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在《中国的皇太后》中提及了辛亥革命

中国人最大的不幸，正是他们不为世人所了解，也就是说正因为欧美人都不了解我们真正的中国人即太后的那句话 以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懂，所以便瞧不起我们。欧美人的这种态度，是1900年中国庚子事件爆发的排外情绪的真正根源。因为这场运动本身，正是为了反抗外国人的歧视。同样，目前这场革命(辛亥革命)，也是为了反对政府对洋人歧视的妥协和忍让，该革命的矛头所向并非是一个腐败的政府，而是一一个软弱的政府反抗一个软弱受欺的政府。 革命的真正动机并非排满，而是源于遭受外人蔑视引发的巨大的羞耻感而生的盲目排外力量。这些拥有如此这般新学的盲目者，天真地想象我们受歧视的原因只是由于我们有辫子，而满族人则须对这一耻辱的标志负责。所以这些盲目的过激分子痛恨满人并坚持要摆脱和推翻满族的一切。正如聪明的辛博森实话所言:“目前这场割发革命，值得世界人民同情。”简而言之，1900 年中国爆发的庚子事件，实际上是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的狂热进发而当今这场革命，则是一次民族自大心理的狂热爆炸。然面，正是在这里，狂热分子不久就会发现他们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服，就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收式假洋人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与欧美人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 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and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7]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