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五记

过去所写有关南京的文字编在一起，重看一过，长长短短也有了四五十篇，作者都不免觉得有些奇怪。作者在南京只住过一个很短的时期，又曾来往路过若干次，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不知为何，竟对这个城市表现了一种并不一般的感情。

这里所收最早的一篇是写于一九四二年冬的《白门秋柳》。一个年轻的学生，亡命远行，路过已经成为敌寇铁蹄下汪伪政权“首都”的地方，自然不能不激发一个中国人必然会有的感情。四年以后，作者成了一个记者，又在这里住了虽然短暂但很不平凡的一段日子。那是劫后的年代，作者所看到的是满目疮痍，民生凋蔽。这“劫”是双重的，敌伪的劫掠与“新贵”的劫收。还看到的是英勇战斗与荒淫无耻的鲜明比照。一九四九年秋，又有一次短暂的访问，汜下过南京人民迎接解放的欢欣。三十年后重来，则已在十年动乱之后了。时代不同了，社会性质不同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又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以后，重新起步向前。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整理被破坏、蹂躏的基址。人们的心情是兴奋的同时也是沉重的。这一切，作者也看到了。

这一切，当然也都是历史。

在这一束文字里，作者常常说起过去时代发生在这地方的许多历史故事，似乎充满了“怀古”的气息。作者想，南京这地方真是浸透了历史的气氛的，一个诗人来到这里，决不愁缺乏吟咏的题材。如果把过去中国诗人有关金陵的诗篇抄撮起来，那将成为一部可惊的巨帙。不过作者总忘不了明末清初阳曲傅青主写的一首诗，题目是《金陵不怀古》。那起头的两句说：“甚是金陵古，诗人乱有怀。”真是大喝一声，值得一切喜欢发思古幽情的人警醒。当然傅青主并非无原则的一律反对“怀古”，他反对的是那些“肉髀愁不鼓，伧父过秦淮”的“雅人”。

中国的古都自然不只南京一处。长安、洛阳、开封、北京都曾是历史上的名都。可是没有哪一处像南京，这简直是一座无比的历史博物馆。南京建都的年代，断断续续前后也不过三百

多年，也算不得最长。但朝代递嬗多，社会变化巨烈。特别是常常与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特色则是其他一些古都所少有的。六朝都是偏安的局面，南唐、南明则是更为可怜而短促的偏安朝代。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也只十多年。在这些短促的朝代里，留下了许多遗迹，为诗人所注意。诗人最好的作品总是说出了人民的感情意愿的。虽然时移世换，一些旧有的矛盾已不复存在，但作为历史，作为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形成的细胞，它的影响也还是久久不灭的。

散文方面的情形好像也差不多。《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都不是通常的风土志；《洛阳伽蓝记》、《板桥杂记》也不是记寺庙伎寮的专书。它们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发扦的也儿旷是类似的感情。这不像西安，虽然汉唐最后也无例外地覆灭了。但留下的是《三辅黄图》、《西京杂记》，叙述着开 国的规模，豪门的故事，不见半点凄清衰飒的影子。其中消息，足值得寻思的。这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可以注意的现象。

有许多古代诗人的名篇常常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他们用的是极为精炼的语言，表现的是非常复杂深远的意境，往往不是使用了更多文字的散文所能做到的。作者常常思索隐蔽在这中间的奥秘，发现在声律、色泽、动作、音响……这些因素之外，诗人还有更为重要的手段。他们挑动读者的心弦，打开记忆的窗门，调动民族的、历史的感情力量来帮助增强诗的感染力。可以举刘禹锡著名的《金陵五题》和韦庄的《台城》作例。这两位中晚唐诗人不但与封建社会一切写金陵怀古诗的诗人在情感上相通，简直就是他们的代表。除了明末诗人所表现的民族感情以外，一千年中几乎没有增加什么新的思想内容。他们的作品都是为旧时代、旧王朝唱出的挽歌。

刘禹锡在《乌衣巷》一诗中，在三处地方具体写了“朱雀桥”、“乌衣巷”和“王谢堂前”；韦庄在《台城》诗中写的是“六朝”、“台城”和“（长江）”。此外就都是自然的景物，野花、夕阳、燕子和雨、鸟、柳树、长堤。这一切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在诗人的安排运用下，它们释放出的则是难以想象的力，撼动着读者的心。其强烈程度则依读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思想情感、文化教养而各有不同。这很有些像原子能的释放，但其触发与制约却更为奇妙而灵活，这不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能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