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ecariat》的原文摘录
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典型特征就是只看眼前。他们发展个人职涯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可能变成一大群无法做长期规画的人。同侪压力可能还会加剧这个问题如果有人不遵守行为规范,就会被孤立。团体间的不成文规则,会让特立独行的人付出沉重代价
网际网络、浏览网络的习惯、文字通讯软件、脸书、推特,或其他社群媒体都会影响大脑(Car2010)。数码生活会伤害长期记忆整合过程。而历代以来,人们所说的智力、理解复杂事物的能力、创造新概念与新想像的能力,都仰赖长期记忆的整合。
数码世界并不重视沉思或反省。它给我们立即性的刺激与满足,让大脑的注意力集中在短期决策与短期反应上面。虽然我们因此获得某些好处,但却牺牲了自己的“文化修养”以及个体的独立性。它让我们远离那个充满各种独立个体、各种不同知识经验、各种不同学习过程的世界,走向一个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是被动建构的产物、人们快速吸收浅薄观点、追求认同而非原创性与创造力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各种花俏的新名词,诸如“持续性局部注意力”( continuouspartial attention)或者“认知障碍”( cognitive deficits)。 (查看原文 )
到了一九七O年代,傅柯以全景敞视作为譬喻,讲述社会如何制造“温驯的身体”( docilebodies)。边沁相信医院、精神病院、学校、工厂、济贫院,甚至所有社会机构都可以套用他的全景敞视概念。而如今世界各国也的确都接受了这个概念,甚至不经意地衍伸出了二十一世纪的公司城镇( company town)。深圳就是目前最糟糕的案例,这个城市布满了闭路监视器,监视六百万劳工的一举一动,并以美军研发的科技为基础,建置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资料库,监控每位劳工的行为与人格特质。正如社会科学家讨论生产系统与员工控管时会提到“福特模式”与“丰田模式”( Toyotism)一样,这种做法也可以称为“深圳模式”(Shenzhenism)。“深圳模式”利用画面监控、“资料监控”( dataveillance)以及行为上的诱因与惩罚,筛选出社会中的不良分子以及服从规训的劳工,同时诱导劳工的思想与行为,使其符合当权者的期待。 (查看原文 )
对我们而言,所谓朝不保夕者,就是缺乏下表列出的七种劳动相关安全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者、工党和工会为包含这些要件的“产业公民权”(industrial citizenship) 摇旗呐喊,认为工人阶级或工业无产阶级都应该享有这些权利。虽然并非所有朝不保夕者都重视这七种安全,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处境都很糟。
表 产业公民权包含的七种劳动安全
劳动力市场安全 (Labour market security):工人获取收入的适当机会。在宏观意义上,这代表着政府对“充分就业”的承诺。
雇佣安全 (Employment security):保障工人不受任意解雇、任意增减雇员影响的规章,对不遵守规定的雇主的罚款,等等。
岗位安全 (Job security):在就业中保有特定优势的能力和机会,防止技能贬值的屏障,以及地位和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工作安全 (Work security):防止职场意外与疾病的方式,比如,安全规程和健康保护规定、工作时间限制、加班时长限制、女性夜间工作规定,以及职灾补偿等。
技能再生产的安全(Skill reproduction security):工人获得技能的机会,例如学徒制度、就业培训等。 此外也意味着运用职业能力的机会。
收入安全 (Income security):工人拥有足够稳定收入的保障,比如,通过设立最低工资机制,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工资,提供综合性社会保障,推行累进税制,来减少不平等和补贴低收入群体。
代表性安全 (Representation security):在劳动力市场拥有集体协商权,比如,组建有罢工权利的独立工会。 (查看原文 )
我们也可以从“过程”(process)的角度来看待朝不保夕者,也就是人们是如何被“不稳定化”(precariatised)的。这个拗口的词和“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sed)有点类似,后者描述的是促使19世纪工人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稳定化”意味着,人们受生活压力和经历影响而沦为朝不保夕者,无法通过工作或生活方式来获得稳定身份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白领领薪阶级也正在向朝不保夕者靠拢。日本众所周知的“工薪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 20 世纪的劳动者 (一辈子都在为同一家企业效力) 是高度家长式的劳工主义职场文化产物,这种模式一直盛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本(和其他国家),工薪族很容易活在这种亮丽的笼子里,从而被笼子锁住。但即便是镀金的笼子也会褪色,而极高的雇佣安全性让外面的世界变成令人恐惧的地带。这正是在日本和其他采用类似模式的东亚国家所发生的情况。从公司或组织掉队,就会成为一个扎眼的失败象征,让人颜面扫地,在这种状态下,员工很容易就放弃追求个人发展,转而钻营办公室政治,比如讨好上级,变得机会主义。
这种职场文化在日本达到了极致。公司成了一种假想的家庭,雇佣关系因此变成了“亲‘契’关系”(kintractship) ,这种关系下,雇主“收养”了员工,他们想要一种近乎“回 礼”的关系作为回报,比如员工的低眉顺眼、“尽孝道”和数十年的高强度劳动。结果培育出了一种加班文化,以及由加班引发的“过劳死”现象 (Mouer and Kawanishi, 2005)。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日本劳动力中白领领薪阶级的比例急剧下降。那些还有饭碗的老员工岌岌可危,不少人也正在被年轻人和缺乏雇佣安全的女性取代。朝不保夕者正在取代白领领薪阶级,自杀率和社会病态率的激增揭示了他们的痛苦。 (查看原文 )
大多数人将被“向下”挤压到不需要高等教育文凭的工作中。这让他们在情感上受到了伤害和侮辱。还有人告诉他们,在“大材小用”的工作中既要尽心尽力,也要开心快乐,更要忠心耿耿,而且必须偿还因相信文凭能保证获得高收入工作而欠下的学业贷款。 (查看原文 )
古往今来,人们一直相信教育是一种解放、质疑、颠覆的力量,能够帮助人类大脑发展全新的能力。启蒙的本质乃是:人可以通过博学慎思来塑造世界,完善自己。在市场社会中,这个功能却被边缘化了。
……其理念就是加工商品,也就是“文凭”和“毕业生”。 (查看原文 )
此外,大学还教授另类疗法。理查德·汤姆金斯(Richard Tomkins,2009)列举了42所大学提供的84门课程,涉及的学科包括反射疗法、芳香疗法、针刺疗法和草药医学,其中51门课程颁发理学学士学位。这简直是在“赋昧”(Endarkenment),将理性主义启蒙思想抛在一边,回归与宗教和迷信有关的情绪性思考方式。在缺乏医学实证的情况下,这种另类疗法的拥趸只能借病人之口来为自己正名。因为这种治疗都有一种安慰剂效应,只要你相信它有效,它就有效。
高等教育成为商品,让很多非理性的东西合法化。只要市场有需求、消费者愿意出钱购买,大学就可以开设任何课程。任何人都能去上一门发售文凭的野鸡课程,“因为你值得拥有”,意思是,“因为你父母付得起钱,我们能给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课程内容在人类代代相传的知识中是科学有效的”。 (查看原文 )
总的来说,年轻人在多种愿望之间左右为难,花费多年时间学习拿到了文凭,总想从事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来实现抱负,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们需要收入。这就是第二个“不稳定劳动陷阱”。需要生活和还债,有的人就得从事临时工作,但这样可能不利于职业发展;有的人则选择咬牙挺住,不随便将就。结果,那些拒绝从事没有发展性的临时工作的学生,就会被贴上懒惰鬼和寄生虫的标签。那些接受工作的学生,人生则开始走下坡路。 (查看原文 )
他们的劳动是工具性的(为了糊口的工具)、机会主义的(出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而且是不稳定的(没有保障)。
如果我们讨论人民可以拥有哪些权利,这个概念就能进一步衍伸:人民可以拥有公民权(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不受犯罪行为或身体伤害的权利)、文化权(平等享受文化的权利、参与社群文化生活的权利)、社会权(平等使用社会保障的权利,例如退休金与医疗保险)、经济权(平等进行营利活动的权利)、政治权(平等投票、竞选公职、参与社群政治生活的权利)。目前缺少上述一种以上权利的人越来越多,无论住在哪里,他们都只能算是“外来居民”,而非真正的公民。同样地,这个概念也能用来讨论职场生活。企业中既有公民,也有各种不同的外来居民。我们可以把白领上班族当成企业中的公民,他们多多少少拥有一些隐性投票权,可以影响公司的某些决策与做法。股东与老板虽然可以使用显性投票权直接决定公司策略,但也会不成文地接受这些白领员工的意见。但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包括临时工、零工、经济依赖型的承揽劳动者(定义见p. 57注译)等等,则都属于外来居民,几乎不具备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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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无产阶级除了缺乏劳动安全以及社会性收入的安全,同时也缺乏基于工作的认同。他们的职位没有生涯发展性,也没有传承社会记忆(socialmemory)。他们没有一种处于职业社群的感觉,这种感觉源于稳定不变的做事方法、职业伦理、行为规范、同业之间的互助合作以及同侪情谊。
不稳定无产阶级不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团结的劳工社群。这让他们在决定目标时,出现更强烈的疏离感与工具性质 (查看原文 )
数字化的世界并不尊重沉思成反思;它能带来即时的刺激和满足,迫使大脑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短期决策和反应上。虽然这的确有些好处,但却牺牲了“识字的头脑”和个体独立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知识、经验和学问的社会已经回不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是被社会建构的,人们快速吸收浅薄的观点,追求群体认同而非原创性与创造力的社会。时髦的新词比比皆是,比如“持续性局部注意力”(continuous partial attention) 或者“认知缺陷”(cognitive deficits)。
这似乎有些夸张,但越来越难否认人们的心理、情感、行为的变化正在发生,而且与“不稳定化”的蔓延如出一辙。数字信息不断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造成了持续的冲击,让“识字的头脑”岌岌可危。“识字的头脑”追求在“百无聊赖”的时光中审慎思考,敬畏静默独处,重视三省吾身,以及能够系统地连接过去、现在和想象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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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的年轻人现在也在加人实习工作的市场。有人建议这些申请实习的人要说自己正在跳出舒适圈、得求事业上的改变,或是为了学点东西、而不要自陈失业、无事可做。 (查看原文 )
朝不保夕者经历着四个"A": 愤怒、失范、焦虑和异化。 (查看原文 )
几代人以来,尽管公务员的工资从未达到过私营商业部门的超高标准,但公务员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即便有时会有职位变动,但仍然拥有依据标准发放的养老金和医保,等等。但当公务员们执行着上级的指示,将私营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富有弹性之时,他们所特有的安全性和社会其余部门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公共部门本身也迟早要成为弹性改革的主要目标。 (查看原文 )
(评分系统)会伤害专业技术人员,并将他们推向朝不保夕者的道路。面对这种情况,专业技术人员何必冒着被人在网上羞辱的风险,认认真真做事呢?索性就取悦“客户”吧!这种做法营造出一种人人拥有权力的假象,却牺牲了了责任感和专业操守。很快,我们将迈入一个人人都能为其他人打分的互相监控的时代。 (查看原文 )
如果你的境况风雨飘摇,不断在就业与失业间摇摆,下顿饭钱还不知在哪,下个月睡哪也还没有着落,那么你感觉到焦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既然焦虑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为什么还要让人接受昂贵的医学治疗?这种治疗可能会将焦虑进一步恶化为抑郁。……如果让失业者自己选择,一边是八个疗程的认知行为治疗,另一边是直接将治疗的花销折成现金发给他们,大多数人会如何选择?问题是,"选择的结构"并不会允许失业者自己做出选择。
……
心理治疗本身并没有错。值得怀疑的是,它被国家当作社会政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圆形监狱”国家将这个工具用得得心应手,创造“温驯的心灵”,扼杀各种离经叛道的想法,比如有的失业者会拒绝接受卑微的、地位低下的不稳定工作。但这种想法并不被社会接受。然而,只有允许人们拒绝从事这些工作,雇主才会被迫改善这些工作的条件和待遇,才会因为这些工作不值得人类付出努力而设法消灭它。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