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施蛰存对现代文学史的贡献

　略论施蛰存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作为

施蛰存的小说成就在二十世纪的小说史上是被遮蔽的。他的为大众注意，多半导源于1930年代他和鲁迅关于《庄子》和《文选》的那场笔墨官司[1]。施因此在文革中受到牵连，而关乎他崇高文学价值的小说创作则长期受到漠视，他的作品在图书馆里备受冷落。1980年代是一个文学大考古的黄金时期，很多早年风光晚景凄凉的老作家重新为文学史家发掘、评介，而且海外文论家的研究成果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诸如夏志清对钱锺书、张爱玲的评价，李欧梵对施蛰存的评价，这些海外学者的锐利批评刺激了国内的研究热望，同时也带动了作家作品的出版热潮。但是，与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的广受关注不同，施蛰存虽然被李欧梵、严家炎、吴福辉、施建伟等名家一致封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鼻祖”，但他的作品始终没有形成研究、出版和阅读的风潮，以致于当年他的《十年创作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深谙图书发行三昧的施蛰存还要变空心思地为了图书出卖的方便，迎合市场需求，把原题《石秀》的小说改题为《石秀之恋》作为新书题目以招徕顾客——施蛰存在该书序言里坦言。他的作品对广大的读者还是陌生的，所以有必要进一步阐发施蛰存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
　　
　　施蛰存的作家身份定位
　　
　　施蛰存的老家在上海松江，当时松江尚是农村。他早年的小说《春阳》、《团扇》等让我们看到他当年的生活图景——如果我们一定程度上认可小说都带有作家影子的说法的话。他小时候成绩算不上很优秀，但他是个敏感而幸福的孩子。他没有受过物质上的贫困，和别的女生关系也很好。他小小的年纪时就体验到了恋爱的感觉。郭沫若在回忆录《洪波曲》里说过他是在自己的嫂子的背上时第一次有了性的觉醒。施蛰存，作为成长个体，他是早熟的；作为文学家，他也在早年即表现出了在创作上的异秉。施蛰存到了上海震旦大学读书，学习法语、英语等洋文。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鲁迅在日本自修德文，而他的个性也正与德国人的缜密和冷峻相符，德国的文化资源也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政治风云变换的思想渊薮；梁实秋、林语堂等学的英文，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自由气质和英伦的“不打落水狗”的绅士风度。施蛰存学的法国文学是他后来文学观念里“颓废”的基础，波德莱尔式的巴黎流浪者形象在中国得到了横向移植，反映在他的小说诸如《闵中秋日纪事》、《魔道》等小说里。李欧梵曾与晚年的施蛰存深入交往，一点点地厘清了施蛰存的外国文学接受途径和成果。这在李2001年出版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里有生动的再现。[2]施蛰存的文学接受史表明了他与其他作家的区别：在对外文书籍的译介中完成自己文学品格的塑造。
　　他的历史小说和鲁迅的《故事新编》审美趣味偏差极大，就是与郭沫若，廖沫沙等人的小说也迥异其趣。施的历史小说特别注意修辞的华美和心理刻画的细腻，而这些在鲁迅，郭沫若等人则不十分看重。施蛰存不具备参与社会政治变革的社会勇气，他是属于象牙塔里的纯粹的艺术家。这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里也可以看出来。同时期在文坛呼风唤雨的作家不少都在新中国的政权里担任了的职务，施则甘愿在大学里当教书先生，课余侍弄古典文学和古典名物。他的历史小说集《将军的头》出版后，他曾说过：“有人在我的作品里检讨‘普罗意识’，又有人说我是在提倡民族主义”[3]，凡是做这样企图的批评家，无异于缘木求鱼。他的历史小说就是写历史，于现实丝毫无涉。他不想干预现实，文学就是文学，与现实何干呢。这是他的创作理念。他只是关注历史人物在那个情境下的心理情绪，他的小说是一种合理的想象。他有大胆的写作计划，列入他的创作名单中的既有历史小说《水浒》里的人物，又有《高僧传》里的伟大的和尚。他揭开他们道貌岸然的面纱，还原他们的心理状态。理论的依据，自然与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和蔼理斯的《性心理学》有关系。他深深服膺西方的性心理理论，甘愿在东方为这些理论制造出范本，此外没有别的貌似深广的企图。施蛰存曾有一篇带来极大争议的文章《匹夫无责论》（发表于1989年《随笔》）。在这篇文章里施蛰存集中表达了他的政治口味。他认为国家的兴亡是肉食者所谋之事，作为艺术家只要把艺术上的事情弄好就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从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里抽出来的古训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虽然今天有学者（如朱学勤）一再告诫读书人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君臣有责，与匹夫有责的，乃是天下兴亡。施蛰存对这点似乎早已了然，他缺乏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那种“改造国民性”的宏大抱负，于是在当时风雨如晦的中国，便显得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了。
　　沈从文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对文坛动态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他在1933年最先挑起了“京派”、“海派”之争。沈从文称：“‘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4]”在沈从文看来，海派作家都是商业化才子，作风不免浮纨。鲁迅后来也加入到了这场文学论争里，他从地域文化学的角度高瞻远瞩地指出：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 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5]
　　杨义总结海派文学特征时说：“海派写性爱，受洋场环境的刺激，又渗透着洋场观念和洋场文学趣味。受殖民化洋场风气的浸渍，这里的性心理游戏，是欲大于情，肉的挑逗往往淹没了灵的光泽，露水式的感情轻易地取代了专一的东方伦理。”[6]在其他的一些海派作家那里，如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文风张扬，生活也比较恣意，远非京派朱光潜、沈从文、周作人诸人的冲淡朴讷。但施蛰存显然是海派里的另类人物——以他现有的创作不足以显示海派那种铺张扬厉的作风。他笔下的人物仍是在坚固的社会正常秩序下活动。潘巧云因为不贞被杀，梅雨之夕的“我”也仅仅做了一个转瞬即逝的迷梦，花惊定将军只有在头颅被敌人砍下后才终于有胆量冲到了他心爱的女人的面前。与刘呐鸥、穆时英不同的是，施蛰存所写的人，都是心理荒淫，行动上依然有板有眼。反观刘呐鸥的的小说，在火车上萍水相逢的一对男女，禁不住欲望的牵扯，携手下车，走向阒寂无人的草地（《风景》等篇均有这样的讲述）。施蛰存受人之约主编过多种文学刊物，如《新文艺》、《现代》等，他推崇穆时英等人那样充斥着力、性与电的作品，认为这代表了都市文学发展的新方向，但他自己的创作则多是一片宁静的田野之风。如果我们相信小说带有作家个人的影子，我们在施蛰存的小说集《上元灯》里看到那些远年的与自己邻家小女的天真恋情在施蛰存深情的叙述里一点点复原（《扇》），在《诗人》这一篇里我看到孔乙己似的旧知识分子怎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还有在《旧梦》里那个懵然无知的孩子被他的后母深爱着，当见不到后母时这个孩子是怎样的怅然若失。这些篇什风格沉稳，与京派作家神情相接。施蛰存实乃海派中的京派作家。
　　施蛰存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里说：“因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者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eudism（弗罗乙特主义）的心理小说而已。”[7]施蛰存在与日本新感觉派的“粉丝”刘呐鸥和穆时英过从甚密，他在1928年就接触过一些刘呐鸥从日本带来的日本新感觉派的作品。说这些作品对施蛰存一点影响没有倒也未必，但影响甚微却是事实。施蛰存最感兴趣的作家是奥地利的显尼志勒，而对刘呐鸥趋之若鹜的日本新感觉作家罕有赞词。他曾多次翻译显尼志勒的作品（因他不谙德文，多从英文转译），影响较大的有《妇心三部曲》。他之喜好该作家，是因为显尼志勒“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实证在文艺上”，“使欧洲现代文艺因此而独辟出一个新的蹊径，以至后来甚至在英国会产生劳伦斯和乔也斯这样的分析心理的大家，都是归功于他的，尤其是乔也斯的名著《攸里西斯》所应用的内心独白式（interrior monologue）的文体，早已由显氏在《爱尔塞小姐》和《戈斯特尔副官》中应用过了。”[8]把显尼志勒的功绩扩大至影响到劳伦斯和尤利西斯的写作这样一个地步未免夸张，却见得施蛰存对显尼志勒这个人有多喜爱了。显尼志勒向来被称为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施蛰存喜欢他的原因，在于他精确地传达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归根结底，是因为弗洛伊德。而其他的新感觉派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推重的是横光利一等日本典型的新感觉派作家。他们亦步亦趋地模拟横光利一等人的意象叠加等技术，把感觉和情绪渗透在对现实事物机械的复制和罗列中，给上海文学界吹来一股怪异之风。当穆时英1940年暴亡时，他的东洋偶像横光利一还写了《穆时英氏之死》的文章来纪念他。施蛰存基本疏离于横光利一，他只是带着玩味的态度来欣赏，到了他自己的写作时，他还是更多地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参照系。既然如此，施蛰存当然要反对把“新感觉派”的标签贴在他的身上。而楼适夷当年仅据几篇略带新感觉风味的小说就不加深思地将施蛰存命名和归类，确实有不当之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的研究界仍然不顾施蛰存的声明，还是把他划在新感觉派的狭小圈子里。这种强行拉客现象该引起重视了。
　　综上言之，施蛰存虽然生活在上海，面对着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和熙熙攘攘的商业文明，他本身并没有濡染多少海派习气，至于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答〈兼士〉》等文章里称施蛰存为“才子”加“流氓”，那就更显得下笔不慎以至于武断了——殊不知当日施蛰存在自己的刊物上还将他的别人不敢发的文章毅然发表。他虽与新感觉派的很多作家交谊深厚，他也确实写了一点有新感觉色彩的小说如《夜叉》、《在巴黎大戏院》、《魔道》等，但他不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派系里，他自由地在各个圈子里穿梭。新感觉派的天地太狭窄，左翼的政治气候又是浓云密布，国民党的右翼圈子他也尽量不去招惹。我们后来知道，左联的作家倒向了救亡主题，在欢快的快板声中向大众取齐；新感觉派的大家刘呐鸥和穆时英滑入了黑帮和伪政权的泥淖里，终于不得善终。两边都不挨的施蛰存躲避过去了一波又一波凶险的政治风波，远害全身，寿终正寝，哀誉日隆。两相比照，物换星移之间，施蛰存的历史价值凸显了出来。
　　
　　施蛰存的文学选择
　　
　　葛红兵在《现代中国文学精神》一文里将中国文学分为三种类型，一、以个体、人性、自由为内核的启蒙文学精神；二、以救亡、统一、强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文学；三、以休闲、感觉、性爱为内核的都市文学精神。[9]前两种类型一直占据启蒙与救亡的中国文学主流，这以鲁迅为代表，他们是为人生，社会而文学。而施蛰存接受的文学教育和他优裕的生活条件使得他对中国的社会未做如鲁迅那样的匡救的企图。他是固守在象牙塔里的文学家，鲁迅则是在社会上冲锋陷阵的勇士。他说：“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也不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10]这个“独自”，表明了施蛰存的创作抱负。他不想混同于流俗，他在登上文坛的早期，就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旗帜。于是，在鲁迅的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之外，又诞生了施蛰存这一专注于分析人心的现代主义之路。而这条路，既无关乎启蒙，也和昂扬的爱国热情无涉，上海，这块宛若传统中国之外的一块飞地，当时的世界第五大都市，是允许施蛰存的文学，当然也包括任何先锋的艺术的生长的。于是，在中国这张苍老的的面孔上，悄悄滋长了一粒绚丽的青春痘。
　　知人论世是我们分析评价人物的不二法门。施蛰存在1926年正式走上文学道路，其时他与同在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的同学戴望舒、杜衡合办了一个小刊物《璎珞》。施蛰存在这个小刊物上发表过《上元灯》、《周夫人》等习作。这些习作虽然比较幼稚，但已经隐约透露出这几个年轻人积极向西方艺术靠拢的文学倾向，并且成为他们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创作主调。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施蛰存在《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我们自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施蛰存、戴望舒、杜衡）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家庭的考虑”[11]。施蛰存看到了革命的残酷——那是会掉脑袋的。在向左得罪右翼，向右得罪左翼的两难政治情境下，杜衡和施蛰存（戴望舒1928年由冯雪峰介绍加入左联，但他明确表示支持杜、施的选择，受到鲁迅批评。不久赴法留学）选择了做“第三种人”。施蛰存对歌颂劳苦大众的普罗文学的态度比较消极，尽管这一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然风起云涌，那么多爱国作家都被裹挟其中了。但施蛰存只写了《阿秀》、《花》这两个平庸的短篇后很快发现自己不适合写这样的题材，而且这也偏离了他们最初设定的航道，于是他说：“这两个短篇之后，我没有写过一篇所谓普洛小说。[12]”施蛰存在尴尬的文学和政治环境下选择了“第三种人”，做个论争边缘的独立作者。所以在现代图书公司老板张静庐1932年物色新的杂志编辑的时候，自然想到了这个人。他编辑的纯文学刊物《现代》在当时即广受知识青年追捧，每期销量都在万册以上[13]。大上海的文艺运动此起彼伏，刊物众多，能取得这样的业绩，实属难得。这说明施蛰存在政治问题上的选择成就了他平和公正的外部形象。这是个人和社会政治双向选择的结果。在社会政治环境之外，促成施蛰存文学面貌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
　　1926年，文坛怪杰、性学博士张竞生出版了他的《性史》。彭小妍曾这样描述当时这部书发售的情景：“（《性史》一书）在当时不仅耸动社会，也制造了许多趣闻。据说，上市当天购书的人群蜂拥而至，上海光华书店里万头攒动。除购书人之外，有更多的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前来一探这骚动的街景，把书店所在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警察最后动用了水枪驱散人群，才得以清出交通要道。……这本书还牵引了一连串的续集，全都是盗用张竞生名义的伪作。”[14]在下一年，上海的新月书店出版了潘光旦写于1922年的《小青之分析》。这本书是潘光旦利用弗洛伊德的影恋理论，结合中国明朝张岱、施润章等人有关冯小青的诗和一些杂剧对万历年间的一个奇女子做的影恋性心理分析，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相当的反响。在上海这块五方杂处、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大都市里，各种思潮颉颃互竞，争奇斗艳，而当时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可谓是出尽风头。张竞生的《性史》借鉴弗洛伊德，潘光旦研究的优生学也离不开弗洛伊德，在林林总总的社会科学大家里，弗氏的精神分析学无疑是一大显学。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弗氏思想的文章《梦之研究》（钱智修）就发表于创办于上海的《东方杂志》1914年第10卷第11号上。经过十余年的思想播迁，学术界已经涌现出多部与弗洛伊德相关的论著。章士钊、高觉敷、章衣萍等人翻译出版了很多弗氏著作，在中国掀起了一轮新的性学研究热潮。这些研究成果多半是由上海这块开放的领地上的出版机构发行的。如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1930年章士钊翻译的《弗洛乙德序传》、文摘出版社1933年出版了河明章译的蔼理斯的《性心理》……。可见，当时的上海有那样的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大气候，启发了一部分人以此为工具用艺术的方式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个领域的先行者是鲁迅，早在1922年冬，鲁迅写作《不周山》（后改题为《补天》）时就“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15]”，算得上首先揭橥了“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的原则。鲁迅由此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历史讽喻小说的传统。后来郁达夫的《采石矶》、郭沫若的《柱下史出关》、茅盾的《豹子头林冲》等都不出历史讽喻的大框架之外，这些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干政”色彩。只有施蛰存，在弗氏研究在上海蔚为大观的时候，老老实实地拿来了弗洛伊德主义，又贯彻到了他大多数的小说创作中，演绎人物的性心理的微妙变化。所谓文以载道，施蛰存将之改变为文以载人心。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可分为三大块：一、上海松江旧梦；二、深入历史地表探求历史人物的心理；三、在都市过着庸常生活的小市民的性压抑和性畸变。这三类里面最富有施蛰存特色的是他的历史小说，这也是被论者不断提及的版块。或许，即便没有另两类小说，单靠他的历史小说，施蛰存便能在当时的文坛独步了。那么，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现代主义之梦呢？我们不妨拿一篇他精心打磨过的小说名作《鸠摩罗什》来做一个个案分析。
　　朱大可说：“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进程，是从这个国家丧失现代性的地方开始的。20世纪的东方是一座巨大的废墟。在它的底层是古朽的龙凤尸骨和秦砖汉瓦，在它的上层则倾倒着来自欧美大陆的第二手文明垃圾……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的现代主义只是某种近代主义，它旨在反抗来自垂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压力。”[16]我相信，朱大可充满力量的论述不仅勘破了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迷梦，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具有锋利的意义。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中谈到《鸠摩罗什》时说这篇历史小说“根据对这篇小说的新近研究，施蛰存有可能读到过安拿托尔·弗朗士（Analtole France）的《泰绮丝》 (Tbais)）。[17]”事实早就证明，早在1928年，施蛰存就亲自校阅过杜衡翻译的这个小说，他看后深受启发，有心私淑，乃从浩瀚的中国古代典籍里找到了一个与《泰绮丝》里主人公巴弗奴斯类似的宗教人物——鸠摩罗什。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施蛰存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和尚被逼成婚的记载。《高僧传·译经中·晋长安鸠摩罗什》载：
　　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龄尚少， 乃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距而不受，辞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可固辞。”乃饮以淳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节。[18]
　　我们应该能设想到施蛰存在发现这段记载后该是多么兴奋——因为这个故事是那么的不合常理，不合弗洛伊德之理。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人性都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强大的里比多（libito）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源泉。《鸠摩罗什》大概是施蛰存最费心思的一篇小说，他曾说这篇小说“易稿七次”，“费了半年以上的预备”[19]，所以，对这篇小说不能小视。施蛰存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附着在人身上的神性轻轻掸去，露出凡人都有的人性。施蛰存在结构这个故事时，与它的“母本”《泰绮丝》有明显的区别。《泰绮丝》中的主人公巴弗奴斯无论任何时候都恪守着对天主的忠诚信仰，他的性格始终都是单一的，即对上帝的唯一忠贞。他意识不到魔鬼的诱惑，泰绮丝的幻象、肉欲的烈火都缘于他对泰绮丝的爱恋的人性内涵。但施蛰存笔下的鸠摩罗什则让我们感觉他是一步步地走向了堕落。本来他早年即便对多美的女人都不动心，只有对自己的表妹无力自持，心神为之摇曳。但到了他的女人死在去长安的路上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不断为自己的淫欲寻找借口的狡猾的纵欲者。我们丝毫感受不到鸠摩罗什的圣僧的光环，我们看到的居然是一个藉着妖术在人前招摇撞骗的术士。于是，先前在我们脑海里既定的对于鸠摩罗什的概念便在施蛰存这里轰然崩塌，《高僧传》对这个中国四大译经家的传奇描绘遭到了施蛰存郑重其事的“恶搞”和解构。而施蛰存的寒光四射的解构之刀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施蛰存看来，再伟大的人物也逃不开这把利刃的追踪。与《泰绮丝》着重于展现人性在宗教面前的痛苦，从而向宗教禁欲主义说“不”的主旨不同，施蛰存的立意则倾向于构造一幅圣人逐肉图——他们也有和凡人一样的欲望追逐，在追逐的过程中，甚至比凡人还有挖空心思还要恬不知耻。于是，在鸠摩罗什火化后剩余的那条能言善变的舌头便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一情节设置和《高僧传》一般无二，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还是当时的古籍编纂者就有这样的怀疑：圣之为圣，全在一条滑溜溜的舌头？施蛰存看破了这层魔障，还原了作为凡人一面的圣僧。我们不能不承认，施蛰存下刀的时候，未免太不留情面了点。施蛰存的努力，是不是像朱大可说的落入了对抗“中世纪垂死的意识形态的压力”的窠臼？从施蛰存主观上来说，他自然是为了达成他的“现代”理想，实际效果是他掠过了《泰绮丝》反应人性美好宗教禁欲丑恶的主题，在这一主题之外，颠覆一个偶像，树立一个凡人。王瑶曾在《中国新文学史稿》里批评以《将军的头》为代表的一系列历史小说没有社会意义。批评得很对，问题是施蛰存并没有要靠自己的小说解决什么社会问题。一旦脱离了社会指向，便部分地脱离了中世纪教条的桎梏，获得了自由的飞翔。这样的文学，反应了纯粹的普世心理，压抑、烦闷、后悔、绝望，还有灵魂救赎的渴望，这便庶几接近了现代主义的核心。
　　
　　结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坛，乡土派、人生派等小说均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施蛰存逐渐避开中国作家对他的近距离文化辐射，在对外国文艺的译介中慢慢潜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内部，选择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指针，以修辞绵密瑰丽的的语言演绎情节开阂有致的故事，终于成为弗氏思想在中国文坛上的“双影人”。这是中国文艺界现代主义运动的第一波浪潮。施蛰存和1940年代的“九叶诗派”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履痕不及西土而西风自然风行水上的独特文化景观。施蛰存的小说，宛如身着华丽的中式旗袍，在传统民乐的伴奏下跳着异国的华尔兹。施蛰存胸襟豪放超然，不耽于党同伐异的文坛纷争。当编辑，他便积极扶植新锐；当作家，他又能挣脱俗务（他曾在上海松江县立中学当教员），黾勉力行，自当楷模，所作虽不多，但大都是精心策划之作，决不像一般海派作家稍有题材便率尔操斛，所以能在1930年代的上海文艺界独当一面，站稳脚跟。他不惟新文学，即古籍校勘亦从容做来，成绩斐然（施编辑有《晚明二十家小品》等古书）。
　　疏于政治，沉潜艺术的施蛰存自始至终抱持着这一人生宗旨，无论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建国以后的文化界，他都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文化人，澹定，超然。施蛰存有伟大的文学理想，这种理想也为后来的作者指明了道路。他渴望独立的文人姿态和自由意志。这种为人和为文之道与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冥契。他伟大的文章与文格必将在时间的磨洗之下越发光亮。
　　
　　
　　[1]关于这一文化事件，学界论述颇多，兹举一例：刘凌《施蛰存与鲁迅交往新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可参阅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第四章：《文本置换：在书刊里发现的文学现代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施蛰存：《将军的头》自序，《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沈从文：《关于海派》，天津《大公报·文艺》，1934年2月21日。
　　[5]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432页。
　　[6]杨义：《京派海派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129页。
　　[7] [10][12][19]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施蛰存：《薄命的黛丽莎·译者序》，上海：中华书局，1937版。
　　[9]文章来源于葛红兵个人网站笑言天涯：http://www.xiaoyan.com/。
　　[11]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13]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版，第236页。
　　[14]彭小妍：《张竞生的〈性史〉：色情还是性学》，《读书》，2005年第8期。
　　[15]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1页。
　　[16]朱大可：《空心的文学——新时期文学白皮书》，《话语的闪电》，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17]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18]《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页。在此书里，有对鸠摩罗什的“魔法”惊人的描绘，如一段烧为灰烬的绳索，放在水中，经过鸠摩罗什的施法，便能重新变回绳索。
　　[20]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见《金明馆丛稿二编》，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陆著多次引用此语，不遑多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