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搬运自本人公众号文章）

前言： 有明兴于金陵，一统河山之后，却对首都选址迟迟未定。太祖曾派太子朱标赴关中考察西安的建都条件，岂料太子回京不久后即病逝，定都西安之计划泡汤。而还都汴梁、兴都洛阳，也各自因为地理和人口等原因搁置。如下：

而中都凤阳实在不是一个建都的好地方，唯余南北二京为最佳选择，最终明太祖选择了南京。而永乐靖难登基后，又用了十数年迁都北京。这也被某些后人赞赏为“天子守国门”，那么果真如是吗？ 第九章 建都 如副标题所示，《建都》一章为本书第九章。那么我们分成原文梳理和焦点辨析两个阶段来阅读本章。在此之前，我将放两张明朝不同时代疆域的地图，读者在阅读后文时，可常常比对观察：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 作者以一个设问句开篇，并阐明观点。北京骤遭闯军攻陷之因，乃是建都不当，救援不及所致。于是他列举往古事例以阐述自己的观点： “安禄山之祸，玄宗幸蜀；吐蕃之难，代宗幸陕；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 安史之乱中，潼关失陷，叛军取关中势如探囊，唐玄宗溃逃蜀地方免一劫。蕃乱时，唐代宗至陕州避难，以待郭子仪援军。泾原兵变时，唐德宗躲到奉天（今陕西乾县），被叛军围了一个月，皇帝威严尽丧，脸都不要了。

安史之乱概况

然则汴梁连通中原各地，四周一片平坦，无险可守。是故女真入寇中原时如入无人之境，直抵宋廷击溃禁军，掳二帝北上，成靖康之耻。 于是在黄梨洲的分析下，崇祯皇帝被闯军破城自尽的原因是：“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殉国也只是出于“不得已”罢了。并且在下文继续罗列自永乐迁都北京后发生的多次京城险情： “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

明“狩”宗 朱祁镇

对此，黄梨洲的总结是：“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曰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可见其对明朝定都北京的战略安全意义是持否定态度的，此外他在经济意义上也是同样态度。认为在北京建都使江南富庶地区不得不通过漕运向首都供应物资，转运过程中造成的人力物力损耗，亦是疲民之举。 “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至此，可以提取一个焦点问题： 对明朝国家发展的战略价值而言，迁都北京是否是失败的？ 后文则是黄梨洲给“待访”君王的建都建议。他认为如今定都应位于南京，并与关中（长安）对比： “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檏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曰之所能移也。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 随着过往数次南渡开发江南地区，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使得江南的经济地位逐渐取代关中，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关中却因为连年战乱，秦汉时丰富的土地人口和基础设施都不复存在了。因此作为吴地古都的金陵（南京）成了建都的最佳选择。 不得不承认，黄梨洲的分析很有深度，那么我们又能在此基础上提取另一个焦点： 定都南京具有哪些优劣得失？

焦点辨析 定都南京具有哪些优劣得失？ 我们先讨论这个相对容易论述的焦点，主要从经济发展、政治统治和国防安全三个维度讨论。在此之前，要先明确几个常识： 水运单程运输量巨大，是各类运输方式中成本最低的 建都选址的主要原则： ①建立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质供应 ②地理位置靠近国家几何中心，或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便于政令通达（便利的交通更有利于向政治中心供应物资） ③拥有利于防御的地理条件，山川险要之地易守难攻，保障国家安全。 （此三条整对应了前述三个维度） 不妨将这几条对北宋之命运作简要分析： 北宋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从北宋的命运中我们很容易看到首都选址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那么按照以上分析方式来观察南京对明朝发展的意义也未尝不可。 ①明朝的经济重心： 在前文所述靖康之难，汴京沦陷后，宋室南迁，同时带去了大量中原士族，梦回东晋。这一次南迁使江南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区域范围的广度和产业延伸的深度都远甚于以往历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基本完成。尽管在蒙元政权的压榨和元末乱世的践踏下遭到巨大破坏，但前朝积累的农业基础与极佳的气候环境使其在战后恢复中拥有相较其他地区的巨大优势。作为全国经济重心，其富余财富自然是收入国库，用以弥补各地财政支出的亏空，因此向来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明太祖朱元璋从元末乱世割据时便牢牢控制吴会之地的大半部分，其所仰赖的武将集团、文臣集团也大多出自淮右、浙东等地。北伐前平定南方群雄后，江南富庶之地尽收其下成为其扫荡天下的基本盘。可以说，有了这个天下经济之重心作根据地，北伐之成功，可计日而待也。那么在这个根据地中选择一个大都会作为首府当是顺理成章。南京坐落于此地，其物资供应之充足更不必说。

②南京的地理位置：

于整个国家而言，南京的地理位置相对偏东，临近海洋（或许有利于其中后期沿海商贸的发展）面江通淮，交通通达。南京距离北方长城、西南云贵等国防要地的距离较远，这具有两面性： 于国防安全而言，南京远离边疆，具有地理的纵深保护，使南京得以免受靖康时敌军突袭带来的崩塌。 但从中央集权角度看，因为偏于江南，君主在首都中对北方或西南边疆的控制力度大大下降了，这就遇到一个两难的问题： 如果抑制边军自主性，大小军情无一不上达天听，如遇紧急情况，无法及时采取措施，边疆驻防必然崩塌。而君主与兵部久坐朝廷，不如边军熟悉边事军情，其远程遥控指挥倘有不当之处，恐将重蹈宋夏战败之覆辙。 倘若放任边疆军将便宜行事，虽然能够灵活及时应对边乱，但久之必酿成藩镇之祸，这是从宋朝开始就在极力避免的一大隐患。 君主若想做到效率和制衡兼得，难于上青天。明初两大特色现象恰于此息息相关。一个是次数频繁的御驾亲征（太祖朝共十三次北伐，亲征数众说纷纭，太宗五次），亲征可以保证君主实时掌握边境动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另一个则是封藩，效仿汉初郡国并行体系，通过分封诸藩王到北方各地，授予其一定军权以拱卫中央。这属于明太祖一项极具理想主义与私心的创制，他希望能够依靠宗法血缘为纽带，维系畿藩关系，以达到“以藩屏周”的效果。这两个现象算是明初用以弥补南京与边疆遥远距离所产生问题的手段。（最终燕王造反夺得天下的结局令人唏嘘，这正是分封体系的一大弊端所在，以后可在《方镇》一章详细讨论） ③南京的防御条件： “钟阜龙蟠，石城虎踞” 南京三面环山，一面临江，长江天险是其最后一道防线，在其上下游，亦有镇江、扬州等重镇驻守。

在长江之北，还可以据守淮河作为抵抗，构筑梯次防御体系，淮河的一系列支流也通往中原，方便东南地区将兵力投送到北方。所谓“守江必守淮” 淮河以北还可以争取山东丘陵来翼蔽淮河，层层递进。而淮南丘陵亦可以筑起阻碍敌军骑兵的减速带。更不必说北方还有长城防线了。 迁都北京是否是失败的？ 北京对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政权的军事价值： 对于中原政权而言，幽燕地区北部的燕山是抵抗游牧民族南下入寇的重要屏障，一旦丢失，内地顿成门户洞开之势，再想抵御，只能凭借中部地区的太原-正定-河间一线组织防御（此外还能借助雁门关、滹沱河作防线）而这道防线的背后，就是中原的一片坦途。 唐后，中原政权北方边疆的防守重心就已经移到了东北，而北方游牧民族主要进攻的方向来自大同和辽东，其中，山海关作为辽西走廊的咽喉，可以阻挡来自辽河流域的侵袭，大同、宣化等关隘也都能把守住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的河谷要道。而北京作为连通两地的中枢，可以迅速策应这两个方向的战役。

再加上漠南诸卫所，可在塞外为长城一带筑起一片纵深保护。又有利于保障北伐远征军队的行军与供给安全。 而对于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政权而言，以北京为国都，背靠燕山，与其塞外本营形成掎角之势。进可攻、退可守，一旦形势不利，犹可从关内撤出塞外。 明朝迁都北京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者，北京是朱棣自己做燕王时的本营，而南京除了靖难时留下的建文旧部外，还包括与其有利益关系的江南士族，永乐一朝在南京的统治根基并不完全稳固。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便于其北伐。 “当是时，蒙古之余孽犹炽，习见燕都之宫阙、朝市，不无窥伺之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北直方舆纪要序》 蒙元残余势力尚未彻底抹除，其对北方边境之骚扰尤为大害。北京与太原、西安是统领北方防御体系的三大核心，迁都北京后，太宗若要亲征则方便了许多。 以下套用前文的三个维度，分析北京成为首都后带来的战略意义的转化。在此前放一张图，这张图将作为参考贯穿下面三个部分：

（图源《被统治的艺术》一书。卫所制度是明朝的军事制度，以后会在另一本书的笔记中详细讨论，而此处我们可以看到至明末时，卫所主要分布在四大地区：1.山西至辽东的北方防线，用以拱卫京师。2.西南云贵地区，用以防范各族叛乱。3.大运河沿线，保障漕运安全。4.沿海地区，防备倭寇骚扰。）

①经济意义： 作为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带，北京及其周边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满足一个首都的庞大需求。对此，太宗朱棣采取了两个主要措施来弥补这个问题。一个是将江淮富户迁居到北京，增加北京的人口（劳动力），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疏浚运河。通过漕运将南方物资源源不断转移到北方来，这个措施同样具有两面性，尽管皇室北迁带来的物资流动方向的转移或可以促进北方边疆军需补给的供应，但为满足漕运时时通畅而增加的沿途军事卫所、清淤工匠等等损耗，还是为明朝财政增加了一笔巨额支出。因此，黄梨洲会有如下之怨： “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太宗朱棣的儿子仁宗朱高炽也在诏书中表示： “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 太宗的好圣孙宣宗朱瞻基在位时，漕运情况愈来愈差， 宣德五年三月，陈瑄上书：“支运法军民均劳甚善。但民病舍穑往还，不若益耗兑军便。”帝是其议，改为“兑运法”。行之既久，耗亦纳官，失初意矣。 漕运到后来失去了最初以南方财赋供应北京的价值，反倒成为国家财政体系的重大负担。这正是迁都后经济意义上的失败。 ②北京对全国政权的控制： 迁都北京对增强集权带来了不少明显的改进。比如皇帝亲临北方后，对北地军政的掌握力度大大加强了。这就使得其不需要再赋予北方诸藩军政大权了。加之靖难前后的削藩政策，藩王与中央之间的对抗格局基本终结了。 不过孤悬于北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比如对海洋的控制力度大大下降（海洋政策的调整亦不可忽视）对南方士族势力膨胀的限制减弱等等。 总体来说，明朝政治制度也存在着高度集权化的趋势，迁都北京有助于加强其对地方军政的控制。 ③北京的防御条件：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北京成为首都后，整个北方防御系统并未如期整体提升，反而是因为刻意把首都放在防务前线，导致京师防务工作成了北方军事首要任务。如前文卫所分布图所示，原先构筑的西北、正北、东北的三方面体系愈发向北京集中，对西北的控制大大下降。前文摘录《明夷待访录》所列的京师多次受袭更是加剧了军队向京师的集中。京师首要之地的性质不容其存在任何重大隐患，这也导致大量关外卫所回收保护，破坏了北方防御体系原先的平衡性和整体性。后期放弃了东胜、大宁、开平等地，更使得边军的防守空间被压缩到了长城一线，漠南卫所带来的纵深保护荡然无存。

此实乃军事上的一大败笔。敌军倘若突破长城一个关口，便有威胁京师之患，这就使得明军在面临大军压境时，宁愿放弃几个边地州县，也要保障京师的防御实力，从“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这句足以体会到这个隐患了。因此，在黄梨洲眼中，定都北京则成了“以失天下为事”

由此可见迁都北京后，导致明初很多战略上的空间布局被打乱重整，而针对性的调整措施又不足以弥补其改变带来的漏洞。是故，我的观点是，明朝迁都北京的战略意义是失败的。 结语： 上述皆是一家之言。永乐病逝榆木川后，仁宗登基，本欲还都南京，然其早崩，未能实行。宣宗亦有此意，却也英年早逝，最终搁置不易。而仁宣后明祚一蹶不振，再无往日之雄壮，建都北京非是其决定性因素，但实乃重要原因之一。所谓“天子守国门”的虚名并不重要，而一国建都之优劣，必牵连国运之利害，若建都不利，则空余“君王死社稷”的悲剧。 参考文献： 1.《明夷待访录》黄宗羲 2.《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 3.《明太祖朱元璋》商传 4.《朱元璋传》吴晗 5.《朱棣传》商传 6.《明实录•太祖、太宗、仁宗、宣宗》 7.《明史纪事本末》 8.《被统治的艺术》宋怡明（加拿大） 9.《中国历代战争史•明》台湾三军大学 10.《国史大纲（下）》钱穆 11.《明史•世宗本纪》

12.《皇明祖训》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国祚中危，何代无之。安禄山之祸，玄宗幸蜀；吐蕃之难，代宗幸陕；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 　　或曰：“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筮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原文开始></原文结束>1.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傅之子孙，受享无穷。 2.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3.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4.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5.後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於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 6.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7.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8.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9.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10.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 11.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幸进。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古之论述今犹可叹，真乃复使后人而悲后人也！

一、《顾宁人书》 此篇为顾炎武在读完本书后写给黄宗羲的信，信中赞赏了黄宗羲的一些观点，认为“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并且“《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但是并不同意其《建都》，顾先生认为金陵“仅足偏方之业”，真正适合建都的乃是关中。 “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去其时，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在身遭国破的剧痛之后，他们以明朝遗老自居，采取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不约而同地开始探讨国家治乱、民生根本。 二、《题辞》 1662年（清康熙元年），黄宗羲时年五十三岁，开始写作本书，后经大火、搬家等事，在儿子（普遍认为是黄百家）的催促下，于1663年完成此书。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之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即太平盛世与乱世是相间隔的。当时正值明清换代之际，黄宗羲对孟子的话有所怀疑，为何“三代而下有乱无治也？”1661年，黄宗羲精研胡翰的“十二运之说”，完成《易学象数论》一书。他提出二十年后将迎来治世，“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 作者慨叹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希望“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因此，作者希望能如“箕子之见访”，以此书被后世明主采用。 削笔：亦作笔削，意为修改文字。因为古代无纸，书写于竹简木扎之上，遇到讹误，则用刀削去并用笔改正。 三、《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作者以此句开篇，对君主的起源进行推理。他认为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所以“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是为君的标准。 作者对三代之前与三代之后的君主进行对比。三代之后的君主将天下作为自己的私有财物，传给子孙，以图享乐，以天下之利尽归自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图一己之乐。并且，后世之人为争夺皇位，使得民众遭离散与荼毒。所以说“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独夫：指残害万民、众叛亲离，得不到民众拥护的国君。 愿后身世世勿复出帝王家 南朝宋顺帝刘准所言。公元479年，萧道成迫其下诏禅位。“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资治通鉴·齐记一》） 四、《原臣》 "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位君主就能治理好的，所以需要分配给群臣共同承担。因此，君与臣并没有地位贵贱之分，两者是平等的。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天下治乱的标准不是改朝换代，而在于人民是否安乐。所以，桀纣之亡，是治，而秦、元之兴，为乱。如果忽略人民群众的利益，即使能够跟随君主治理天下，无论兴亡，都是有悖于臣道的。治理天下就像抬木头一样，需要君臣齐心协力，方能有所进步。 父子与君臣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而君臣之名是从治理天下之后才有的，尤其强调君臣的师友关系，即“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五、《原法》 作者开篇即言“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在他看来，三代以前授田于民以耕种、桑麻，兴学校以教养等，不是“为一己而立”。而“后人之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夜，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是一家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三代之法不以高低贵贱而有所偏倚，所以“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而后世之君将天下视为自己的财物，对下属不放心，因此对其权力进行制约，所以法律较为严密。 作者还驳斥了一种观点，即“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在他看来，古今法在秦建郡县制和元建行省制时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古代圣王用以经营的法彻底地遭到了破坏。所以唯有恢复古代之法，复井田、封建、学校等，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 法治大于人治是作者所提倡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如果推行坏的法律，会束缚天下人，即使再能干的人，也会受到制约无法施展才能。而古代圣王之法，有法外之意——古圣王的恻隐爱人的精神在其中，不管执政者的才能如何，都不会对天下有害。 六、《置相》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1）丞相之位的废除，使得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古代，君主接见丞相须离开座位迎丞相；但丞相被废之后，只有人臣向君主行礼而君主不用还礼了。这使得皇帝愈加骄纵。 （2）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所以天子不一定贤能，需要依靠贤能的宰相辅助。宰相罢免之后，若有一位君主不贤，对于国家是危险的。 （3）明代的内阁制。作者认为内阁学士不能等同于宰相，其职能只是代替君主批示答复章奏，就像书记员一般。而且宰相罢免之后，权力旁落到宦官手中。 “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在黄宗羲看来，宰相可以用古代圣王之法勉励规劝君主，使得君主有所依从。所以他提出了自己的官制结构。 七、《学校》 “学校，所以养士也。” 黄宗羲认为，学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但“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学校培养人才，培养他们治理天下的能力，从而使得朝廷与民间都充满诗书宽大之气，不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学校可以议论天子的是非，这样办学校的目的才能实现。即兼顾”养士“与培养治理天下的能力。 三代以后，天下的是非标准均出自朝廷，群臣趋炎附势，政务都由平庸无能的官吏把持。而学校已经成为人们追逐权力功名的工具，有才能学术的人往往是”自拔于草野之间“，与学校无关。因此，学校的养士意义已荡然无存。 黄认为，现在的学校不仅不养士，且还能”害士“。因为官方学校功能的丧失，养士的场所转移到了书院。朝廷对书院采取警惕态度，以书院的是为非，以书院之非为是，“朝廷与学校相反”，是故朱子之学被禁，东林书院被毁。东汉有党锢之争，宋有诸生搥鼓，请起李纲伏阙，这是三代的遗风，唯有以此放年保国安民。 八、《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 明朝崇祯皇帝因为科举的弊端，而采取了其他方法，如巴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以得到制度以外的人才。黄宗羲认为这样造成了重视以上六法而轻视科举的影响，是本末倒置。 黄宗羲分析了唐宋取士的制度，认为时文是取士的最大弊端。时文即帖书、墨义等，这样会导致“因循不改，则转相模勒，日趋浮薄，人才终无振起之时。”但是取士不能取消经义，这样会导致学子弃经不学，先王之道会被视为迂阔无用。 作者认为，应当恢复墨义古法，考生为经义写注疏，并且将《五经大全》和汉宋诸儒的学说一一陈列于前，最后再陈述自己的观点，不必拘泥于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