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后门的教室

这一节《关于中国村庄与中国文明》的题目非常巨大。。 我们研究城市、研究建筑的人为何关注村庄？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不成问题，现实是你不得不去关注。多少村庄正在或者已经变成庞大的工地、异质的景观、游离的家园。。当我们面对村庄时，即将在曾经的村庄进行实践时，除了白纸黑字的规范、指标，除了面目模糊的google地图，除了杯中温度过高的豪言壮语。。村庄的日常性、村庄与土地的关系、村庄与村庄的关系、村庄的仪式、村庄的默然往事，等等，我们如何去贴近、聆听乃至作出适当的回应？进而，“以村落为视角来看待人类和社会、社会本性、中国人的特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或“研究村庄都是为了超越村庄，为了实现一种学者的现代性企图”，又或者“迫使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学’，迫使我们对‘村庄’这个特殊的概念如何与我们的现代性结合起来作出思考”。前者是对我们工作实用性的批判，后者是对学科自身的进一步反省。 作者在“研究村庄的角度”一节中提及纵向的研究，即历时性的考察村庄与国家的关系的延边，涉及了祭祀的形成、礼仪与等级的建立、空间的层级化等等；横向的研究，即村落与村落的关系、村落与宗教、仪式的整体建构关系等等；观念的研究。 虽然作者谈论的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但每每感觉到这些反思、批判、建构，都在对我们踏足村落实践有着提醒、警惕的作用，进而慎之又慎。。

在书的第二篇，题目为《现代性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我的阅读感受是，作者通过对“现代性”在各个领域、层面——政治、社会、知识、身份等等——的回溯分析，为我们厘清了现代性的一些概念。 在谈“现代性”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一词一直为我们所熟悉，在国内的显然带着强烈的政治、经济气息。“现代化”起初意味着西方“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显然，这种以技术、经济为导向的转型诱因，在表面上看是中性的，但它带来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同一化、简单化却往往会受到来自传统内部的抵制，尤其是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语境。“现代化”显得过度的技术乐观主义了。 由此作者提到了“现代性”作为对“现代化”一语的批判而出现。“现代性”呈现了作为现代普遍生活方式的种种困境。如社会制度，现代社会打破了“暴政”，却创造了更为复杂的监视方式，作者引用福柯的分析，现代社会一方面发展了监控的手段，另一方面亦推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自我监控与自觉“完善”。如国家体系，现代国家清晰明确的“疆界”，不但实现的权力的划分，也强化的内部公民的意识与身份，自我认同与社会凝聚力，在宗教式微的年代，民族、国家成为了一种特殊的“信仰”，并且把个体完全奉献其中。再如日常生活，现代社会空间逐渐地等级化与常规化，意味着个体的日常生活、追求目标、评判标准等等均被“规训”化了。 在我们一再歌颂现代生活的多元化、自由化等美好愿景时，作者略带阴郁的分析带给我们更多反思。现代社会带给我们是更多的个体解放，还是满溢的平庸的欢乐、狂欢？正如作者追问何谓“幸福”，“没有答案，只有疑问”。。

第一篇题目是“没有后门的教室”，作为一个比喻，在于说明空间（教室）、知识、权力限制（门）的关系。学生处于教室之中，而教室没有后门，说明学生的非正式的出入被拒绝，学生必须被接收知识的教育，进出唯一的前门必然收到其他人的监视。用这个比喻，引证福柯、边沁等所描述过的空间的规训（比如圆形监狱），同时引申到这种空间模式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隐匿的模型，即国家与个人、行政与知识等之间的一种规训与被规训的紧张关系。由此，作者开始反思我们的时代特征、时代精神，并对之一一进行反思与批判。第一个是我们常说的市场经济的时代，消费主义的时代。它为我们带来的巨大的物质丰富，各种各样的欲望的满足感。作者考察了这种对物质生活享受的“幸福”感的历史痕迹。一种幸福固然是我们欲望满足的感受。一种则是对于“幸福”概念的幸福感，类似与“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道德上的幸福，亦意味着对现实痛苦的压抑，作者举例说就像中世纪的教堂，建造巨大的崇高的空间，一方面对人产生巨大的压抑，一方面又以对崇高的天国的幸福的追求来克制对现世痛苦生活的不满。这有点像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描述过的一个情景，卡莲娜被美国的一位议员带领参观，在公园里看到几个小孩在玩耍，议员饱含感情的说，他们多么幸福！而卡莲娜暗想，几个小孩可能在他们转身之后就开始打架了。由此可见这种幸福感是被塑造的。而现代社会的思想解放正在于他开始提倡个人的解放、个人精神的满足。然而这种解放却又是与现代社会成熟的社会架构对个人的限定自相矛盾的。接着第二点就引申到对现代社会的典型架构（民族国家）与个人精神关系讨论上。“现代性是一个为了人的幸福而建立起来的体系。但是，落入现代性里头的个人在生存中越来越感到无力”。（P14）“现代主义的思想，人身的自我解放成为合理合法的追求……然而，现代主义的制度，迫使人们在追求自我解放的同时，将自我纳入到微妙的自我监视体系中”。（P15）前半句较为容易理解，现代社会打破了宗教、皇权对人的思想、人身自由的舒服，故而是一种解放。后半句，人的自我是如何“纳入到微妙的自我监视体系中”？作者解释道，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个人可以如此紧密地结合在国家的命运中”（P16），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爱国主义、为国牺牲。个人与国家进一步的形成“交换的机制”，比如赋税、暴力机器、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在此基础上，作者继续延伸开篇的话题，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反映在我们的知识生产之中？“在民族国家时代，学科分化完全是与政府部门分化相对应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会流行‘知识实用主义’，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知识已从一种高贵的叙事转化为一种政府部门化的附属品，而这个转化也是民族国家带来的”。（P20）这点让我想到赖德霖在考察中国现代建筑制度的形成，包括了政府的专业部门形成、大学的专业学科设置等条件，这些都是并行的。日本建筑历史学家藤森照信在讨论日本现代建筑的形成时，也把政府部门与大学（工部大学建筑部）的设立作为一个制度的参考标准。回到书中，作者通过上述国家与个人、行政与知识的关系的考察，概括出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所处的困境，即“容易变成文学家说的‘知道分子’”，我想，通俗地说，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批判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专家”，他们的发言被认为是束缚在各自的学科内，或过分宏观以致脱离大众，或过分微观以致不知所云，其因由或在于此，学科的封闭、专业的细分、领域的区限导致思维的局限。也由此，作者呼吁一种跨界的、更具包容性的、“天下的”的观念。在我理解中，这种跨越的观念应该是一种背景声音，它为专业精神与普世关怀建立了一种联系的通道，也为知识、专业的更新、发展带来更有综合性、复杂性的启发。2011.3.13.