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灵魂之旅》一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新的成果、也是对文革以后中国的文学的最出色、最有深度的批评。他书上评论的张承志、贾平凹、王朔、莫言、史铁生、残雪等十二名作家都在中国文坛上有不少影响力，不仅在日本，也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已出了或多或少的翻译书。邓晓芒对代表中国的这些作家的长篇小说，一篇篇深入透彻地阅读，加以锐利的分析和深刻的思索，成功地抓到了超过每个作家的意图或设想，不期而然在那里显现出来的“中国人灵魂的深层结构”。

(展开全部)

邓晓芒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中国文学上明显地存在着一种长不大的小孩的痼疾和要回归儿童时代与母体的倾向。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一直作为人的理想的是∶不断地超越自己来造成更大、更强、更聪明、更成熟，因而能对抗世界的自我的话, 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 尤其渗透民间的老百姓文化, 与此相反, 将纯情纯洁的“童心”看做人应该回归的最终目标, 秘密地赞美着既小又弱, 无知, 幼稚, 像个小孩子那样的人。但是，邓晓芒指出，就像童话诗人顾城用斧和绳子杀掉夫人那样，在那种小孩子式的纯情后面总是藏有小孩子式的恣肆，霸道，野蛮残忍。

不仅是顾城，而且张贤亮，张承志，贾平凹，张炜，王朔，韩少功等中国的不少男作家都偏爱纯清和无赖。邓晓芒认为藏在其后面的也是永远想依存母亲——自然，集团，传统文化——的幼儿性和精神的脆弱性。一些作家对农村的贫困，无知蒙昧，野蛮暴力的被虐狂式的赞美也好，想将自己变成不说话的一棵树，融进大地母亲和自然怀抱里的愿望也好，生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一个劲儿地想变成集体里不显眼的一部分的努力也好，都出于同一个心理。邓晓芒将莫言的《丰乳肥臀》里那长大以后也永远离不开母亲奶子的主人公代表的那种心理叫做文化恋母情结。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对在邻国沉睡在另一个依存结构里的我们也不是无缘的。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人类只有否定自己、深化自己、发现自我、有产生自我的冲动，才能断奶的话，那么，住在日本的我们也不可能说自己断奶断得比住在中国的人们更干脆。辉煌的现代自我的形象，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大大地画在我们前面。但是，当我们心不在焉，呆呆地看着它的时候，从西方又来了后现代的大波，像消掉一个沙汀上的画那样，将这个连在西方都没有实现过的理想形象都消掉了。

在中国，在日本，恐怕也在西欧，很少人真正地尝试过再次提出已经消逝了的创造理想的自我形象，邓晓芒偏要将它在书中重新提出来。他在中国空前的混乱当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目睹体验不少人间的荒唐和野蛮，和妹妹残雪一样，去重新相信西方现代理想的普遍性，应该有太多的理由吧。他是属于西方哲学里相信人的理性和意志能造成奇迹的最后流派。他热情地诱惑我们再去尝试一次，试试看改造自己、创造自己。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时期，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拒绝它

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的创作者 · · · · · ·

邓晓芒作者

作者简介 · · · · · ·

邓晓芒，男，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1979--1982年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外国哲学，专攻德国哲学，兼及美学、西方现代哲学、中西哲学比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代表作有：《思辩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灵之舞——中西人格》、《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等。译著有：康德的《实用人类学》、《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合译）、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合译）等。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原文摘录 · · · · · ·

　　从表面的思想倾向上说，王朔和张承志似乎是对立的两极，前者是看破红尘后与世俗同流合污、痞，后者是坚持最彻底、最纯洁的道德理想，是极端的纯情。然而从精神实质来看，他们两人却有着原则上的根本的一致，即他们都想完全无保留地使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最底层的民众融为一体。这与“红卫兵精神”、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使一种图腾式的大众崇拜带上了大众固有的痞性。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都具有一种“民粹”意识，它历来主张知识分子要懂得民众的疾苦，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救主。正如当年俄国的“民粹派”到民间去穿草鞋、吃粗粮、干农活一样，“五四青年”到农村去，60年代上山下乡，“文革”的发动群众、忆苦思甜，结果使知识分子不但大众化、平民化了，同时也痞子化了。王朔难道不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模范吗？当代痞子文学只不过是首肯了这一方向，主张要想为民众说话，首先要放下架子，自己成为地道的民众，即最底层的痞话。一切社会都有痞子，但中国的特点是痞成为通行的规则(尽管痞本身意味着无规则、胡来、原始自然)。所以王朔在痞时感到自己真正纯洁，他回归到了自然本性。张承志同样拒斥对这自然本性的一切文雅和教化的提升。　　当代中国人的灵魂挣扎中左冲右突，最后总是回归到了原始和儿童的纯真。人们说，王朔使人感到自己成了动物。真是这样吗？非也！王朔把人的动物性的痞理解为纯情，这无异于一种自欺。人要真感到自己成为了动物，他会有种内心本真的痛苦。王朔却感到怡然自得，超然洒脱，自我欣赏，以为这才是人的真性情，才上升到了老庄和惮悦的境界。这只是一条自造的逃路，他的无出路正在于没有异化感，没有要摆脱非人状态的内在冲动。人们又说，张承志追求的是“清洁的精神”。真是如此么？非也！　　张承志把人和动物之间的生存状态作为精神保持“清洁”的条件，这种精神拒绝和害怕一切文化的发展与成熟，逃避人的生活世界。这是... (查看原文)

慧敏 3赞 2020-05-15 17:43:15

—— 引自第70页
西方基督教凭借其“逻各斯”（理性、语言）这一希腊传统克服了种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阻隔，使自己成为了“世界宗教”。从本质上看，这是因为它的教义中有一个核心内容是“爱”。他们渴望爱，渴望被人理解，因而他们不断地创造语言（逻各斯），不断地写作。不过是他们就有了一部漫长的“心灵史”。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却是以仇恨、复仇和记仇为精神支柱的，他们自己拒绝了世界。所以他们也不屑于学习这个世界的语言：这才是导致他们在今天沉默和失语的内在原因。然而张承志却以为，只要进入“研究对象”，自然而然就能找到表达的语言和方式。“正确的方式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即先信仰，后理解，再表达。只有先做一个虔诚的哲合忍耶战士，才能准确地表达他们共同的、封闭的内心世界。“让我这个作家顺从于一种消逝的无情历程；让我这个学者降伏于一种无形的心灵吧——我终于解决了学问和艺术的根本形式问题。” (查看原文)

慧敏 2赞 2020-05-15 17:37:38

—— 引自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