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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专门艺术。由于不易保存的缘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甚少。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彩漆龙纹竹佃(图1)，是现在已知较早的竹雕器。竹勺以龙纹及编辫纹为饰，并用浮雕、透雕两种技法，精美而珍贵。《南齐书·明僧绍传》记载齐高帝赐明僧绍竹根如意笋箨冠。北周庚信《奉报赵王惠酒》诗有“野炉燃树叶，山杯捧竹根”的诗句，可知当时雕竹制器的概况。唐代竹刻在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中记载颇详，当时的竹刻技艺及作品与当时之金银镂鏨、石刻线雕同一意趣，并已出现“ 留青”的刻法。宋代竹刻家詹成所造鸟笼“四面花板，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俱备，其细若缕，且玲珑活动”。其雕艺之高、做工之细、构思之妙，堪为后人楷模，影响深远。
历史悠久的竹刻艺术，发展至明代中期成为专门的艺术。明中期最初仅仅是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艺术家致力于竹刻，以后竹刻技艺日臻精湛，他们或父子相传、或师徒授受、或私自仿效，涌现出既具较高文化修养，又颇有艺术造诣的竹刻家，并雕刻出代表明代最高水平作品，从而使竹刻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产业。
竹刻之所以能在明代中期成为专门的艺术，一是竹材廉价易得，二是竹刻名家的出现并形成流派。廉价的竹材欲想与质地高贵的紫檀木、象牙、犀角一比高低，只有在雕刻技法上创新，在器型、装饰题材上求变、出异，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峰。这个过程正是诞生竹刻名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在当时也形成了两个竹刻中心，一个是浙江的嘉定(今上海嘉定)，一个是江苏的金陵(今南京)。后人按地域冠以派别，因而就有了以朱鹤为代表的嘉定派和以濮仲谦为代表的金陵派。
专家把竹刻艺术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明、清前期和清后期。
明代竹刻的技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嘉定派以深刻表现高浮雕或圆雕的刻法，代表人物为朱鹤、朱缨、朱稚征，人称“嘉定三朱”或“朱氏三松”；二是金陵派以浅刻或略施刀凿即可成器的刻法，代表人物为濮仲谦；三是以留青作阳文花纹的刻法，代表人物为张希黄。
清初至乾隆(1644—1795)划为竹刻的清前期。单从时间跨度上说，此清前期包括了人们习惯上所分的清初和清中两个时间段。清前期竹雕十分发达，竹刻艺人继承了明代的刻法，同时又有不少创新。吴之墦创“薄地阳文” 浅浮雕，封锡禄及其…门的圆雕，周颢用刀如运笔阴刻山水、竹石，潘西凤随意刮磨而得自然之趣。他们在当时即颇有影响，技艺皆达到了极致，后人效法，无人企及。乾隆时期仿古之风盛行，在竹刻中亦出现了仿青铜器的竹雕，多见巧思，已毕肖古铜器为能事，鼎、卣、尊、壶，无所不备，从清竹雕提梁卣(图3)可窥见一斑。贴黄器，穷工殚巧，突破了竹材固有的圆筒形状，使器物形状丰富多姿，质地有了象牙的感觉。因此可以说清前期是竹刻的鼎盛期。
清后期可能是刻竹者自己不能自画自刻，须请画家代为画稿设计，刻与画分离，刻竹者成为单纯的刻工，只能在竹材的表面落刀做文章，不可能刻去一层求人再画一层。故此，清后期的竹刻作品，大都是低而浅的阳文或阴文，器型多臂搁、扇骨。相反，昔日流行的圆雕器物，透雕、高浮雕之笔筒、香筒却难觅踪影。所以说，清后期的竹刻艺术日渐衰落。
清后期载入史册的竹刻家较清前期多，但堪称大家的罕见其人。造诣较高的有善刻留青的尚勋和使用“陷地浅刻”的方絮。
一些未刻署款之竹刻作品，只要其历史、艺术价值很高，同名家名作一样，在竹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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