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rty》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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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们是理性的，我们应该承认，只有在我们对世界的真实本性仍然无知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称赞与谴责、提醒与鼓励、促进公正与自我利益、谅解、宽恕、做出决议、发布命令、感到合情合理的自责。我们所知越多，人类的自由因此还有责任的领域就越狭窄。因为对于把握了事物为什么是其所是，不是其所是的全知的人来说，责任或内疚、正确与错误的观念必然是空洞的；这些观念纯粹是一种无知、儿童般的幻想的标志。而对这点有所知觉，正是道德与智识成熟的第一个表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0页 -
我只能重复，积极自由的观念因滥用——神话权威——而走向其反面的现象是常有发生的，而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熟悉的、最具压制性的现象。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或原因，“消极”自由的观念（被理解为对“我被统治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不管它的失控形式的后果多么具有灾难性，历史地看，从未受到其理论家扭曲，而相比之下，与它对应的积极自由，却常常远离其原意，变成晦暗的形而上学或社会性的邪恶之物；虽然积极自由可能会走向其反面，并会丧失与其清白起源的关联，但消极自由不管怎么说却更常见地保持原样。因此，在我看来，更有必要揭露积极自由的偏离，而不是消极自由的偏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0页 -
既然没有一种解决方案是保证不会错的，那么，也就没有一种部署是终定的。于是，松弛的机体，对缺少效率的最低限度的宽容，甚至一定程度上沉溺于闲谈、好奇、不经批准而无目标地求这个或那个（“明显的自我浪费”），允许更多的自发性与个体的多样性（对此，个体最终必须负全部责任）等等，永远比那种整齐划一的、最细致灵巧地强加的模式更有价值。除此之外，必须认识到，这种或那种教育方法抑或科学的、宗教的、社会的组织体系保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 eo facto（事实上）并不是人类生活唯一核心的问题。不公正、贫困、奴役、无知，这些东西也许可以通过改革或革命来治愈。但是人并不仅靠与邪恶战斗而生存。他们靠个体或群体的一些积极的目标而生活，这些目标具有巨大的多样性，是很少能预见的，有时也是不相容的。正是靠对这些终极的、不可公度的、既不能保证变化也不能保证静止的目标的强烈关注，正是通过个体或集体对这些目标的竭尽全力的追求一一这种追求是无计划的，常常是根本没有适当的技术装备的，往往既没有明确的成功希望又得不到官方审查者的认可——个人的或民族的生活才达到其最佳状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 -
“一个人不顾劝说与提醒而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其为恶远不及允许别人强制他做他们认为于他有益的事。”对自由的捍卫就存在于这样一种排除干涉的“消极”目标中。用迫害威胁一个人，让他服从一种他再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目标的生活；关闭他面前的所有大门而只留下一扇门，不管所开启的那种景象多么高尚，或者不管那些作此安排的人的动机多么仁慈，都是对一一条真理的犯罪：他是一个人，一个有他自己生活的存在者。这就是伊拉斯谟（有人说是从奥卡姆）开始，直至我们今天现代世界的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对公民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任何吁求，对剥夺与羞辱的任何抗议，对公共权威的侵犯的抵制，对习惯或有组织的宣传对大众的催眠的任何反抗，全都起源于这种个人主义的、备受争议的人的概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两种自由概念 -
操纵人，把他们驱赶向只有你，即社会改革者能看到而他们自己看不到的目标，就是否定他们的人类本性，把他们当作没有自己意志的物品，因此就是贬低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向人们说谎或者欺骗他们，视他们为我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独立构想的目的的工具的理由；即使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做实际上也是把他们当作次等人类，仿佛他们的目的远不如我的目的那样终极与神圣。强迫人们去做他们不愿意或不同意去做的事情，要以什么样的名义，我才能为我的这种行动辩护呢？只能以某种高于他们自身的价值的名义。但是如果像康德坚持的那样，所有价值之所以是价值乃是因为人的自由活动，而且只有当它们出自人的自由活动时オ可称之为价值，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比个体更高的价值。因此，这样对待人们就是以某种不如他们自身终极的东西的名义强制他们一使他们屈从于我的意志，或屈从于某个别人对（他或他们的）幸福、私利、安全或方便的特殊渴望。我的目标是某种我或我的群体想要的东西（不管出自什么目的，也不管它多么高尚），为此，我把他人当作具。但这与我所知道的人之为人，即人是目的本身，是相矛盾的。所有形式的玩弄人类、诱感人类、违反他们的意志使他们适应你自己的模式的举动，所有的思想控制与规训，因此都是对人之为人的否定，都是对他们的终极价值的否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两种自由概念 -
而托克维尔的更尖锐回应也是如此：“比较而言，他们现在读同一种东西，听同一种东西，看同一种东西，去同一个地方，对于同样的对象有同样的希望与恐惧，具有同样的权利与自由，同样的表达它们的手段……这个时代的所有政治变化都促进了「这种同质化」，因为他们全都想将低者拔高而将高者削平。教育的每一次扩展都促进了它，因为教育使人们处于共同的影响之下……交往手段的改善促进了它”，就像“公共舆论的优势”一样。“存在着如此大的敌视个体性的大众影响”，以致“在这个时代，仅仅是不顺从的事例，仅仅是拒绝向习惯屈服，本身也成了一种贡献”。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1页 -
十九世纪的两大解放性的政治运动，是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9页 -
“不管他（列宁）有多生硬与错误，在关键问题上，霍布斯而不是洛克，是正确的；人们寻求的并非幸福、自由、公正，而是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也是正确的：大多数人天生就是奴隶，被解开锁链后不具备道德与智力资源来负起对未来的责任，也无法在太多的可能性间进行选择；因此，在丢掉一副枷锁时会不可避免地带上另一幅，或自己锻造一副新枷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3页 -
通过一种奇怪的悖论，那些初看起来正好持相反立场的人，也达到了同样的立场：我们不能做出褒贬，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在一系列的任务与困难之前，观察到人类要求的巨大与人类知识与判断的渺小的历史学家，充满着谦逊之感，严厉地提醒我们不要把狭小的价值观建构为普遍有效的，不要把处于宇宙某个角落的一小部分人至多在小范围内坚持的东西，运用到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人类中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2页 -
尽管强调“生活实验”与这些实验可能解释的东西的价值，穆勒还是准备为他自己的信念的真理性下大赌注，也就是他对于构成人类最深刻与永久利益的那些东西的信念。虽然他的推理源自经验而非先验的知识，但这些命题本身却非常类似于在形而上学基础上受到传统自然权利学说的支持者们捍卫的那些命题。穆勒相信自由，即对强制权的严格限制，因为他坚信除非人们保有在某个最小的生活领域里——他认为或希望它成为不可侵犯的——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发展、繁荣并成为人格完整的人。这就是穆勒什么是人、人的基本道德与智识需要是什么的观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0页 -
”Real beings are sacrificed to an abstraction; Individual people are offered up in a holocaust to people as a collectivity. “ De l'esprit de conguete et de l' usurpation dans leur rapports avec la civilisation europeenne, part I, chapter 13, De T'uniformite': p. I69 in Benjamin Constant, Ecrits politiques, ed Marcel Gauchet ( Paris],1997)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INTRODUCTION -
They deal with various aspects ofindividual liberty. They are concerned in the first place with the vicissitudes of this notion during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s of our century; secondly, with the meaning it is given in the writings of historians, social scientists, and writers who examine the presuppositions and methods of history or sociology; thirdly, with the mportance of two major conceptions of libert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fourthly, with the part played by the ideal of individualliberty in the outlook of one of its most devoted champions, IohnStuart Mill, and, finally,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freedom.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INTRODUCTION -
在今天这个世界，与无法认同于公认的党派或态度、无法获得被承认的政治、经济或知识地位相比，个人的愚蠢与邪恶更容易得到原谅。而在更早的时候，当不止一个权威统治人的生活的时候，个人也许能在与国家相对立的堡垒，如组织化的教会或不顺从的封建组织中逃避国家的压迫。光是权威间的冲突这个事实，便可容纳一个狭窄、变动却永远不会不存在的空间。在那里，个人也许可以勉强过着私人的生活，因为双方都不敢走得太远，不敢赶尽杀绝，以免徒增对方力量。今天，即使是最好意的庇护人式的国家，也许正是它的减少、疾病与不平等的真实努力，它的穿透生活的所有被忽视的角落与裂缝的努力——这些角落与裂缝也许正表明需要它的公正和慷慨——它的这些善意活动的成功，压缩了个体犯错的范围；为了他的福利或卫生、他的健康、他的安全、他的免于匮乏与恐惧的利益（非常真实的利益），剥夺了他的自由。他的选择领域变得越来越小，不是以某种相反原则之名（如在欧洲中世纪或民族主义兴起时那样），而是为了创造一种形势，在其中相反的原则的可能性，连同其导致紧张、危险与毁灭性冲突的无限能力，为了一种简单而有规则的、不受恼人的道德冲突折磨的生活，一种对有效的工作秩序的机器人式的信仰，而被一举消除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0页 -
在现代史上，也许从未存在过这样的时刻：那么多的人，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他们的观念，事实上，还有他们的生活，被狂热的社会与政治学说如此深刻地改变，在某些地方是如此猛烈地倾覆。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当观念被那些理应对其保持关注的人——也就是那些受到训练能够对观念进行批判性检査的人——忽视的时候，它们便可能获得一种未被制约的动力，对无数变得太激烈以致不受理性批判影响的人产生无法抵挡的力量。约一百年前，德国诗人海涅提醒法国人，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推毁一个文明。他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成了斩除德国自然神论的利刃，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手中成了推毁旧制度的血迹斑斑的武器；他预言费希特与谢林的浪漫信仰，在他们的狂热的德国追随者那里，总有一天会产生反对西方自由文化的可怕后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两种自由概念 -
牺牲并不会增加被牺牲的东西，即自由，不管这种牺牲有多大的道德需要或补偿。任何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由，既不是平等、公平、正义、文化，也不是人的幸福或良心的安稳。如果我、我的阶级或我的民族的自由依赖于其他巨大数量的人的不幸，那么促成这种状况的制度就是不公正与不道德的。但是如果我剥夺或丧失我的自由以求减轻这种不平等的耻辱，同时却并未实质性地增加别人的个人自由，那么，结果就是自由绝对地丧失了。自由之所失也许会由公正、幸福或和平之所得来补尝，但是失去的仍旧失去了；说虽然我的“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有可能失去，但某种其他的自由（“社会的”或“经济的”）有可能增加，这是混淆了价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两种自由概念 -
卡尔是一个精力充沛和令人愉快的作者，虽然受了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但基本上是一个过时的实证主义者，处于奥古斯特·孔德 、赫伯特·斯宾塞与 H.G.威尔斯的传统之中：他是圣伯夫所说的"un grand simplificateur"（一个大简化者），从不为自赫尔德 和黑格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起就一直折磨着这个学科的那些问题与困难烦心 。 他对马克思尊敬有加，却远离他的复杂洞见；他是一个走捷径的大师，是为那些巨大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最后答案的人 。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导论 -
[……]同样的语调，或者温和而文明，或者粗鲁地带有攻击性，也可以在所有那些信奉集体主义神话的人的声音中听到；这些人不诉诸个体，而诉诸一个种族、民族或文明的集体意识（或无意识），或者像卡莱尔那样，觉得抽象名词应该大写。他们教导我们说，传统或历史（或者过去、种类、“群众”）比我们更有智慧；由生者和死者、我们的祖先和我们尚未出生的后代组成的大的社会，比任何单一的造物都更有目的性，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大目的的小碎片；我们以及我们自己的“最深刻的”或许最无意识的部分，都属于这个更大的单元。[注释内容：]我们进一步被告知，我们属于这些整体并与它们是“有机地”同一的，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这点；我们的重要性依我们对这种不可分析、不可估量、几乎无法解释的关系的敏感程度和认同程度而定。因为只有在我们属于一个比我们更大的实体，因此负载着“它的”价值、成为“它的”目的的工具、过“它的”生活、为“它的”更完满的自我实现而受苦并贡献出生命时，我们才具有价值。 (查看原文) -
的确，向那些衣不蔽体、目不识丁、处于饥饿与疾病中的人提供政治权利或者保护他们不受国家的干涉，等于嘲笑他们的生活状况；在他们能够理解或使用他们日益增长的自由之前，他们更需要医疗援助或受教育。对那些不能使用自由的人，自由又是什么呢？没有运用自由的适当条件，自由的价值何在？关键问题是：用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虚无主义者之口的讽刺性的话来说，存在着靴子高于普希金的那些状况，个人自由并非每一个人的第一需要。自由并不只是不存在任何一种挫折；这样定义自由将扩张这个词的意义以致它含义太多或含义全无。埃及农夫对衣物或医疗的需要的确超过个人自由，但是他今天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以及他明天有可能需要的更大程度的自由，并不是某种特别属于他的自由，而是与教授、艺术家和百万富翁同样的那种自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2页 -
自由并不是人的唯一目标。就像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那样，我会说，如果其他人的自由被剥夺——如果我的兄弟仍然处于贫困、悲惨与枷锁之中——我也不会光为我自己而要求它，我将断然拒绝这种自由，并义无反顾地与他们共赴苦难。但是混淆概念不会有结果。为了防止太明显的不平等或到处扩展的不幸，我准备牺牲我的一些甚至全部自由：我有可能非常情愿地、自由地这样做；但是我失去的毕竟是自由——为了公平、平等或同胞之爱而失去自由。在某些条件下，如果我不准备这样做，我会受到良心的拷打，也应该如此。但是牺牲并不会增加被牺牲的东西，即自由，不管这种牺牲有多大的道德需要或补偿。任何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由，既不是平等、公平、正义、文化，也不是人的幸福或良心的安稳。如果我、我的阶级或我的民族的自由依赖于其他巨大数量的人的不幸，那么促成这种状况的制度就是不公平与不道德的。但是如果我剥夺或丧失我的自由以求减轻这种不平等的耻辱，同时却并未实质性地增加别人的个人自由，那么，结果就是自由绝对地丧失了。自由之失去也许会为公正、幸福或和平之所得所补偿，但是失去的仍旧失去了；说虽然我的“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有可能失去，但某种其他的自由（“社会的”或“经济的”）有可能增加，这是混淆了价值。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3页 -
第一种“自由”(freedom or liberty，我用这两个词眼来表示同一种意思)的政治意义，称为“消极的”(negative)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 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两种自由概念1
作者: Isaiah Berlin
副标题: Incorporating Four Essays on Liberty
isbn: 019924989X
书名: Liberty
页数: 416
定价: USD 34.95
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年: 2002-3-7
装帧: Paper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