立后“湘、粤学生从之者三十余人”， 可见梁启超在学校创办之先已经有了初步的招生对象的预设。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论变法风气所开，以湖广为先。 此为梁启超在致大隈重信函中特意标注“以湖南两广为主”的思想背景。

第二通（著录号：イ14 B0351 0002）
大隈伯爵阁下：趋侍虽简，爱感弥深，献岁发春，伏想多祉。乃者连日披读新纸，述敝邦废立之举，情势日益危急，阅之心痛，思之泪下。顽固贼臣与我皇上势不两立，其始终必出于废立，实意中事，所以迟迟未敢发者，内畏臣民之义愤，外惮友邦之执言耳。今内之则用笼络之术，外之则施敷衍之方，既历数月，无有讨贼问罪之人，亦遂无复忌惮，决行纂逆矣。西后之欲弑皇上也久矣，所以不敢者，以有名分在耳。既废立以后，则我皇上等于一匹夫，生命不能保一日之安矣。呜呼痛哉！呜呼惨哉！然此犹指我皇上一身而言也。以敝邦全局论之，皇上既废之后，继立者谁乎？必为孺子婴耳。西后及顽固党等，抱以为名，依旧行现时之政策，钳制其民，输国与俄罗斯，则敝邦能不亡乎？即使立长君，而我宗室之中，皆纨绔膏粱之子，无一英明者能望其继我皇上之轨，而厉精改革乎。如是则敝邦必亡。若欲望之各省之督抚乎，则皆七十老翁，神昏气耄，但知富贵，不利国家，安能有为？若欲望之民间乎，则人智未开，国体不立，有起于草泽者，则不过为欧人驱除耳。各省糜烂而强敌众势分割之，如是则敝邦必亡。然则可以救敝邦者，舍我皇上，更无他人也。而今日皇上之危险若此，此启超等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启超等固知贵邦必非坐视敝邦之难者，必思有所以拯之，特徘徊审慎，欲有所待耳。然无论如何，必当求保全我皇上之位与生命，然后他日有可图。苟废立之后，事经数月，新君之名义已定，则虽欲仗义执言，无所为计矣。故启超等今所欲求援于明公者有二事：其一事则欲求矢野大使仗义以诘我政府，言苟立新君，则日本必不认，则彼顽固者，或有所惮。其它之一事，则欲请明公致一书于张之洞氏，劝其当持正义、勿徇伪命也。张氏本大吏中最可语之人，向与改革派相提携。启超及殉难六士中之杨锐、谭嗣同皆其所荐也。政变之后，畏罪避祸，乃大反其平日所为，以媚政府，故数月以来，其守旧之态，视寻常顽固党盖加甚焉。而政府贼臣，亦遂因而用之。闻月前荣禄派遣鹿傅霖（广东巡抚）入武昌，实劝张氏援废立之事云。故苟张氏能与废立党反对，则彼等犹有所惮。张虽变节之人，然有好名之心，尚可迎导而转移之。张之仰慕明公，殆如神明。若明公能贻彼一书，责以大义，则张氏或能幡然而改，而我皇上之位与生命，或可藉以保全，则受明公之赐者，非独启超等而已。明公经营大局，目光如炬，其必有以处此，无任泣血待命之至。迫切之极，语无伦次，伏乞垂谅。
梁启超再拜，正月三十日。
[信封]：
小石川表町，百〇九，板原方，吉田晋。
早稻田，伯爵大隈重信殿阁下。

按：早稻田大学藏书目录于第二通佚札标注日期曰“明治32年1月30日”，详札中主要论及“废立之举”，但没有提及“己亥建储”之诏，且佚札中言“所以迟迟未敢发者，内畏臣民之义愤，外惮友邦之执言耳”、“苟立新君”，足徵此札作于“己亥建储”事件发生之前的正月三十日，当时西太后一党尚未有建储的最后举动。早稻田大学藏书目录著录农历作阳历，稍有未审。按落款“正月三十日”，实为1899年（明治32年）3月11日。
虽然梁启超作札时“废立之举”尚“迟迟未敢发”，但梁氏明显从当时报纸及各消息渠道中获知此事的信息，故而札中言辞慷慨。果然此札撰作九个月后，“己亥建储”事件发生。“己亥建储”是1900年初清廷的一件大事，当时朝野震动，于今颇多文献可考。事件起于1899年12月清廷颁发的一封光绪“伪诏”， 梁启超认为此诏非出光绪帝本意，故目为“伪上谕”，且于1900年3月21日在《清议报》撰《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一文，言辞激烈，有“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者皇上之命，悬于逆贼之手”等语。 今佚札第二通正可与梁启超《清议报》一文参看，且是研究“己亥建储”之前舆情的珍贵文献。
梁启超求援大隈重信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矢野大使通过外交交涉表达日本政府对可能存在的另立新君的不认可。梁启超与矢野在北京时已相识，“矢野公使昔与仆同在北京，曾数次相见，亲爱敝邦之情，深所感诵。” 梁启超初到日本，在与大隈重信代表志贺重昂的笔谈就首先谈及归权于光绪帝之问题，他提出的设想是希望日本与英、美干预，使光绪归政，而由政府每年出五百万金之俸以供给西太后及顽固派，由诸国为之担保。梁启超这样设想的前提认识是“西后之见识，惟知有纵欲娱乐耳……苟现给以厚俸，有诸国为之认保，彼现有娱乐之可图”， 志贺重昂也许认为梁氏之设想太过理想化，故在笔谈中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矢野谒皇上，皇上健然。吾辈得报欢呼，盖皇上复权当非远。” 据桑兵先生《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研究，康、梁流亡后主要向英、日求救，而二人又有分工，梁启超主要对日联系，其努力包括致函伊藤博文、林权助，不断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联络等。 佚札中希望矢野大使外交交涉的意愿，梁启超在上书伊藤博文中也曾表达过“望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邦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云云。则彼等或有所惧，而不敢肆其荼毒。” 此上书针对戊戌政变之初光绪帝被幽囚有生命危险而发，佚札则针对当时山雨欲来的废立事件而发，但其内在思理是一致的。
对于梁启超佚札的第一件请求，日本政府实际的做法是“训令其驻外使节探询各国政府对慈禧立嗣的态度，受到法、俄、德、美等大国的冷淡对待。” 故而见机而退，从旁静观。 从中可窥见大隈处理此事是出于国家政治斡旋的立场，准备视列国态度而抉择，并没有按梁启超所希望的“言苟立新君，则日本必不认”。
梁启超求援大隈重信的第二件事是请大隈致书张之洞，劝其支持维新派，“与废立党反对”。戊戌政变之后，张之洞“向日声名堕于涂炭，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 关于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前后的表现，学者已经多有考述， 兹不赘引。梁札中对张之洞戊戌政变前后举动的评价，体现了维新派对张之洞最直觉式评判。但梁启超此时尚对争取张之洞的支持抱有希望，并付诸实践，请求大隈重信出面争取。这与其之1898年12月到1899年1月在日本《东亚时报》刊载的《戊戌政变记》称张之洞为“张之洞之流”相比， 态度变得清醒且理性。梁启超认为争取张之洞的一个可能性在于“张虽变节之人，然有好名之心”，这与他1901年为李鸿章作传认为“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是一致的。 至于大隈重信对梁氏请求态度如何，他是否曾致书张之洞，今已不可考。但张之洞确曾致电在日的心腹幕僚，使其向日本政府说明“立嗣”之有根据。由此也能看出张之洞对日本方面态度的重视。
实际上，张之洞对废立之事本心并不赞成，但他在庚子事变之前并没有像刘坤一、李鸿章那样明确表示反对。刘坤一曾约张之洞联衔上疏反对，张之洞先是具衔名，旋即悔怯，于中途追回已发出的奏折且删去己名。刘坤一著名的“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诸语即因此事而发。 当庚子北京陷落后，张之洞见大局已定，在废黜大阿哥一事上颇多举动，且最终导致了清廷下废储诏。 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面对废立之事其本见与梁启超是一致的，但他老于政治世故，视政治形势而调整言行，故而舆论对其晚节颇多訾议，梁启超“好名故常趋巧利”的评价堪为诛心之论。

第三通（著录号：イ14 B0351 0003）
大隈伯爵阁下：前上书奉约以今日午前偕神户麦君同来见，顷得麦君来书，云因神户暴风雨之故，其商店生大大变动，有急信数四，促一□即归，不得不往看视。已于昨日返神户，俟十余日后再行奉谒云云。谨以奉问负约之罪，深致不安。伏乞恕谅，敬问起居。
梁启超再拜，二日。

按：第三通与第四通皆为介绍神户麦少彭拜谒大隈重信事，详札中叙事，则第四通初步约定于周六拜谒，第三通则于周六再作札以麦少彭不能来而向大隈致歉，则“大隈文书”卷轴第四通草撰时间当在第三通之前。

第四通（著录号：イ14 B0351 0004）
拜启：顷神户绅商麦君少彭等一行二人并横滨商人一二人欲于土曜日（午前九时至十时）来京奉谒左右，于商业上有所请教，幸赐接见，不胜□盼，敬具。
梁启超□□
大隈伯爵阁下，八月三十日。

按：土曜日为星期六之代称，第三通佚札中谓“前上书奉约以今日午前偕神户麦君同来见”，则落款之“二日”即是约定之土曜日。第三通中的“二日”当即第四通“八月三十日”后两天的9月2日。核通历，1899年9月2日恰为土曜日星期六，与佚札日期正相合。
麦少彭（1861-1910）为近代著名的旅日华商，热心于日本的华侨社会公益事业，曾倡建神户关帝庙、天后宫等场所。梁启超避难日本时，与麦少彭过从甚密，神户同文学校便是在梁启超与麦少彭首倡下筹建的，前引《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民国纪元前十三年，己亥夏四月，梁任公先生因横滨大同学校成立，专来神户与麦少彭翁商设华侨教育”数语可证。 麦少彭出任同文学校第一任理事长，且连任近十年。据罗晃潮考证，梁启超于1899年自东京转至神户，便由麦少彭接待，居住在麦氏鹰取别墅中。 二人交游之背景既明，可推测梁启超作三、四札是由于麦少彭希望借助梁启超与大隈重信的交谊，而谒见大隈，“于商业上有所请教”。
综上所考，可将四通佚札的撰写时间列表如下，可藉此对“大隈文书”卷轴装裱进行重新排序：
编号 系年
イ14 B0351 0001 1899年8月25日
イ14 B0351 0002 1899年3月11日
イ14 B0351 0003 1899年9月2日
イ14 B0351 0004 1899年8月30日
（表2）

三、结语

以上就“大隈文书”中的四通梁启超佚札进行了初步释证，并纠正了“大隈文书”在书信写作时间及装裱次第上的讹误。梁启超1898、1899年间的书信，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十册第二十卷《社交书信》唯著录1898年致品川弥二郎、李提摩太函二通及1899年致孙中山函三通，《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没有增补。四通佚札的新发现，不但有助于梁启超集外佚文的辑补，更为梁启超生平及思想、戊戌政变后之史事及社会思潮、大隈重信与维新派之关系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资料。

[附言：本文信札释读曾请中华书局郁震宏、朱兆虎二先生审阅，谨此致谢！]

注释
近年最大宗的函札资料于2012年经由北京匡时“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进行了分拆拍卖。另有散篇函札经学人整理刊布，例如马忠文《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收录于“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第三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郭双林《跋梁启超一封未刊书信》，载《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2日；孟永林《梁启超致冯国瑞、薛笃弼手札及题跋》，载《民国档案》2012年03期。
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末编者标注出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照片”，见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4-87页。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一八九八年”，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6页。按此版《年谱》不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详备，下文引两书处分别标注。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一八九九年”，第85页。
佚名：《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公启》，《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日本横滨新民社辑印，1901年，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一八九九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5页。中华书局本《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未录此条原初稿批注。
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0年，第1页。关于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始末，另可参汤志钧：《日本康、梁遗迹访问》，《文物》1985年第10期；王琨祥：《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教育特色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二章，《民国丛书》第二编，第76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305页。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一八九九年”，第184页。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6-220页。
诏中言及“恭奉皇太后懿旨，待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延育，以致穆宗皇帝嗣继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尤思及此，无地自容，请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皇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浦儁为皇太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七九“王禮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275页。
梁启超：《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清议报全编》，第39册，日本横滨新民社辑印，1901年3月21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文见梁启超于1898年10月26、27日与大隈重信代表志贺重昂之笔谈，载《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第三版，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一八九八年”，第160页。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一八九八年”，第160页。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一八九八年”，第160页。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一章第一节《救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26页。
转引自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一章第一节《救上》，第26页。
郭卫东：《略论慈禧的三次立嗣》，《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第202页。
郭卫东：《“己亥建储”若干问题考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第95页。
景善：《景善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杨松、邓力群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第492页。
参冯天瑜《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茅海建：《“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之三：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与京、津、沪的密电往来》，《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
关于《戊戌政变记》在日本的发表始末，参看汤志钧《近代史研究和版本校勘、档案求索——<戊戌政变记>最早刊发的两种期刊》，《历史档案》，2006年第2期。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十二章《结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胡思敬：《国闻备乘》“刘张优劣”条，《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58页。
郭卫东：《“己亥建储”若干问题考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第97页。
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0年，第1页。
罗晃潮：《一代富豪日本华侨麦少彭》，《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65页。又1911年前后梁启超在日本时仍居鹰取别墅，易名为双涛园。1911年6月康有为赴神户后亦居于此，且建“天风海涛楼”，且有诗《辛亥夏来日本须磨，居任甫双涛园，筑小楼卜弓临海，名日“天风海涛楼”，室成，与任甫、觉顿乐之，兼寄若海索和》，梁启超亦有《南海先生倦游欧、美，同居须磨浦之双涛园，述旧抒怀，敬呈一百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