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国祚中危，何代无之。安禄山之祸，玄宗幸蜀；吐蕃之难，代宗幸陕；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　　或曰：“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筮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原文开始></原文结束>1.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傅之子孙，受享无穷。2.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3.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4.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5.後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於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6.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7.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8.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9.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10.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11.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幸进。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古之论述今犹可叹，真乃复使后人而悲后人也！

一、《顾宁人书》此篇为顾炎武在读完本书后写给黄宗羲的信，信中赞赏了黄宗羲的一些观点，认为“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并且“《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但是并不同意其《建都》，顾先生认为金陵“仅足偏方之业”，真正适合建都的乃是关中。“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去其时，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在身遭国破的剧痛之后，他们以明朝遗老自居，采取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不约而同地开始探讨国家治乱、民生根本。二、《题辞》1662年（清康熙元年），黄宗羲时年五十三岁，开始写作本书，后经大火、搬家等事，在儿子（普遍认为是黄百家）的催促下，于1663年完成此书。《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之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即太平盛世与乱世是相间隔的。当时正值明清换代之际，黄宗羲对孟子的话有所怀疑，为何“三代而下有乱无治也？”1661年，黄宗羲精研胡翰的“十二运之说”，完成《易学象数论》一书。他提出二十年后将迎来治世，“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作者慨叹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希望“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因此，作者希望能如“箕子之见访”，以此书被后世明主采用。削笔：亦作笔削，意为修改文字。因为古代无纸，书写于竹简木扎之上，遇到讹误，则用刀削去并用笔改正。三、《原君》“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作者以此句开篇，对君主的起源进行推理。他认为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所以“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是为君的标准。作者对三代之前与三代之后的君主进行对比。三代之后的君主将天下作为自己的私有财物，传给子孙，以图享乐，以天下之利尽归自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图一己之乐。并且，后世之人为争夺皇位，使得民众遭离散与荼毒。所以说“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独夫：指残害万民、众叛亲离，得不到民众拥护的国君。愿后身世世勿复出帝王家南朝宋顺帝刘准所言。公元479年，萧道成迫其下诏禅位。“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资治通鉴·齐记一》）四、《原臣》"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位君主就能治理好的，所以需要分配给群臣共同承担。因此，君与臣并没有地位贵贱之分，两者是平等的。“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天下治乱的标准不是改朝换代，而在于人民是否安乐。所以，桀纣之亡，是治，而秦、元之兴，为乱。如果忽略人民群众的利益，即使能够跟随君主治理天下，无论兴亡，都是有悖于臣道的。治理天下就像抬木头一样，需要君臣齐心协力，方能有所进步。父子与君臣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而君臣之名是从治理天下之后才有的，尤其强调君臣的师友关系，即“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五、《原法》作者开篇即言“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在他看来，三代以前授田于民以耕种、桑麻，兴学校以教养等，不是“为一己而立”。而“后人之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夜，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是一家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三代之法不以高低贵贱而有所偏倚，所以“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而后世之君将天下视为自己的财物，对下属不放心，因此对其权力进行制约，所以法律较为严密。作者还驳斥了一种观点，即“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在他看来，古今法在秦建郡县制和元建行省制时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古代圣王用以经营的法彻底地遭到了破坏。所以唯有恢复古代之法，复井田、封建、学校等，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法治大于人治是作者所提倡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如果推行坏的法律，会束缚天下人，即使再能干的人，也会受到制约无法施展才能。而古代圣王之法，有法外之意——古圣王的恻隐爱人的精神在其中，不管执政者的才能如何，都不会对天下有害。六、《置相》“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1）丞相之位的废除，使得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古代，君主接见丞相须离开座位迎丞相；但丞相被废之后，只有人臣向君主行礼而君主不用还礼了。这使得皇帝愈加骄纵。（2）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所以天子不一定贤能，需要依靠贤能的宰相辅助。宰相罢免之后，若有一位君主不贤，对于国家是危险的。（3）明代的内阁制。作者认为内阁学士不能等同于宰相，其职能只是代替君主批示答复章奏，就像书记员一般。而且宰相罢免之后，权力旁落到宦官手中。“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在黄宗羲看来，宰相可以用古代圣王之法勉励规劝君主，使得君主有所依从。所以他提出了自己的官制结构。七、《学校》“学校，所以养士也。”黄宗羲认为，学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但“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学校培养人才，培养他们治理天下的能力，从而使得朝廷与民间都充满诗书宽大之气，不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学校可以议论天子的是非，这样办学校的目的才能实现。即兼顾”养士“与培养治理天下的能力。三代以后，天下的是非标准均出自朝廷，群臣趋炎附势，政务都由平庸无能的官吏把持。而学校已经成为人们追逐权力功名的工具，有才能学术的人往往是”自拔于草野之间“，与学校无关。因此，学校的养士意义已荡然无存。黄认为，现在的学校不仅不养士，且还能”害士“。因为官方学校功能的丧失，养士的场所转移到了书院。朝廷对书院采取警惕态度，以书院的是为非，以书院之非为是，“朝廷与学校相反”，是故朱子之学被禁，东林书院被毁。东汉有党锢之争，宋有诸生搥鼓，请起李纲伏阙，这是三代的遗风，唯有以此放年保国安民。八、《取士上》“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明朝崇祯皇帝因为科举的弊端，而采取了其他方法，如巴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以得到制度以外的人才。黄宗羲认为这样造成了重视以上六法而轻视科举的影响，是本末倒置。黄宗羲分析了唐宋取士的制度，认为时文是取士的最大弊端。时文即帖书、墨义等，这样会导致“因循不改，则转相模勒，日趋浮薄，人才终无振起之时。”但是取士不能取消经义，这样会导致学子弃经不学，先王之道会被视为迂阔无用。作者认为，应当恢复墨义古法，考生为经义写注疏，并且将《五经大全》和汉宋诸儒的学说一一陈列于前，最后再陈述自己的观点，不必拘泥于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